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千秋——纪念高崇民同志诞辰130周年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部

高崇民，辽宁开原人，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积极推动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合作，直接参与了“西安事变”的策划与发动。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卓越贡献。今年是高崇民同志诞辰13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他光辉而传奇的一生。

1964年11月14日高崇民73周岁摄于北京（一）知遇张学良将军

1891年11月14日，高崇民出生在辽宁省开原县柴河沟靠山屯村。父亲高东园是当时辽北地区的知名学者和教育家，也是高崇民的启蒙老师。父亲不仅教崇民读书，更教他做人。岳飞“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凌云壮志；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句；林则徐力排众议查禁鸦片和邓世昌抵御外寇为国捐躯的事迹在崇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反帝爱国的种子。高崇民曾在自传中写道：“先父常以儒家躬行实践相训勉，对于世俗之谓功名富贵极为漠视，以为余后来痛恶贪官污吏之张本。”在随父读书10年后，18岁的高崇民考入奉天省立甲种学校（农林学堂）。离家前，父亲叮嘱他：“用财要量入为出；日常要切忌烟赌；求知要按步就班；做事要注重实业。”在农林学堂，高崇民接触到很多进步思想，并于1911年秘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辽东支部，参与推翻满清政府的活动。

1914年，23岁的高崇民从农林学堂毕业，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东渡日本，在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1919年，毕业回国。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乌云蔽日，高崇民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他决心投身报业，唤起千百万民众，拯救支离破碎的国家。1923年3月，为号召国民进行反对日方续租旅顺、大连，高崇民以个人名义写了《告全国父老书》，印成传单，散发各机关学校，在奉天引起强烈反响，并得到杜重远等留日学生的声援。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崇民深感孙中山谋略过人，治国有方，于是决心追随孙中山，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8年，奉天省政府为了提高警察的待遇，决定由商民负担警捐，引起了商民的强烈不满。高崇民和杜重远一起发动沈阳市十几万商民罢市，游行示威，到省政府请愿。高崇民说：“我是为商民请命的，就是少帅决定的，只要不对，我们也要游行反抗！”张学良听到这话，觉得高崇民这个人有骨气，敢说话，就会见了他。高崇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见张学良。没想到，张学良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有什么意见，我想亲自听一听。”高崇民见张学良如此宽以待人，不摆架子，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开始侃侃而谈。他说“东北地处两强相侵之下，不平等条约接二连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已武装到牙齿，他们的满蒙政策，就是要吞并东北。面临亡国在即的局面，内忧外患，我们必须发奋图强。”张学良认为高崇民有真知灼见，所言极是，很受感动。不久，高崇民被聘为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的秘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高崇民亲眼目睹了家乡的沦落，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表。他秘密前往北平，找到张学良。时任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接见了高崇民。张学良热情地握着高崇民的手，问高崇民：“刚离开沈阳吗？那里情况怎样？”高崇民说：“前天离开沈阳，那里情况很糟。”“皇姑屯先烈之血未干，东三省之沦亡终至。可是东北军为什么一枪不发，把一片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呢？”张学良眼睛里闪动着泪花，长叹道：“东北沦陷我有责任，东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忧心忡忡，我的家乡父老，我的祖宗坟墓，我岂有不爱之理！”高崇民对张学良说：“东北的大好河山行将断送，我这次离开东北，一不是入关逃难，二不是入关谋事，而是要驱逐日寇，以收复失地为己任。我想辞去您的秘书职务，不做官，也不经商，专门从事救亡工作。现在的关键是要宣传民众，欲抗倭寇，非发动民众不可，您看如何？”张学良点点头说：“这倒也是一个办法。”高崇民又说：“我在经济上没有来源，还需要得到您的支持帮助才行！”张学良欣然允诺：“好！我给你每月300现大洋。”以后张学良按月给高崇民生活费，一直到西安事变。

（二）参与策动“西安事变”

1931年9月27日，高崇民与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阎宝航、卢广绩、杜重远等人在北平组织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和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11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在面见蒋介石时，高崇民义正词严，愤怒斥责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以及国民党上层人士所宣扬的牺牲东北，以求偏安的错误主张，使蒋介石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次请愿使广大民众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不抵抗行径。1933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迫解散，虽然它仅存两年时间，但却是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尝试，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5年7月，屡遭挫折的高崇民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上海。在这里，他与故交杜重远相遇，两位挚友抱头痛哭，他们为东北3000万民众受苦受难痛心、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悲伤。杜重远将共产党人孙达生介绍给高崇民，在与孙达生接触后，高崇民开始研读马列著作，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领导抗日救中国的政党，他毅然决然地撕毁国民党党证，决心跟着共产党走。

同年9月，东北军在西北连续发动劳山战役、榆林战役和直罗镇战役，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损失尤为惨重。蒋介石和何应钦不但不给予相应的补充，还撤销了被歼三个师的番号。10月，高崇民、杜重远等人在上海讨论东北军前途的问题，一致认为东北军应该联共、联西北军，否则别无出路。为了说服张学良，他们起草了《给张学良的建议书》，决定让高崇民送抵西安。

此时的西安，笼罩在一片不安的气氛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着抗日的目标，始终不渝的奋斗，东北军和西北军徘徊于“剿共”与抗日之间，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且两军之间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猜疑。高崇民到达西安后，把意见书交给张学良，说：“蒋介石调东北军剿共是一个阴谋，意在使两败俱伤，伤哪一边都是蒋介石的胜利。共产党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要建立一个像苏联那样的新兴国家，是从穷苦老百姓利益出发的。所以，红军到什么地方都得到人民拥护。按道理是不应该‘剿’的，按力量也是‘剿’不了的，因为国军不能把老百姓都消灭干净。……应当与共产党联合，也应当同各地方实力派联合共同抗日。只有国内大联合，才能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说：“西北军和东北军之间存在着误会。消除误会方能成大事。现在急需有人进行疏通，你来做这个工作很合适。”

高崇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前往杨虎城将军处，分析了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就是调非嫡系部队打头阵，使他们的实力消耗掉，直至毁灭，这就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前途。两军的误会多半是由于东北军的个别军官不识大体，骄横滋事所致。再加上戴笠的挑拨：“张学良有大西北主义。”杨虎城将军觉得高崇民态度十分坦诚，欣然地表示同意高崇民的见解，愿意在张学良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工作。其实，杨虎城将军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加上他个人又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了解到《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及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后，就表示同意中共的政治主张，并于1936年初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达成抗日共识。

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不仅肯定了东北军在以往抗战中所取得的辉煌业绩，而且还呼吁东北军与红军结合起来，一同抗日，并释放了东北军进攻陕北时被俘虏的4000余人，与东北军建立了友好合作联系。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不仅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还提出了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宝贵意见。在中国共产党和高崇民等民主人士的努力下，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隔阂逐渐消除。张、杨二人进行了秘密会谈，确定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与共产党红军三方面合作的方针。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但均遭到蒋介石斥责。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全国为之震惊，各派势力反应不一。如何正确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西北军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在讨论如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力主自己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高崇民力图劝说张学良放弃这一做法，并主持会议，讨论放蒋问题，讨论中间，高崇民得知张学良已经和蒋介石一起飞往了南京。多少年来，高崇民一直为自己没有劝住张学良而感到后悔不已。

对高崇民来说，“西安事变”影响了他的一生。周恩来总理曾指示，由高崇民等7人组成西安事变史料组，负责征集编审工作，古稀之年的高崇民不顾年老体弱，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亲自动手撰写了3万余字的《西安事变杂谈》，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走访知情人，审阅稿件，收到了200多万字的素材，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三）他是“东北人的榜样”

“西安事变”后，在周恩来的倡导下，高崇民在北平组织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他始终为拥护国共合作、营救张学良和支援东北抗日联军而奔忙。通过和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人的接触，高崇民看到共产党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顾大局，识大体，在敌后战场上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更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带领中国人民抗战的领导力量。1938年初，高崇民将儿子高存信送到了延安。同年8月，高崇民随“东总”参观团踏上延安这块神圣的土地。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他，当高崇民看到毛主席穿着的粗布衣上面还打着补丁，更加感慨，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领导抗战，这是何等的了不起，只有这样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领导才能与人民心连心，才能真正挽救民族的危亡，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毛主席询问了西安的情况，对高崇民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给予很高评价。

在延安，高崇民向周恩来和陈云提出入党的申请。周恩来和陈云都表达出党对高崇民非常信任，但是考虑到国统区的统战工作不入党比入党更方便，高崇民十分理解党的意图，也非常尊重两位领导人的苦心，郑重表示服从党的安排。从那以后，高崇民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工作，在党外发挥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特殊作用。

“正义”两个字始终流淌在高崇民的血液里。1941年，为营救好友杜重远，他被骗至重庆，遭软禁长达五年。在虎狼窝里，他一身是胆，正义凛然，坚持抗日复土的工作。在周总理的指示下，高崇民不断约请身在重庆的东北各界名人，团结了一大批东北抗日志士。在“东北救亡总会”被国民党取消后，他在自己门前挂起了《反攻》半月刊的牌子，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抗日进步力量，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反对倒退，坚持宣传抗战到底。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在望之际，他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实现民主，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总理赞扬他是“东北人的榜样”。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1月，中共中央任命高崇民为安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10月，在张学思的介绍下，高崇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会上，高崇民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高崇民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崇民一直在东北工作，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1954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撤销，高崇民调到北京工作，曾担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但由于工作需要，高崇民的党员身份一直不公开，仍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以“老国民党员”的资格作报告，写文章。

1947年在哈尔滨东北行政委员会部分委员合影，右起邹大鹏、高崇民、冯仲云、李立三、吕正操、张学思、钟子云等

1968年10月6日，高崇民把子女叫到一起，凝重地说：“你们要记住三条，我一生最敬仰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的敬仰我绝不动摇，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第二，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你们可以放心；第三，我这个人什么时候死，在哪里死，怎么死都行，但绝不自杀。”两天后，高崇民和夫人王桂珊及子女一起合影留念，这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1971年7月29日，高崇民含冤辞别人世。生前，高崇民曾说：“我死了以后能够找面党旗给我蒙上，我就知足了”，很遗憾，他的心愿没能实现。1979年4月20日，高崇民平反昭雪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王震、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刘澜涛代表党中央公布了高崇民的党员身份，宋任穷代表党中央给予高崇民的评价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襟怀坦白、刚直不阿、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评价。

高崇民对党忠诚、追求真理、维护正义、胸怀大局、立场坚定、敢于斗争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必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奋勇前进。

高崇民生平事迹陈列馆

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客户端辽宁频道2021-11-14

参考文献：

1.《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1991年10月版；

2.《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2021年2月版；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