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一天，父亲指着家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书说，“这书是毛主席编的，里边有昌图县的事呢！”我当时很兴奋，没想到毛主席还知道昌图县的事，但由于它是非故事类的书，我没有看。参加工作后，我想看看这本书，却找不到书了。后来我向父亲的一些老同志找寻这套书，他们没有人保存。铁岭市政协文史委的刘汉兴同志知道了这件事，为我挂在心上。2006年初我去铁岭，他告诉我市内有一个旧书店有我要找的书，我和他打车去看，果然《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三卷俱全，从书的内页签名上看，原书主是一位姓唐的先生，他在1958年购于平谷县。我高价购下此书。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编，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选入的是一些省市的1954年和1955年的一百七十六篇典型经验，辽宁省有六篇经验入选，《昌图县红星一社大量积肥的经验》是其中一篇，约一千五百字。
毛泽东主席在1955年12月27日亲自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序言，《序言》指出：“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一次在十二月，在第一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一百二十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他们认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我们从原有的一百二十一篇材料中删去了三十篇，留下了九十一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了八十五篇，共计一百七十六篇，约有九十万字，成了这个本子。”
《昌图县红星一社大量积肥的经验》，最初登在《辽宁工作通讯》第十九期，稿件因是1955年8月12日下半年形成的，据毛泽东主席的《序言》判断，应该属于第二次各省、市和自治区送来的补充材料之例，文章没有署名，只署昌图县农林局工作组。
2006年4月18日，孙奇主席来昌图县研究我撰写的《孙奇传》第三稿，因他在1955年担任昌图县农工部副部长，我意把这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赠送他。他看了后，在三卷书上分别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又回赠给我，告诉我《昌图县红星一社大量积肥的经验》是当年昌图县农林局的李向午、王福集二人调查撰写的。
《昌图县红星一社大量积肥的经验》反映的是当年昌图县十六区公祥村的红星一社，既现在的昌图县八面城镇公祥村某村民小组的事迹（一社现为第几村民组不祥）。1955年红星一社自然概貌：一百三十四户，耕地三百零三垧，大牲畜四十五头，养猪四百头。这个社以往不重视积肥，粮食减产，实践中他们认识到积肥的重要性，制订计划和制度，指定专人，挖积肥坑，收集人粪尿，把人畜粪便和水草等充分地加以利用。常年积肥，预计全社这样开展积肥可达三十九万斤，可以施肥二百垧地，可以多打粮食四百石。
五十年代，中国粮食不足，毛泽东为几亿人吃饭的问题忧愁，以什么办法增产？红星一社积肥的经验符合他心中孕育的并于1958年形成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农业八字宪法”，得以选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在这种大背景下，昌图县的农村工作形势又如何呢？1955年在批判“小脚女人”式的右倾思想的基础上，中共昌图县委副书记陈洪福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宣布农业初级社改成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决定。昌图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运动暴风骤雨般地席卷全县，几个月全县就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刚进入合作化的农民，还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害怕“共”了自己的产，全县农村刮起一股卖耕畜和砍伐树木之风，大批私有树被毁，十几元或几元就可以买到一头毛驴。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杀驴买肉的现象。生产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加之平均主义、穷富拉平、以肥带瘦风行，农业产量连年下降。
当年，昌图县委很重视对农村情况的调查研究，农村工作部和农林局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蔚然成风，昌图县红星一社大量积肥的经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涌现的，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及时发现总结的。（昌图县农村工作颇有成绩，农村工作部长刘兴贵于1955年后担任了昌图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并于1957年6月12日，他代表昌图县委进京，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昌图县红星一社大量积肥的经验》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著名的《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等一百七十六篇文章，把昌图县的名字早在五十年代就传遍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昌图县红星一社的积肥作法对全国农村大积农家肥起到了推动作用，仅昌图县农村效仿红星一社的积肥作法从1955年起至八十年代生产队的集体生产形式解体之时，持续了三十年之久。
（作者系昌图县物价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