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民同志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及对我的影响
今年是原中央人民政府以毛泽东为首的56名委员之一（在全国政协主席办公室有画像）、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原东北救亡总会首要负责人高崇民同志诞辰130周年。许多革命先辈都有回忆高崇民同志的文章和题词（《忆高崇民同志》李先念同志题写封面，华龄出版社，1992；《高崇民传》张学良题写封面，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追忆他的“为国为民”“卓越贡献”“高风亮节”“坚持真理”。周恩来总理称他是“东北人的榜样”，我多次近距离见过周总理，他是十分严谨的人，对人如此评价是不多的，这引起我多年的思索。
1951年高崇民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
1980年6月16日，我作为文革后首批出国访问学者在法国的代表，在巴黎受邓颖超同志的接见，合影时她拉我在她前坐下，在讲话中深情地说：“高崇民同志的外甥就在场，高崇民同志和周恩来及其他同志一起，为西安事变做出了贡献”（新华社记录稿），并亲切地拉我在她身前坐下。是我亲身经历的老一辈革命家与他的情谊。
1980年笔者（前排左五）在巴黎与邓颖超同志合影
对高崇民同志的纪念其意义就在于他具有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对我从小至今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高崇民的人生观
对高崇民同志的人生观的感佩就是，崇高的人格，在逆境中保持人的尊严。1931年11月他率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请愿团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时说：“我们今天尊敬你，是因为你还领导中国人民抗日，不是因为你威风，否则你还不如街上的警察威风呢！”多位老干部忆及此事，当我向姨父证实时，他只说了两个字“当街”（东北话的“街上”是“当街”）。我从中的感悟一个人尊敬别人要看人格，而尊敬他人更要有自己的人格。
在文革动乱中，从1967年夏天起，吕正操、张学思、阎宝航、刘澜波、万毅、解方等当年的东北战友纷纷遭受迫害。高崇民意识到自己可能出事，对子女说：“你们要记住三条：第一，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两个人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的信仰我绝不动摇，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第二，我这个人既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也不是走资派，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第三，我这个人什么时候死都行，怎么死都行，在哪儿死都行，但绝不会自杀，如果有人说你爸爸自杀了，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我去看他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字字千钧，至今难忘。这就是他的人格。
高崇民在狱中以生命实践了他的高风亮节，拒绝做任何诬陷他人的伪证，说“宁可被砍头，也不做伪证。”无论是曾身居高位的，还是一般人，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他遭到残酷迫害，身上的棉袄被打破，飞絮满地，1971年7月29日在狱中辞世。当年的打手今安在，对一个78岁的老人如何下得去手，今天又是如何反思的呢？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是背叛。”这也是人格问题。
文革中1966年夏天，当时“造反派”押着彭真同志去清华西大操场批斗，我当时已是“逍遥派”，正在那里漫步思考未来，看到他们边走边打，就大喊“不许打人”，还有一个人与我同喊。其中一个造反派回过头来凶神恶煞地瞪着我，看我没有退缩就转过头去走了。后来到姨父家谈起此事，他说：“好！像我。”
笔者5岁时就坐在李大钊先生在北大红楼119室的办公室中办公椅、办公楼上感受人生的初心
我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学者，首批回国，回国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领导接见了我，后来作为人才我的事一直是组织部张洁瑜秘书长负责，我们成了亦师亦友亦领导的关系。我们在闲谈时无意谈起发生在水木清华的那件事，她说：“我知道”。我吃惊不小，她一定是听彭真同志自己说的，此事得到证实，很欣慰学着姨父做了件事。在被关押期间，姨父对有些事本可以说：“不知道。”了之，但他宁可牺牲自己，一定要说出对被诬陷的领导，有利的真相。
1971年我作为新疆仪表厂技术组长去乌鲁木齐去石河子拉料，当晚大雨滂沱，我们的车在泥泞的路上走走停停，从石河子到乌鲁木齐150公里的路居然走了10小时，比走路快不了多少。到了乌鲁木齐已是早晨5时，几个落汤鸡到了家，换了衣服，吃点东西已经是上班时间了，昏头昏脑就赶去加班前的学习。
当时驻厂军宣队每天上班前组织学习，而每次学习前都要找会讲普通的我读报。这次一夜未睡，又被雨浇受凉，一再推辞，但军代表坚持，所以又在班前的学习会上读了报。这次读报可出了大问题，在批判刘少奇的社论后有“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被我读成了“打倒林彪！”
我至今不知当时是怎么读出来的，我对林彪的确没有好印象，如姨父所说，认为他提“四个伟大”不是科学，是搞迷信。我大表哥从黄埔军校毕业，是解放军开国少将，在延安抗大时是林彪表扬的5个优秀学员之一，而在“文革”中又被林彪批准“逮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格何在？但在当时读报纯粹是个口误。
我十分镇定、若无其事地立即改读了“打倒刘少奇！”但全场工人惊呆的样子，那比我还重的担忧，那无限的同情，那纯洁人性的表现，都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我至今记忆犹新。大家都知道“文革”中有多少人因为私下议论林彪而送了命，不少人只是对一个人说的，孤证也可以判刑。而我这次可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军宣队、厂领导不追究，工人不揭发，他们都是要担责任的，所以我必是凶多吉少。
但不到1个月林彪就因策划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在外逃的路上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两个月后厂里正式传达，这滞后的一个月中我完全可能被抓进去。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至今想，这就是工人——我应该终生感激的人，包括那两位军宣队队员。林彪事发后，人们提我是反林彪的英雄，我坚持说：“那是口误，我改过来了，不是什么英雄。”这就是向姨父学习的人格。
人格当然也包括“讲义气”，周总理曾说过：“革命的义气”和重要性。我的姨母曾昭惠因十多年跟高崇民颠沛流离，担惊受怕，被军统和日伪特务监视，1941年因不堪重负、神经错乱去世，高崇民得知噩耗后大病一场。
姨父一直记得姨母对他的嘱托，照顾她的妹妹（我的母亲）。38年后文革初期对我说“来我家住吧，安全。一只羊也是放，两只羊也是放（姨父家里表兄弟姐妹多）”我看姨父在忧国忧民的愁思中，故意说：“我可不是羊，不好放。”姨父已近80，但记忆极好，思维敏捷，可能是想起斗彭真时我喊不许打人，两三年来第一次哈哈大笑：“像我，管得了。”亲情让我至今难忘。
2、高崇民的世界观
对高崇民的尊敬来自他的世界观——“世界眼光”。他23岁1914年就克服重重困难去日本留学。解放后虽然只访问了8个国家，但是对了解世界十分重视，仔细观察，都做笔记，还多发表了文章。不了解世界如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呢？他能认识到这一点。
1956年11月，高崇民（右二）随彭真（左一）访问苏联，图为乘地铁时留影。右三为李济深
小时候我由于家庭和环境的影响立志走遍世界，1954年姨父来家看母亲时我对他说过，他很认真的说“好！”。在文革中到1968年初姨父的活动已受限制，有更多的时间在家和我谈话，我14年前说的志向，他仍记得，问我：“还这样想吗？”，我说“还想，但这是梦。”姨父深思了一阵说：“梦想成真”。我想他是回忆起自己从1915年起在日本就反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反日救国，献身抗日20年整，终于等到抗日胜利，梦想成真。
我从5岁立志，从10岁起认真准备，看地图，学外国历史，锻炼身体，到2018年历时64年，74岁时完成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都称道的、世界少有的106国城市化和生态系统考察（曾筹款准备出笔者达20本的考察游记英文版，因翻译费过高而作罢），姨父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3、高崇民的价值观
高崇民的价值观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对人民的“正能量”。也是在1968年初，他对我说：“我曾经认为自己有两下子，你也有两下子，没认真准备就考上了清华”（我因曾要上军校耽误了不少高考准备时间）。他接着说：“从我1933年决心跟共产党走后（当时中央领导认为他非党身份更有利工作，1946年才入党，至1979年4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高崇民同志的平反决定》才正式公开）才认识到，自己的两下子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对人民更有用。”我说：“我的两下子，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和您比，您的话我记住了。”。
我后来做了点事，我出国工作3次上缴国家教委法郎、瑞典克郞和欧元（国家教委有发票）至1993年居全国第6（前6名我是最年轻的，以后均不上缴）。如当时买房，（我于1990年已是国家教委批准的经济学副教授）现当值以数千万计。不过我认为这没什么，只是未向人民索取的一点“正能量”。
2001年7月13日22时08分从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投票现场向世界发出的第一幅照片，左起第一人为笔者。
时后中央电视5台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用此做片头。
我首译了“可持续发展”（1982年）、“湿地”（1988）年，首次系统介绍创新的知识经济学（《知识经济》，1988、3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通向何方？》1994中国铁道出版社），“科技工业园区”（《21世纪社会的新细胞——科技工业园区》1995.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和（“循环经济”《循环经济》2003、4北京出版社），想起姨父，都不过是对人民做了有用的事，一点“正能量”而已。
中共中央统战部纪念高崇民同志诞辰130周年的活动即将举行，我想对高崇民纪念的意义就在于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走了这样一条路，无论如何评论。如习仲勋同志在《高崇民传》序言中所写高崇民同志有“足资后人借鉴之处。”。
吴季松
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北京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2021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