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者蘅传(第二章 走出黑土地 1931.10--1937.7)

发布:2012-06-27 09:49 阅读:2040 次 【 字体:

青年杜者蘅

第二章走出黑土地(1931.10---1937.7)

流亡北平

1931年10月18日,东北大学借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为校舍,勉强复课。因条件所限,安排在北京大学等校上课的部分学生没有回来读书,仍然保留学籍,部分系科停办,同时增设边疆政治系、家政系等实用学科。1932年2月东北大学复校。1933年夏,杜者蘅通过同学的来信得知“东大”已经在北平(今北京)复校,遂到北平东北大学复课,开始了流亡生涯。因理科已取消,便插入经济系二年级,选学统计、会计两门主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学校对流亡学生的补助费。

东北流亡青年学生是东北流亡人士的一部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国破家亡深受苦难的缩影。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思想虽然各自有所区别,但从整体上来说,共同面临的是生存、求学、抗日救亡、徘徊苦闷。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矛盾十分错综复杂。一方面,民族矛盾、国家存亡是主要矛盾。但是东北流亡学生中的大多数并不处于抗日斗争的前线。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残酷侵略战争之中,他们更感受到生活物资极度缺乏,学习条件极为艰苦;另一方面,即使在国民党、共产党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依然是充满了思想路线、主导权和利益的争斗,东北流亡学生往往成为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争夺和影响的重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前两种矛盾以派别、地域形式的反应和表现,也对东北流亡学生造成直接的影响。那就是东北流亡人士以及东北人与关内人之间,也时有误会、矛盾和冲突。所以,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生存矛盾和思想斗争、派别斗争等一系列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之中,作为满腔热忱、思想尚不成熟的青年学生,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苦难和矛盾,其深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绝大多数流亡学生在关内无依无靠,处境十分艰难。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首满怀离乡之思、国难之痛的悲歌,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沦陷之后,无家可归、流亡离散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深深触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到1934年初,流亡入关的东北学生达三、四万人。“七•七”事变前,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有四、五十万人之多。他们背井离乡,满怀国仇家恨,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重乡土讲义气,同时也因张学良“不抵抗”和“西安事变”的原因而受到一些人的误会和歧视。他们虽然政治信仰不同,但无家可归的命运是相同的,都具有赶走侵略者、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因此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周恩来和董必武也多次指出,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存在,东北就很难被出卖。而在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中,青年学生是最年轻、最富有生气的。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旨在侵吞我国华北的一系列事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一再退让,并准备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发动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在其他学校师生受军警围困、未能及时到达的情况下,东大师生冲破手持大刀的军警包围,孤军出动,从崇元观到西四北大街,再到东郊民巷,冒着严寒,一直坚持到夜晚,成为斗争中的主力和先锋。尽管有人被捕,有人受伤,但学生们仍然顽强斗争,紧接着又举行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绍璩(阎述诗)也亲身经历了这次斗争,他为光未然的诗作《五月的鲜花》谱曲,将他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真实感受,化作悠远的旋律:“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埋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争不惜……”这首从东大校园唱出的歌一问世,就在抗日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迅速传唱。

暂设北平的东北大学,其学生都是东北流亡青年,大家都有国破家亡强烈的民族义愤。当时学校里有国民党、国社党、共产党等各种党派活动,同学们思想非常活跃,政治观点也非常复杂。杜者蘅虽然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义愤,但又有古士大夫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且常以自己无党无派而孤芳自赏,不参加政治活动。在这种中立思想支配下,像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等重要的学生运动他都没有参加。

中立青年

杜者蘅想远离政治,但政治却并没有远离他。1936年2月23日清晨,北平宪兵闯进东北大学,以扰乱社会罪名逮捕了46名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坚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爱国青年,其中有些是与杜者蘅平时很要好的同学。这件事对杜者蘅产生强烈震憾。从此,他开始思考并逐渐接受共产党的观点、理论和主张。这一时期是杜者蘅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他虽然还不是革命者,但从思想上,已经从原来的“中立”思想转变为有左派进步思想,进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36年6月,杜者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初期,面临就业与个人生计的选择。一些亲国民党分子拉拢他,动员他为国民党政府效力,被杜者蘅一一拒绝。他的志愿是投东北军,参加抗日或做技术工作,但苦于没有社会关系推荐介绍。

入东北军

1936年8月,同学宋黎邀杜者蘅去西安,从事东大校友会抗日救亡工作,他欣喜万分,马上应邀到西安。并于1936年9月,参加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任情报组长。东北民众救亡会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组织。1936年10月,杜者蘅又经宋黎、张兆麟以“左倾青年”名义(因无党派)介绍到东北军总部办公厅二科当职员。

在西安,杜者蘅接触并阅读到许多进步杂志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并积极投入到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中。他以东北民众救亡会的名义向东大校友和东北军总部的青年军官热情地宣传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参与组织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东北军民游行大会,参加围城纪念活动和援绥运动。杜者蘅废寝忘食的工作,如印刷宣传品、募集慰劳品、筹款、演出戏剧、在群众集会上演讲等。杜者蘅在讲演中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此时不干何时干!”而中共地下党组织此时也在积极引导和培养杜者蘅这位“左倾青年”。宋黎、高扬等一批地下党员都与他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1936年12月9日,杜者蘅参加了西安青年学生举行的纪念“一二•九”运动1周年向蒋介石请愿游行。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后,完全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杜者蘅接受共产党委派,与很多进步青年一起到东北军部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此期间,杜者蘅还多次与胡开明、高扬、辛冶、王琬、张毅等一起到渭南前线东北军部队进行慰问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演讲会、座谈会,热情地宣传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进步青年

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中,杜者蘅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当时在西安有一个社会团体要办一份刊物,表面上是主张抗日,而内容是破坏联共抗日,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派杜者蘅打入其内部开展工作。杜者蘅最初认为这有伤于个人正派品格,但从革命大义考虑,他转变了思想,认识到“代表劳动大众意愿的无产阶级品格是至高无尚的。”这一时期,杜者蘅对自己的政治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除非共产党,什么都不能参加了。”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发生分裂,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亦解体,东北军被东调豫皖苏。1937年春,东北军东调时,杜者蘅向中共地下党组织提出了去陕北延安的请求。党组织考虑到统一战线需要,让杜者蘅继续留在东北军内开展工作。1937年3月,杜者蘅随东北军部队经安徽蚌埠,到了江苏,并在江苏省“绥靖”公署做群众运动工作。此时,东北军内部已发生变化,许多公开参加进步活动的人员被排斥出部队。杜者蘅在军中也是只给薪水,不给具体工作。他除参加社会上的抗日救亡活动之外,多数时间用来阅读马列主义进步书刊。这期间,先后阅读了《新哲学大纲》、《大众哲学》、《唯物论教程》、《辩证法》、《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新经济学大纲》、《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虽然不能全部理解,但却使杜者蘅在思想上明确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清除了自己的超阶级思想,确立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真正革命的思想,树立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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