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继父杜者蘅

发布:2017-12-04 14:37 阅读:3758 次 【 字体:

1958年那个发生在辽宁省的冤案错案——“王铮、杜者蘅、李涛反党宗派集团”案,作为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家喻户晓。当时,我正读小学,便知道了杜者蘅这个名字,依稀知道这位辽宁省第一任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因为种苞米犯了错误,是辽宁省“反党宗派集团”的主要成员。但当时我绝想不到,这位赫赫有名的“苞米”省长,竟在6年后成为我的继父,对我正在形成中的人格产生终生的影响。

一、初识继父

那是1963年春天,是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饥饿的阴影还笼罩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在难耐的饥饿中不时提起那位“苞米”省长,甚至有位教师在我所就读的沈阳20中学的课堂上对学生们说:“辽宁这块宝地特别适合种苞米,高产!如果1958年后一直种下来,不至于挨那么多饿,死那么多人!”后来知道,这位教师因课堂上散布这种说法而受到党组织的严肃批评。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那场政治运动的影响,在辽宁人民的生活中曾是何等深远。

一个周日的上午,阳光和煦。时任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的母亲张建军,吃过早饭后便匆匆走了。等我和弟弟凯斌坐在餐桌旁吃饭时,与我们同住的大姨在我俩身旁坐下,盯着我的眼睛,语气严肃地说:“一会儿要有一位重要客人来,你俩不许淘气,要有礼貌!”我歪着头,敲着筷子,看着她,觉得大姨的神色很好笑。大姨接着说:“这个人可能会成为你们的爸爸!”我和凯斌愣愣地看着她,她又凑近我们,压低声音说道:“他就是那位苞米省长杜者蘅,一会儿你们要叫他杜叔叔!”我一时无话可说。

中午时分,未来的继父到了,他身材不高,有着当时大干部差不多都有的将军肚,浓眉、明目、方脸,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气质。他拉着我和凯斌的手,让我们在他身旁坐下,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洋溢着慈祥的欢笑。当从母亲嘴里得知我的贪玩与顽皮时,他竟笑得前仰后合,说顽皮能出点子那也是创造也是聪明啊,把这份创造与聪明用到学习上,那就有大成了!并转向母亲说,他当年念书时就是个不循规蹈矩的学生。

那次继父没在我家吃饭,临走时给我和凯斌各送了一份礼物,记得我的那份礼物是一个缎面日记本,一支英雄钢笔,这在当时是很珍贵的礼物了,珍贵得有些奢侈。还有一双我梦寐以求的回力篮球鞋。

那年7月,他正式成为我的继父。暑假,他的女儿杜颖来到我家,接着,小儿子援朝、大儿子东临,也先后来了,我们以恩爱的母亲和继父为核心,组成一个和谐家庭,彼此都不称兄道弟,而是直呼其名,至今也是如此。对于母亲和继父,则在一段时间后共称妈妈、爸爸了。

二、书生意气

继父是当年东北大学的毕业生,这个学历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而能冲锋陷阵,带兵打仗,自然很快就成长起来。他是邓小平的部下,在扼守太行期间,率部打过几次硬仗,被同志们称为“杜大胆”,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同志也称赞他说:“一个大学生,作战这样勇敢,真不简单呀!”继父脾气倔犟,说话率直,认准的理绝不轻让,当时的战友们又称他为“杜倔子”,这些情况都是后来为继父抄写寄给中央的申诉信中才知道的。

继父的戎马生涯并没有淡化他的书生本色,他酷爱读书,精研马列,满书架的马列全集,他不仅一本本地细读,而且都有圈点与眉批。听母亲说,继父经常指定篇章要她读,写下心得,两人讨论。在我的记忆中,继父在台灯下拿着放大镜逐页读书的形象极为深刻,那些红蓝铅笔写下的眉批,那个久经使用,镜片松脱用线绳缠紧的放大镜,时常唤起我对于继父的追忆。继父有直接阅读英语的水平,书架上的牛津英语词典是他常翻用的工具书。继父的历史知识与地理知识也很渊博,他对先秦典籍有深刻的领悟,对杨荣国、冯友兰的著述,也都能谈出自己的看法。他曾给我讲过孔子,讲过秦始皇与汉武帝,继父谈这些史事的语气并不慷慨激昂,而是象讲故事似地娓娓道来,常举些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加以说明。这对于正读中学的我是极有影响力的,非常感叹他的学识!有一次,我就当年在农村倡导种苞米的事问继父,他笑着说:“50年代辽宁的粮食产量不高,能不能让家家户户有足粮可食,这是第一位的大问题,要先吃饱后吃好,辽宁的土质情况适合种苞米,苞米又耐寒、抗涝、高产,这是有大量的调查根据的。”他引用明史中筑城积粮以强国的经验加以说明。我对此所以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继父所说的筑城积粮以强国,与几年后毛泽东发挥明史所提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正相应和。

继父几乎每天都练习书法,专攻魏碑,每天的辽宁日报,参考消息,是他演练书法的纸张。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备受压抑的情况下,他每天书写不辍,我们几次提醒他有领袖像的版面不能书写,他就在参考消息和各派办的小报传单上写。可惜的是继父的墨迹没有留存下来,留下的只是他站在写字台前俯身书写的身影。

三、冤而不沉

继父的冤案起于当时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间工作意见不一致,工作意见的不一致被上升为政治态度,置放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中,就有了“反党宗派集团”的判定。1978年9月份邓小平来辽宁视察工作时,专门提出为此冤案平反,指出当时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间工作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反党”一说绝不成立。由此,继父的政治声誉得以恢复,历史功绩得以肯定。

然而,令我长时间感慨不已、长叹不完的,是继父那临逆不萎、蒙冤不沉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我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浩然正气。

继父蒙冤下放到沈阳拖拉机制造厂任副厂长,从我结识继父,到他辞世,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厂子的工作人员。每天早晨兴致勃勃地去上班,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归来,在家里的餐桌上,与家人的闲聊中,工厂常常是他谈话的主题。他特别爱谈那些工人们如何关心厂子、如何关心他的事,他房间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书架里,到处可见各种拖拉机产品的照片和画页。从对于厂子的倾心与投入,无法能想象到他是一个蒙冤下放的省长,他就是与这座工厂休戚与共的副厂长。

继父在国家各部委有很多老战友,他们都肩负要职。所以,当拖拉机厂遇到困难需要向上级说话时,继父便承担起向上联络的任务。我熟悉继父因工厂难题得不到解决时的焦虑,也熟悉他每完成一次出使任务时那种由衷的欢愉!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爸是个不知愁的人,那么大的冤屈压在身上,又那么乐观地工作,这才是革命者的气魄!母亲的话语间充溢着尊崇之情。

继父对自己的冤案充满昭雪的信心。他多次说,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这个案子一定会翻,或迟或早,事在必然!他不曾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屈从,不做违心的认错与致歉。他对我说,做人须磊落,没有错的要敢于坚持,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原则!这些他经常说的话,化入他一封封写给党中央、中央领导的申诉信。申诉信字迹要工整,我因字迹工整而担当起部分申诉信的誊写任务。每次当我把写着毛泽东主席收、周恩来总理收、邓小平总书记收的信拿到邮局前的邮筒投寄时,总是激动得心跳,不安地四顾,因为毕竟是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发信啊!然后在返回家的路上,我便不断地想象,邮局的人见到这些信会怎样,这些信怎样邮到北京,领导人是否会看这些信等等。而回到家,总是能看到继父坦然地坐在那里,或是读书、或是写字、或是谈笑风生地说他的厂子。

今天想来,继父对他冤案的坦然态度,来于他磊落的襟怀,来于他的一般人无法达到甚至难以理解的人生信念与革命信念。

四、铮铮铁骨

文化大革命是腐蚀灵魂的灾难,也是展示灵魂的时空场所,怯懦、奴卑、冷酷、凶残、善良、坚强,各种平时深藏不露的品格,都在这场浩劫中表现出来。我对继父的人格了解与深厚敬意正是得于这场灾难性的运动。

继父以蒙冤者与工厂领导人的双重身份,使他无论在全省造反派活跃的大环境中,还是在拖拉机制造厂的小环境中,都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1958年震动全省的“反党宗派集团”案,成为造反派批斗当时省级走资派的难得材料,这些材料如果能带上蒙冤者的复仇情绪就更会有变本加厉的效果。作为可以掏出这类材料的理想人物,不同名头的造反派们,不约而同地锁定了继父。一时间,继父成为辽宁省三大造反派——“辽联”、“八三一”和“辽革站”争取的焦点人物。

一段时间,每天都有造反派的头目前呼后拥地冲入我家,继父被围困在他的沙发上。他们都同样地宣布所谓“反党集团”案是一场颠倒黑白的冤案,是走资派对于革命派的迫害,并表明他们要彻底翻案的决心。我听得热血沸腾,以为这是继父平冤昭雪的大好时机,然而继父却沉默着,只向造反派们提供了1958年处理此案的省委决定,至于前因后果,其中恩怨,则闭口不谈。我问继父为什么不向他们讲述更细一些的情况,继父坚定地说这里有组织原则,平反冤案是党组织的事,不是造反派的事,冤案要翻,但不能这么翻。

继父的不合作态度令造反派们恼羞成怒,翻案的信誓旦旦转为围攻、谩骂、推搡、威胁。继父几次被造反派们强行带走,几天杳无音讯,母亲便带着我们四处奔波、寻觅。记得1967年冬季的一个下午,我和一位同学在自己房间里下棋,忽然听到院外汽车声、院里零乱的脚步声及房门被用力拉开的震动声,然后便是继父厉声喝问:“你们要干什么?”我赶紧冲出来,在走廊里看到继父被几个造反派押着带出院去。外面北风呼啸,继父光着头,白发在北风中飘散,我急忙抓过衣架上的棉帽挤出门去。看到继父已被他们推上敞蓬卡车,我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喊着:“爸,帽子!”继父回过身来,注视着我,说不准是告别还是叮嘱,但绝没有惊慌与恐惧!我把帽子扔过去,但车开走了,帽子在风中飘落。继父那在瞬间投来的目光,深深的印记在我的脑海中。

1968年9月份,继父已经被关在沈阳拖拉机厂里很长时间不准回家了。我和杜颖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奔赴康平县的前一天,带着告别的心情来到拖拉机厂看望继父。当时继父被关押在车间隔壁的一间小平房里,一个造反派模样的人把继父带出来,我第一次看见继父因不准刮脸而留下的一寸多长的络腮胡子,胡子是白的。曾听母亲说过,继父在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后勤部副政委,长期钻山洞,才白了头发和胡子。这时,继父隔着围栏站在我们面前,笑着说他挺好,每天干力气活都是工人代他干,并叮嘱我们,到农村去你俩要相互照顾。从继父疲惫的眼神里,我知道他不愿让我们知道他的困难处境,我看到的是满脸的慈爱。

五、儿女情长

母亲张建军在她的回忆录中说,与继父共同生活的几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几年。

继父辞世后,母亲曾指着卧室写字台上的电话对我说:“你爸爸每次外出,每天都要打几个长途电话回来,告诉我按时服药,告诉我注意休息!”说话间热泪涌出,充满了怀念之情。

文革前那几年里,只要有时间,继父和母亲总是在一起闲谈、一起就餐;一块儿上街买菜购物、一块儿拜访同事战友。他们在一起,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在那几年里,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母亲的脸上洋溢着明朗与欢愉!那明朗与欢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灰暗日子里也仍然存留,只要他们坐在一起,谈在一起。母亲曾回忆过继父与她一起作为走资派被“保护”在沈阳军区的那段日子,他们被隔离开看管,当时母亲情绪很低落,继父总是能想办法来到母亲身旁,哪怕几秒钟,说一句话。一次,继父看出了母亲情绪不好,加上社会上不断传来老干部自杀的消息,在擦肩而过时,继父递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坚强地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母亲常说,是继父这张深情的纸条使她坚持了下来。

继父对孩子们充满了爱,他爱的主要方式是和我们聊天,给我们讲述他在前线打仗的往事、讲述历史故事;讲马克思和燕妮、讲列宁和他的夫人,也谈论诗词书法等。记得有一段时间杜颖患了角膜炎,继父便每天给她用药水冲洗,扶着她的头,一点一点地滴,一遍一遍轻轻地擦洗,那种耐心,那种细腻,非亲眼所见,难以想象这是一位曾驰骋疆场又历尽苦难的老干部所为!

1965年春天我得了一次重感冒,昏迷两天,高烧不退。这次感冒使我大悟人生,从浑噩顽皮中顿醒,从此便有了学习成绩的蒸蒸日上及智能的全面开发。在那次感冒的昏迷中,我恍然知道,刚出差归来的继父到医院来看我,他坐在我的病床前,握着我的手,默默地看着我。母亲说,我是两小时后清醒过来的,我醒后第一眼看到的是继父,他睁着那双慈爱的眼睛,看着我说:“行,你烧不垮也拖不垮,能成个大材!”多少年过去了,我总觉得我此后的顿醒感悟,是始于继父的这句话。

六、病塌情深

继父病倒了。继父病危的消息,是母亲或者东临打长途电话,通过我所下乡的大队会计传达给我的。当时我正在地里拔麦子,听到消息我眼前一黑,过了一会儿,我转身就往生产队队部跑,因为我知道生产队有辆拖拉机要去县城。

我坐在拖拉机的后车斗里,想象着继父的病情,说是病危,但那常常是安慰的话语,而实际上是噩耗!继父还在吗?这是我无法驱散的追问,伴着这个追问,继父的往事接踵而来……记得上次回家,正是继父从外面回来,他一边换着拖鞋,一边对我说:“就是想你们!看来真是岁数大了,你妈在彰武,你和杜颖在康平,援朝在开原,天天惦着你们,想着你们!看十几遍《英雄儿女》了,看一遍流一遍泪,一看到战场上的那份父女情,就受不了!”然后继父给我倒了杯红茶菌,说尝尝这个,消暑解乏!继父说这番话的语气我还记得,现在,他怎么样了呢?我禁不住阵阵地担忧。

回到家里后,在我家工作十多年的保姆孙阿姨告诉我:“你爸爸昨晚突发心脏病,你妈和东临把他送到南湖医院,现在还在抢救!”听完孙阿姨的话,我立刻跑到无轨车站,乘车前往医院。这时我心情平静些了,知道继父还在!我怯生生的走进南湖医院的高干病房,继父躺在病床上,鼻子、胸前、胳膊上插了些莫名其妙的管子。继父这时很清醒,看见我,嗔怪地挥挥手,说:“这么忙,回来干什么?”然后他转向坐在一旁的母亲:“你看把孩子吓的!”这时我才注意到,病房里还坐着我生父当年的警卫员呼景文叔叔,他把我拉到门外,对我说:“我差点闯了大祸,昨天到你家,看见杜省长,讲了你爸当年的一些事,他挺高兴的,也讲了自己当年抗战的一些事,可讲着讲着就不行了,这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不都是我乱说话吗?”我安慰他说:“这不是你的事,我还常和继父谈起生父的事呢,他总是很高兴地听。”

后来,继父几次病危抢救,当时南湖医院高干病房的主任姓车,叫车轼衡。按照继父当时的身份,又正是被批斗的走资派,是进不了这个高干病房的,但车主任出于对继父的尊重,担着风险把继父留下来,并说一旦上边来查房,还要转移出去,这种转移发生过两次,就是把病床推到走廊看不见的拐角处。由于是这样一种身份,抢救时一些稀缺药品便无法从医院的救治渠道开出来。一天,车主任把母亲叫到一旁,为难地说:“救治的药方我开给你,你们得另找渠道去买,很对不起。”

继父高烧不退,车主任安排一位很瘦的女大夫,姓高,给父亲诊治后说:“再这么烧下去,要出大事,现有的西药控制不住了,要从速买到牛黄安宫丸或者羚羊犀角。”听完大夫的话,母亲立刻让凯斌回到彰武县通过关系购买羚羊犀角。我到铁西北两栋桥附近的特药中心,寻觅牛黄安宫丸。当时特药中心的负责人好像姓张,他在处方单上看到继父的名字,立刻站起来惊呼道:“杜者蘅,老省长吗?”然后深思片刻,对我说:“这是严格控制的药,要军代表签字才能批。这样吧,军代表不在,不能等了,我就批给你一盒,救人要紧!”

继父高烧过后,便是严重的心律不齐,车主任焦急地对母亲说:“老杜的病情非常危险!我知道有位老干部从德国进口一种药,专治他的心房纤颤,有效,他可能还有备用,求求他吧!”我现在几经苦想,也记不起那位伯伯的名字了。只记得敲开他的家门,报出继父的名字时,那位伯伯的激动神色,他连声说:“那是我们的老省长啊!那药,我还存有一些,快拿去!”那位伯伯的老伴当时很为难,说这是你的救命药啊,伯伯挥挥手说:“拿去吧,起码我现在还没有问题!”当我把当时的情况告诉继父时,他流泪了,默默地拿着那盒药,长久不语。

我惧怕病房里抢救时的紧张忙乱,惧怕那监护器监护心跳的声响。那该是我青年时经历的最大恐惧,我恐惧继父会突然撒手离我们而去。继父病情有所稳定时,我们把继父扶起来,我靠在继父身后,让他靠在我的身上。继父微笑着对我说:“你是我的亲儿子!”我对他说:“你是我的亲爸!”

继父病情稳定了,我也得返回青年点了。临行时我与继父告别,他穿着蓝白条的住院服,送我到楼梯口,微笑着对我说:“我没事,你安心回去吧!”那天,继父身后的那扇窗子外,正压下来重重阴云,要下雨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去,想不到,那就是我和继父的最后一别。

七、故里情怀

继父有很重的家乡情怀,经常谈起他的故乡,谈起他在那里度过的童年与少年。他说那里有两道山梁,登上山梁能看到大片粮田,翻过山去顺着道往前走,就是开原县城。他说他的家乡产蒜,那蒜辣味十足,名震遐迩,铁岭葱,开原蒜,辽宁一绝。继父不止一次对我说这些故乡的事。

继父对故里亲属与乡亲格外热情,在继父的热情款待中,我结识了与继父一脉又与我同辈的乃佐哥、道佐哥,他们每年都带着乡间土特产而来,每次来都与继父畅谈家乡的往事与新事,继父听完后,经常前仰后合地笑,并让故里来的亲戚把这些事讲给我们听。

我在继父的故里情怀中,找到了继父革命生涯的乡土之根。继父当省长时,曾在辽南盖县当时称作太阳升公社的地方蹲点。或许,继父当年大种苞米、先吃饱后吃好的发展农业的构想,就是从那里产生,当时的情况继父没有对我说过。我所看到的是几年之后,继父早已离开了省长的职位,太阳升公社的基层干部、父老乡亲,仍然不断地来到我家,带来他们的土特产,来陪着他们的老省长唠些乡里的家长里短,唠他们的收成,唠他们的期待。我曾看见继父送一个挽着裤腿的中年汉子到大门外,回到屋后,面对那汉子送来的一筐果蔬,深情地对家里人说:“他是我蹲点时扶植起来的大队干部,58年批判我时他也受到株连,吃了不少苦。”然后又感叹到:“我这个老杜呀,也连累了不少人呢!”

八、天诀地别

继父辞世于1975年11月8号凌晨。病因,心脏病突发。地点,北京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魏振武叔叔家里,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冬末春初,寒气犹重。久蹲牛棚的继父,带着可以回家的轻松,由母亲和大姨陪同,前往北京,怀揣第二天畅游十三陵的美愿,安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我作为县政府工作队成员正在康平县山东屯公社工作,正待下生产队,工作队长韩锐叫住我,说:“电话传来你家里来的电报,你父亲去世了,让你速归!”

我一路颠簸一路流泪,奔赴回家,杜颖已经从青年点返回,东临、援朝、凯斌前一天都去了北京。

几天后的清晨,沈阳南站。我从未感受到那样的寒冷,北风如刀,裹挟着冰霜透入我的肌骨。在接站口,我远远看见母亲在援朝、凯斌的掺扶下缓缓的走来,东临抱着蓝色包袱皮中继父的骨灰盒。我迎住母亲,她哭喊了一声“你爸走了!”就抽泣着弯下了腰。我从未见过一向刚强的母亲此时是那样瘦弱,那样无力,那样绝望,那样万念皆灰。我扶起母亲,把目光投向继父的骨灰盒。我这才确信,那个我所仰慕、我所依偎的精神巨人,我的历经磨难的继父,真的与我们天诀地别了……

(史金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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