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民生平事迹简介
史金龙
高崇民是开原人，最有影响力的爱国民主人士，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撕毁国民党党证决心跟共产党走，曾参与组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西安事变的秘密组织策划和发动者之一”，接受周恩来领导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贡献，之后发起组建“东北救亡总会”。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公开党员身份，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恩来总理称：“高崇民是东北人士的楷模”“高崇民同志是东北人的榜样”。
高崇民祖籍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闯关东”，迁居到盛京(今辽宁省)辽阳县牛蹄崖，后迁至开原县柴河沟靠山屯，1891年11月14日，高崇民就降生在这里，把根的血脉深深的扎在了辽北的黑土地。此后他的人生轨迹，我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大概是：从父师道的思想启蒙；爱国的思想求索；革命的思想求变；救国的坚定意志；醒世的一个故事；推动起一个事变；恩遇到一个恩师；大智慧的一个脱变；担当起民主政治；作为的一个政务；不阿的一个忠诚；刚直的一个面对；成就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完美人生。
他少年时在黄旗寨曾家寨读私塾，后随父读书，传统加封建的父爱思想，铸就了他忠厚正直淳朴的性格。18岁入奉天省立农林学堂后，
1911年，受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感召，经宁武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辽东支部。
1914年，高崇民赴日本留学，1915年（大正四年）9月30日入学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正科），因其有“出一弱国，经一亡国，进入一强国”，为筑强国思想，于1916年1月28日将名字改为高健国。
1915年初，日本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高崇民在集会会上演讲：“日本犹如一只恶狼，吃人成性，不把其赶走，国家永不得安宁......”此后，高崇民又被推选为留日学生代表，回国参加倒袁反日运动，直航上海。在上海倒袁反日群众大会上疾呼：“偌大一个中国，方圆千万公里，人口四万万之众，遭帝国主义如此凌辱，公理不容！”后在开原县县长章启槐的资助下，重返日本完成学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高崇民好像看到中华民族振兴的曙光。向友人说：“当务之急是唤起民众......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又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我要到那里干一番事业。”
曾自办《正俗报》，后回到沈阳成立《启明学社》出版《启明旬刊》，并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
1923年，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高崇民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8年11月，高崇民任奉天工商联合会总务长期间，并深得张的赏识，聘请为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崇民逃离开沈阳抵达北平，辞去张学良秘书职务，专门从事救亡工作。组建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曾当面质问蒋介石：“请问，政府是否还要东三省？我东北民众未逃出者日被屠杀，已逃出者将沦为乞丐，党国领袖们对此水深火热的情况，是否发过恻隐之心？请问准备用何种有效方法收回失地？请主席立即回答。”
此后高崇民在上海经杜重远介绍结织邹韬奋、胡愈之和中共地下党员宋介农，在宋介农的帮助下，原是信仰三民主义的高崇民开始研读《列宁传》《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等进步书刊。从这时起，高崇民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领导抗日救中国的，于是毅然决然撕毁了国民党党证，决心脱离与国民党的一切关系，跟共产党走！高崇民把宋介农(即孙达生)称为他学习马列的启蒙老师。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讲到：“高崇民是西安事变的魔爪！”
他就实现东北军、西北十七路军、红军三军联合，即“三位一体”大联合，首提设想并具体实施。他在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方势力之间穿梭游说，逐步处于三方有意愿联合，大势所趋必须联合的交汇核心点上，开始走入台前幕后。1936年1月21日，张学良、王以哲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于洛川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商谈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与互派代表的问题。于是东北军与红军的合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1936年3月的一个深夜，张学良找来高崇民郑重地说：“共产党是真心抗日，我已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高崇民兴奋地说：“这个决心下得好。”同时，他还建议：“既然如此，你可以公开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看看他是什么态度。”
1936年4月8日，张学良在延安会见周恩来之后，张将军拟与杨将军面谈，遂通知高崇民陪同杨虎城由西安飞赴洛川。张杨两将军秘密商谈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决策。此后，张、杨直接联系。
1936年12月11日晚，张、杨经过研究，最终决定捉蒋于12月12日凌晨开始行动。
一切布置就绪后，当夜，杨虎城派白志钧、申明甫到西仓门76号把高崇民接来新城，张笑着对高崇民说：“秀才来了，要起个名称表明我们的举动。”高崇民当即讲了一段历史典故，“刀谏”的故事：
“春秋时，楚大夫鬻拳劝楚文王赦放蔡候以进图中原。再三苦谏，楚文王不从。后来鬻拳用刀逼着他，楚文王才答应了。”
高崇民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第一次见到并认识了周恩来，得到直接帮助，受益良深。高崇民后来称周恩来是他学习马列主义的“大学教师”。
叶剑英曾说：“崇民同志对西安事变是有功的啊!”
1937年3月18日，周恩来给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写信，提出整顿东北各救亡团体，筹备成立救亡团体联合会，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
中共地下党员张希尧、刘澜波、苏子元等先后向高崇民传达了周副主席，希望东北人中有影响的人士出面，统一组织东北各群众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指示。高崇民坚定地表示：“好，我马上就办。”
6月20日，在北平东北大学礼堂召开了“东北救亡总会”正式成立大会。会议备有一块画有东四省地图的签到布，上面还写有“打回老家去”五个大字，签到者268人。
1938年8月，高崇民曾亲自带领一个参观团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在毛主席居住的窑洞里亲切的接见了他。在汇报工作中，他提出了对东北抗日救亡的意见，建议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东北干部支队，挺进敌后。
在延安，高崇民郑重地向周恩来同志和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说：党非常信任你，你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怎么做更为有利？你可以考虑。陈云也说“你在国统区工作，是否不入党比入党更有利于工作”，高崇民同意陈云意见，“为了工作的需要，我服从党的安排”。
1940年秋，高崇民得到消息，杜重远在新疆遭盛世才软禁，罪名是“有政治阴谋”。
高崇民得知杜重远被软禁的消息之后，多次致信盛世才，力挺杜重远是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立誓不入政界，一向为反帝爱国事业而奔走呼号。盛世才也深知高崇民嫉恶如仇的凛然正气，于是便邀请高崇民到新疆面谈。
1941年初，高崇民请示戴笠去新疆，即约高崇民“先到重庆一晤。”即遭到软禁！
戴笠把高崇民软禁在重庆，其用意原是排除掉高崇民对盛世才与蒋介石勾结的干扰。
在此高崇民开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出刊《反攻》杂志，在自己的住处，猫儿石李家坪37号的小楼前，挂上由郭沫若题写的“反攻杂志社”的牌子。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庆办事处指示高崇民，要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把“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成员派回东北，迎接新的任务。高崇民也为实现这种理想而筹划着回老家去的万全之策。
时间已经进入1945年11月,高崇民虽然表面上仍故作悠闲从容之态，每天抱着孩子到街上散步，或到熟人家串门，但情况都越来越紧迫。
一天突遇东北同乡马愚忱向他道贺，说“共产党已经发表你为安东省主席”。
恰在这时，美国新闻处包船迁往上海，职员可带一属。韩幽桐在该处工作，丈夫张友渔可随船同往，周恩来便对张友渔说：“你是公开的我党驻重庆办事处人员，离开重庆比较容易；高崇民是被软禁的，必须偷着走才能离开重庆。”于是便决定以高崇民顶替张友渔。
美国新闻处为了保持尊严，其包租的船不许国民党军警宪特上船检查，这是有利的一面：但它也出一布告，如有非法的政治活动分子，发现后立即逮捕下船。高崇民考虑“这样冒险行不行?韩幽桐说：“你不走也是冒险，同样是冒险就不如走。”于是约好于11月21日晚在朝天门码头汇合。高崇民的妻子王桂珊带三个孩子，由薛鸣九护送乘公路汽车走陕西转东北，行期必须于22日早晨乘班车成行。
21日，办事处通知高崇民，要他晚饭后仍以散步的样子抱着孩子到约定地点，会有两个青年人接应，把孩子交给其中一人，跟随另一人去朝天门码头。高崇民如约而行，好在抱的二女儿才刚出生几个月，不知认生，顺利地把孩子交过去。然后走了一条他在重庆五年从未走过的路线到了码头与张友渔夫妇汇合。然而“好事多磨”，却也“吉人天相”，高崇民和张友渔夫妇共三人，只有两张船票，检票的美国人挡了驾。正当为难之时，正在船上与美国人聊天的叶笃庄发现了。叶笃庄一向钦敬高崇民这位年高德劭的民主战士。见高崇民同张友渔、韩幽桐同来，已预知情况极不寻常。同他聊天那个美国人裴克(G·Peck)正是船上的负责人，叶笃庄便指着高崇民对裴克说：“那是我的朋友，给我送行的，让他上来吧！”高崇民就顺利上船。高崇民上船后低声对叶笃庄说：“掉包。”于是也就心照不宣了。开船前，张友渔顺利下船。22日凌晨，起锚铃响，船在大雾迷濛中徐徐驶离码头。
高崇民在甲板上与“小民革”的闵刚侯和“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的青年李首春不期而遇，他们颇为高崇民能从重庆脱险而高兴。
船到南京，闵刚侯为了高崇民到上海的安全，提前下船改乘火车，先行到上海为高祟民预作安排，相约到码头迎接。
船到上海后，闵刚侯把高崇民安排在他胞兄家中，昼伏夜行，住了7天。
在上海到北方的航线上，金月石（任吴淞商船学校教务长，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理事长）把高崇民安排在他的学生任船长的船上，高崇民着一灰绸布长袍臂配招商局袖章，冒充船上的“管账先生”。
抵达渤海湾的葫芦岛，国民党政府的东北行辕设在锦州，高崇民考虑一些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也必麋集于此，为避免遇见熟人，他便又乘原船抵天津，1945年12月22日，乘火车抵达北平。
周思来得知高崇民已经到达北平的消息后，便口授张友渔给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发电报，略谓:高崇民、韩幽桐已到北平，请设法迅速安全地掩护他们去东北。张友渔也写信给高崇民，说:你的老朋友(指戴笠)怪你不辞而别，为了照顾你，已派人前往寻访，以便保护，吾兄长途跋涉，应好好休息，不要出门多作活动。”所谓的“已派人前往寻访，以便保护”即为戴笠上报蒋介石后，蒋发出对高崇民的第三次通缉令。
1946年2月底，北平到沈阳已经直接通车，杜超杰为高崇民搞到二张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护照，高崇民在同学好友姜鹤岩的陪送下回到沈阳。
高崇民到沈阳后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派人把他接到抚顺，彭真、林枫等热情地欢迎了他，老友邹大鹏、刘澜波、张学思等又得相会。他慨叹：“今到解放区的环境里，一切都是新东西，余之成为落后，也是自然的。于是乃抱定从头学起、从头做起的决心”。1946年3月16日，经本溪赴安东（今丹东）就任安东省主席。
1946年，高崇民到哈尔滨，再次提出入党申请，要求组织上审查。这次提出后，东北局党委确定张学思为入党介绍人。并很快批准高崇民入党，党龄从1946年7月算起。
1947年11月的一天，高崇民进行入党宣誓，地点在哈尔滨东北人民政府俱乐部的一个客厅里，栗又文领读誓词，阎宝航为监誓人。由于工作需要，高崇民的党员身份不公开。
1949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改组为东北人民政府，高崇民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高崇民作为东北解放区的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选举出毛泽东主席等65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高崇民在大会上发言。
1953年5月，高崇民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1956年，高崇民继续被选为第二届民盟中央副主席。1958年，高崇民继续被选为第三届民盟中央副主席。
1965年1月5日，经周恩来总理提议，高崇民被正式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6年，一场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高崇民，这位经历了太多风云变幻的秀才、先生、秘密中共党员，在经历这场风暴中，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实事求是，坚贞不屈，正义千秋。
高崇民真心实意地拥护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因为他一生中最敬重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
1967年10月1日，高崇民参加国庆纪念仪式登上天安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地问：“崇民，你没有被红卫兵抄家吧？高崇民答“没有。”总理高兴地连声说：“很好，很好！”他回家后感激地说：“总理对老干部是何等关心，何等爱护啊！”
1968年直到9月30日晚，高崇民仍然没有接到加国庆管理的邀请通知。他说：“看来1942年搞抢救运动的那个人，又要故伎重演了！”
1968年10月6日晚，高崇民充满自信地对家人说“你们要记住三条：第一，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两个人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的崇敬我绝不动摇，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第二，你们的爸爸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第三，我这个人什么时候死都行，怎么死都行，在哪儿死都行，但绝不自杀！”说完，他随手拿起他75岁寿辰(1966年11月14日)时写的一首诗，念给孩子们听：
三十年来沐党恩，追随革命做新人。
光明伟大千秋业，期于儿孙步后尘。
10月8日，凌晨两点钟，一群人越墙而入，向高崇民亮出了速捕证。他从容不迫地随他们走了，此时高崇民已经77岁。
1971年7月29日，高崇民因坚决不承认被强加的“东北叛党集团”罪名，终因年事已高，不堪摧残，冤死狱中。
1979年4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做出关于高崇民的平反决定。4月20日,高崇民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