1958年9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9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在全国迅速形成。
我和我们那一代人，都殷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尽快繁荣富强起来。正因为如此，才会那样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但事与愿违，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非但没能改变落后面貌，反而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左”倾错误泛滥开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1958年10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中，昌图县三江口人民公社成立。我担任了三江口人民公社第一任党委书记，亲历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全过程。
一、吐“豪言壮语”，在狂热气氛中宣布三江口人民公社成立
1958年10月1日，由昌图县海丰乡、古力革乡、付家乡、太民乡、三江口镇这些经济条件不同、收入水平殊异的5个乡镇20多个村合并组成的三江口人民公社成立大会隆重召开。人民公社成立那天，三江口街内国旗飘扬，彩旗林立。在通往东西南北的镇口上，搭起以松枝彩带为主的彩门，街道两侧的墙壁上，画有类似神话、幻想的红红绿绿的宣传画：花生壳大如船，南瓜大如筐，玉米棒粗如椽，羊比猪还大，肥猪似大象……那一天，人流似潮车流似潮，人们穿上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涌入三江口。满怀对人民公社的憧憬与喜悦，参加三江口历史上空前的盛会。
大会会场设于沙丘之旁、绿林之间，在锣鼓声中，在欢呼声中，鞭炮齐鸣，五十多台（套）的拖拉机驶入会场。主席台下摆放着拦东辽河水出平湖、多台抽水机在抽水作业水花高扬、正在建设中的太民水库和发电站的示意图以及开20里长渠种千亩水稻的示意沙盘，向人们展示着政社合一、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
在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我讲了话，那时的我充满着激情，口中新词不断。我讲人民公社是金桥；讲共产主义是人们觉悟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讲共产主义社会是按需分配，而不再是按劳分配，到那时农民的生活比苏联老大哥的今天生活还要好。当社员们询问苏联老大哥农民今天的生活啥样？之前，我曾陪同中国农民访问苏联代表团团员、省劳动模范双辽县齐宝恩同志在昌图县作过19场访苏报告，我就把齐宝恩报告中讲的苏联集体农庄种地不用牛，用拖拉机；集体农庄庄员点灯不用油，用电灯；集体农庄庄员吃面包喝牛奶；住砖瓦房有小汽车，有电话、电冰箱。我告诉社员，我们也有拖拉机能搞翻地、耙地、压地，不久就能收割，能种地。我们能拦东辽河种水稻，修太民水库，能发电，能养万尾鱼，吃大米饭炖大鱼，不久可以点电灯，村村通电话。我们要植树造林锁住风沙气死风婆，我们要搞水利化气死龙王。我们种好田夺高产争取大丰收，我们生活会更美好的……
大会在狂热、欢呼、向往中落下大幕，给人们以欢乐、欣慰、鼓舞，人们对人民公社充满发自内心的憧憬与希望。我在会上讲了许多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当时有一首诗歌“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路一条。”我真心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座金桥，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二、三江口人民公社的大干、大办和大跃进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一大二公”，既是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天真地认为，我们正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1959年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公社。”我在党旗下宣过誓，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读过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列主义的书，在思想认识上也知道共产主义是遥远将来的事情，是我和我们那一代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热烈气氛下，我的头脑也发热了，开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大跃进”了。
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在这也大干那也大干的要求下，在唯恐落后被“拔白旗”的氛围里，三江口人民公社制定了八项“大干”，加之后来增加的两项，就成了十项“大干”：在国家与省、市支持下，在建好拦东辽河大闸的基础上，修二十里长渠，种千亩水稻；借全县之力拦招苏台河，建太民水库和发电站，养十万尾鱼；大干100天，村村通电话；建农业中学、招半工半读学生120名；以现有50台（套）拖拉机为基础，建三江口、付家屯拖拉机站，实现翻、耙、压地机械化和部分农作物种植机械化；在沈阳市五三厂、省林土研究所支援下，扩建机械厂、磨米厂、油厂、酒厂、木工厂和土化肥厂；1959年底，各生产队要建成生产队部，仓库，场院，牛、羊、猪饲养所；为了防风防沙保护农田，绿化家乡，每年要以“三犁埋干”的方法，全社造林1000亩；按县委指示组成民兵连，参加全县大炼钢铁；各生产队要大办社员公共食堂、托儿所，公社要办敬老院。
此外，还有些来自省、市、县提出的单项大干大办，什么农用大车限期滚珠轴承化、深翻地要绳索牵引化、作物种植区域化。要办千只鸡场、百头猪场和名目繁多的这化那化。当时，市、县委指示的要坚决办，公社党委安排的要照办，上级检查团提出的要快办。各项任务不分轻重缓急，都要齐头并进，都是板上钉钉的任务。当时有句流行的话语：社会主义制度加大搞群众运动，无往而不胜。什么事情都要大搞群众运动，都要报捷、报喜。各项工作没有主次都要鼓干劲争上游。社员、干部都是白天大干，晚间提灯夜战，夜以继日哈大腰流大汗，不怕苦不怕累，热火朝天的行动起来。
三、关于三年困难时期
当三江口人民公社在大干大办“大跃进”之际，1960年夹着春荒降临了，开始了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的成因，是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反“右”倾以后继续“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这困难、那困难，最大的困难集中在缺粮这个焦点上，城乡粮食供应普遍紧张。
1958年那年获得农业大丰收。1959年三江口人民公社的实际是春季大风侵袭，禾苗出的不全、不齐、不壮。夏季个别生产队夜盗虫大面积发生，一些地块一夜之间被吃光吃净，加之东辽河水长时间超警戒水位运行，为保证辽河不决口，为“保钢铁元帅升帐”，为确保太民水库按期完工，青壮劳力都去了“大跃进”的第一线，农业生产劳力大减，劳动质量降低。正如彭德怀元帅所讲“青壮去炼铁，收禾童与姑”。全社大面积出现草荒，老百姓说，远看绿油油，近看没垄沟，苗在草里头。全公社只有姜家等三、四个大队，做到铲蹚三遍，地里无草，这在当时成了奇迹。秋收时，提倡割、翻、耙、压，连续作业，把落地粮、玉米棒都翻于地下，遗失率之高，损失粮食之多，令人心痛。省、市（县）为保证城市居民口粮供应，又征了过头粮。大办公共食堂时又超定量标准，寅吃卯粮，这就造成了粮荒，形成了危机。
为了战胜荒年，为了吃饱肚子，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应对措施，上下同心协力，千方百计，大量进口伊拉克大枣，进口食糖，返回一些粮食和糠麸……初春时社员群众成群结队，在刚刚化冻的土地里，寻找遗失的落地粮，挖野菜、捡菜叶，挖刨遗失在地里的土豆、地瓜。公社、生产队对五保户、病号户安排劳力挖野菜保证供应。还安排了一定耕地种植小麦、土豆、地瓜、瓜菜等早熟作物。把种子发给社员，种在房前屋后，到林边、地角开镐头荒。当时上上下下闹饥荒，记得我去省委参加四级干部会议，与会者能吃到两块不大的糠麸饼加一块咸菜，喝到一碗有几片菜叶的汤就觉得十分满足。
为让群众识别野菜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们不仅组织交流经验，还组织公社卫生所医生一边看病一边到田间、地头，教群众识别。虽未因饥荒增加死亡，但社员误食有毒野菜的事情经常发生。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许多人患了浮肿病。
1960年春节前，为了保证全社家家户户春节都能吃上一顿有白面、有肉、有菜的饺子，三江口人民公社党委开了多次会议，结论是决不能让群众过年吃不上一顿饺子成为千古话柄，留下千古恨。为此，公社党委瞒上不欺下，以狼咬死散牛、散羊为借口，宰杀了一些老弱病畜和与粮库共同饲养的“千斤猪”，按人头造册登记，按手印并签字，社队干部集体到场并签字才能发放。除夕夜，公社三级干部混编，挨门逐户巡查落实情况。是夜，全公社很少鞭炮声和年俗活动，但家家户户吃上了饺子。
四、关于基本核算单位，大办公共食堂和反“五风”问题
先谈谈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是人民公社体制存在各种弊端的渊薮。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还是生产大队，或是人民公社。这件事自人民公社建立之日起，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议不休，直到毛主席给生产队长一封信才一锤子定音。毛主席指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如果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就确定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可能不犯大刮“共产风”或减少生产队与生产队，生产大队与生产大队之间的贫富拉平和高积累以及义务工过多的“一平二调”的错误。我和一些曾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位的同志，就不会被称为喜欢“一小二私”的另类人物。
其次，讲讲“五风”。自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为止，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刮起一股强烈的危害极大的“五风”。
“大跃进”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共产风”的形成是“将原来几十甚至上百个经济条件不同，收入水平殊异的合作社并到一起，其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公共财产全部转归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和分配，被认为是扩大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规模；将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牲畜、林木、生产工具等收归集体所有，被认为是消除了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将国营商业、粮食、银行等部门在基层的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经营，被认为是在集体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以上几种所谓扩大和提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做法，由于头脑发热，迅猛发展起来，形成一股“共产风”，即由集体共了个人的产，穷社共了富社的产，公社共了国家的产。此外，为了大炼钢铁和其他各种大办，上级政府和人民公社还大量无偿地征用生产队的土地、调用物资和劳动力，甚至直接调用社员房屋、农具和家具。
人民公社凭借政社合一的行政权力，搞贫富拉平，积累过多，义务劳动太多。对生产大队、生产队、社员进行“一平二调三收款”。平调各大队、生产队的劳动力、土地、林木、粮食、房屋、大型生产工具，收回社员自留地，社员饲养的牛、猪、羊。三江口人民公社在大办公共食堂、福利大院、农业中学，村村通电话，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大炼钢铁以及县在三江口公社修太民水库，砍伐林木近200多立方米，拆毁房屋近百间，平调社员牛、羊数百头。无偿平调劳动力近万人次，这些问题在纠正“五风”中先后得到解决和处理。“共产风”不仅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而且让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了误解，伤害了一批干部和基层组织，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党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矢志为这一远大目标奋斗的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应当永远铭记当年搞人民公社化而刮“共产风”的惨痛教训，应当真正认清历史发展规律，真正认清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漫长历程和必由之路。
也许是因为新中国建立后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所感染与鼓舞，也许是因为把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估计得太容易了，也许是因为天真地相信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也许是我们太幼稚，只低头拉车，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缺少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品格，只有一颗报党恩、报人民之恩的心，对“组织起来共同富裕普遍繁荣”求之太急。做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实现共产主义最终奋斗目标，是天经地义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的愿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在理论上、认识上不能真正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区别是什么，社会主义要经过哪些历史阶段，那就不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至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在那个时期也是避不开躲不了的，在各种“大办”中，高指标、放“卫星”、限时间、一刀切、一律化，有的县社领导同志搞什么田间运动会、锄地打冲锋，修水库吹号搞竞赛等，就三江口人民公社整体而言也是比较严重，但反映在每个共产党员干部身上则有所不同，这则取决于每位同志的党性修养和自律了。
再讲讲大办公共食堂和收回自留地问题。人民公社建立之初曾推行供给制与按劳分配相结合，提倡“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有的人民公社提出几个或许多个“不要钱”的口号。
三江口人民公社是坚持以公社所在地命名的公社，也是建社之初未曾宣布大办食堂和提出几个或是许多个“不要钱”的公社。三江口公社的大办公共食堂，是在中共沈阳市委在康平县召开的全市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之后。在那次会议上，沈阳市委提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扛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阶级斗争的高度”。食堂是方向，解散食堂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江口人民公社是根据市委那次会议布置的限期大办食堂和收回自留地的要求后才大办起来的。大办公共食堂就得选择大院，就要拆并房屋，使食堂与灶房连接起来，就要调许多劳动力进食堂。在公共食堂吃饭不分大人小孩、劳动力和非劳动力，干活和不干活都一样吃饭，都吃一样饭，损失浪费不心疼。造成寅吃卯粮，人占畜料，瞒产私吃，真正成了吃大锅饭，大锅饭大家吃。社员普遍反映，“工分再不是小命根，分分再不是粮食堆儿。”“累了一身汗，公共食堂去吃饭，分配不给钱，农活没人愿意干。”
在把收回社员自留地视为切断与私有制最后联系的错误观点支配下，收回社员自留地实际上切断了自留地种蔬菜自种自足吃一年，切断了社员家庭副业，切断了社员养猪、牛、羊、鸡、鹅的进财之路。社员拥有自留地时盛赞，“养母猪是银行，没有零花钱养鸡鸭，养牛养猪卖国家发自家。”收回自留地严重地打击了社员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毁掉了“组织起来共同富裕普遍繁荣”的方针政策，致使社员在思想上行动上对社会主义产生极大误解。
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亲自调查后，发现“食堂成为发展生产障碍，成了干群关系中的疙瘩，降低工分值、减少社员收入，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刘少奇同志指出的“食堂情况以前我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动力，解放妇女等。可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舀米，一个食堂占三分之一劳动力。”发现“食堂或成为发展生产障碍，它同工分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才明确指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纠正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广泛流行的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否定了1959年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提出的“供给与分配给社员的做到各占一半”为宜的错误主张。
五、我还想说的几句话
1962年春节刚过，沈阳市委、昌图县委的工作队分别进驻全县14个人民公社。沈阳市一位副市长带领沈阳市委工作队来到三江口公社。市工作队来后，宣称三江口公社存在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集团。不久，工作队长在大会上宣布：三江口公社建立后发展的党员有30%的不纯，党支部有30%的不纯，三江口公社是全市全县“五风”刮得最严重、生产力破坏最严重的公社。三江口公社反党集团是以王水为首，姜××（副书记）、梁××（副书记）、任××（党办主任）为核心，爪牙遍及各生产队。这个反党集团，贪污腐化，阶级路线不清，他们和“地富反坏右”穿一条裤子，坐一条板凳，重用坏人，罪行累累。自今天起撤销他们的职务，进行反省。随后将我弟弟从空军复员，把我爱人清除出教育队伍，撤销孩子们少年先锋队长，并说我家是冬穿皮夏穿纱，大米白面酒肉臭，我贪污的粮票用秤称有20斤之重……
我们忍无可忍，怒发冲冠。写信给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焦若愚，焦书记派市委组织部长李欣带领工作人员来三江口公社进行调查核实。我们实事求是、忠诚老实地谈了情况，我们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并提出那位副市长召集县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令三长批捕是违法的。李欣经过调查回沈阳市前向我们说：一定如实向焦书记汇报。她个人态度是运动尚在进行，工作队的责任是弄清事实。所谓的“两个30%”和某些问题均不清楚，不能定性。二十天后，省纪委通知我去，我实事求是地讲述了三江口公社在这场运动中发生的重大问题和我的看法，同时回答了省纪委领导提出的几个问题。谈话结束离开沈阳，省纪委派人派车送我去火车站。途中，省纪委白处长告诉我，省纪委领导班子认为，就目前情况而论，三江口公社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内纪律问题，市工作队应负责到底。并说省纪委、市委、县委会正确对待与处理三江口公社问题。我怀着最大的安慰和自信，高兴地返回三江口公社。
运动后期，县委安排我去中共昌图县八面城工作委员会工作，不久调任沈阳市农业局人民公社管理处副处长。我在三江口公社工作不足1000天，市工作队查我300多天，不仅没查出反党集团和“两个30%”，也没查出我和另外两名同志贪污腐化、阶级路线不清，包庇“地富反坏右”；没查出我贪污粮票用秤量有20斤之重等问题。反而查出我用粮票和钱救济五保户、困难户。同时也肯定了三江口公社在1961年前完成拦东辽水开二十里水渠，种千亩水稻，建成太民水库发电站，村村通了电话，造林2000多亩，建成农业中学，1959年大丰收，试验田获高产，千方百计保证老百姓除夕吃上饺子都是对的。同时也搞清了三江口公社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犯有“五风”的错误严重程度不是全县、全市之最，而是全市、全县较轻的公社之一。
三江口公社问题经过甄别虽然仍有遗留问题，但总体上算得到了比较公正的处理。我和在运动中被列为反党集团的以及被株连的同志都非常感谢沈阳市委焦书记、李部长和省纪委。时任昌图县委书记的赵连吉到三江口公社调查听取情况，支持我讲真话讲实话，这在当时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凸显了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和坚持真理的高贵品质。我又一次深深体会了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是有错必纠的，这是我以自己的经历做出的总结。
我虽已离开工作岗位进入晚年，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仍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
（作者时任昌图县三江口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曾任铁岭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