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列被颠覆始末

发布:2017-12-11 15:18 阅读:3170 次 【 字体:

1937年7月21日凌晨,伪满连京线一列日本军用快车,由北向南急行在昌图县沙河子铁桥处突然颠覆。这次军列被颠覆,使侵略者遭到重大伤亡,三昼夜未通车,事件震惊中外。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报复,将沙河子村钱家及有关人员23人杀害。这是一曲救国难的浩然正气之歌!现将日本军列被颠覆经过追记于后。

我家祖居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满井乡沙河村(现属辽宁省昌图县)。旧社会家有土地百垧,六十多口人团聚一堂。祖父钱丰太是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第一夫人于凤至的舅父。家父钱辅廷(字东升)过去是张大帅的马弁,后为张学良将军的侍从副官,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家庭中在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内就职的就有七人之多。最高职的钱忠山是东北军一名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腐败无能,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实行不抵抗主义,奉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关内围剿陕北根据地,竟把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张学良东北军的上下官兵,面对国破家亡和国共两党的不同主张,思想不断变化,由疏共变亲共,由亲蒋变恨蒋,因而导致接受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将军亲自召见于凤至夫人的表兄钱辅廷。让家父待机破坏东北铁路运输线,切断日军向关内增添兵力和弹药给养的供应,并做好东北军重建家园的内应工作。为了给钱辅廷创造方便条件,不致暴露行踪,便下令钱辅廷接任石家庄东北军的营长职务,既避开了钱张之嫌,又好来去自由,行动方便。当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张学良不久,家父收到表姑母于凤至的一封密信:告知西安事变真相,并说蒋还要逮捕学良一派及其至亲密友,为免遭暗害,应换个地方躲避一下。不多日,我家就由石家庄迁往天津市。在此期间,家父积极筹划,后直接派人传递了张学良将军的密令。正如敌伪报刊上所说:“本年逃亡关内之钱家某官,行反日之行动,由此人向钱家来信,传达日支风云之险恶,如果事变时,在开战之同时,满洲内之铁道使其破坏,力谋后方之扰乱。”这里提的某官,正是钱辅廷。家父就是张学良将军的代言人,遥控反满抗日救国的主要组织者。1936年冬,家父密派王氏弟兄(外号“王山东”)去东北昌图老家传递张学良将军这一密令。为使王氏弟兄能在老家落户,又不引起他人怀疑,经过细致研究,慎重考虑,周密计划,才让王氏弟兄领妻子和孩子四人一起以逃荒为名,前往昌图老家与钱富德(五叔)接头。通过密信接通了关系。被收留为我家短工,安排在我家下屋居住。后因钱富德秘密串联族兄族弟——钱富恩(当时是满井站铁路警察)、钱富祯、钱富厚等弟兄,钱富德便成了这次事件的直接组织者。于是秘密决定,扒铁道破坏运输线。一是自家西南方不远的满井河铁桥;二是桓沟子车站。事后积极筹备,扩大队伍,钱富恩和满井站铁路郭孝田、蒙希山、蒙希武三人是拜把兄弟、患难朋友。不久挂勾成功,队伍已扩大到9人。若从事扒铁道,破坏运输线,既要必备工具,又要熟悉技术。工具由郭孝田、蒙氏弟兄包下了,撬扛、铁镐、搬手等,应有尽有,准备停当,只等时机一到,即可行动。

偏巧,7月18日从满井站获得内部消息:“20日夜间将有日军特快军用列车,由北向南通过满井站,要做好线路安全检查工作。”他们便秘密商磋,研究破坏大计。钱富德召集众人,共同讨论研究,周密考虑策划。得知20日夜间10点以后南北方向均无车。当即决定于20日晚10点携带好工具到现场,由钱富德指挥。钱富德、钱富厚南北站岗放哨,钱富恩、郭孝田、蒙氏弟兄和王氏弟兄人人做扒轨工作。他们准时到达满井河铁桥的北端,动手将铁轨接头处撬开,使接头处不相衔接。完毕后,郭、蒙、王各回各家,钱氏弟兄沿铁道向泉头方向走去。

21日午夜零时三十分,由哈尔滨开往大连的日军用特快十几节车厢满载日军官兵,火车驶到铁桥北端突然脱轨倾斜,车头向河底冲去,后面车厢由于惯力,冲撞着也跌入河底,火车头扎入河底泥里,仅尾部一节车厢脱轨后停在桥上,其它车厢全部车毁人伤,敌人死伤惨重。敌伪报刊上说:“死去日本机关士(司机)二人,满人二名,日本旅客一人,负伤六十四人。”这是避重就轻、怕暴露真相,掩人耳目之说。事后得知日军将官以上的高级将领就有四名当场死亡。

事件发生后,经过现场检查,敌人认为:“此事件非自然发生之事件,乃大胆之徒,行其计划,故意破坏之所致也。”因而调集警宪特务汉奸,封锁各个要道,严查可疑之人。敌人考虑到,破坏时间之准确,工具准备之恰当,扒轨工作之熟练,必定是车站内部人员干的。首先抓走了蒙氏弟兄,后又抓走了郭孝田、钱富德、钱富生。而钱富生是刚从奉天(沈阳)放假回家的大学生,事件发生时还在学校,根本与他无关,虽然日系校长当面申诉和具保,但敌人妒嫉该人是大学生,恐出后患,也未能幸免于难。钱富德、钱富生弟兄二人是我二祖父的儿子,他哪里肯舍,便不顾一切的由小路赶到泉头警察署打听消息,未曾想也被扣留,一去未归。随后又抓起了祖父钱丰太、五爷钱景太和叔父钱富安、钱富厚等人。三叔钱富祯跑到鴜鹭乡女儿家时,谁知早有特务等待,也被抓走。伯父钱富清逃到昌图城姑丈人曹义家里,也被告发让警察抓走了。不仅钱家满门遭劫,还祸及亲友,表叔徐氏弟兄三人、王氏弟兄和许某等人,也一同送往四平市日本宪兵队。后全部定为“反满抗日国事犯”,于当年8月24日集体砍头埋在四平市南公园墙外。主要组织者钱辅廷曾几次迁家,后由天津迁到北平市北新桥香饵胡同三十六号居住。1939年夏一天晚上,身着便衣、手持武器的特务五人,由房顶下来闯入屋内,将父亲和我姐弟,一共四人抓走。因母亲重病卧床不能行动,没有抓走。因我姐弟三人年幼,于第二天凌晨用马车送回。而家父钱辅廷这个事件的主要组织者,由此杳无音信,后来才知被抓到北平市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惨遭杀害。钱富恩老叔在火车脱轨完成任务回家后,马上偷偷带妻子从后院走出,投奔哈尔滨香坊区妻兄王世禄家。四个钟头以后,全屯就被当地警察看管起来。后把一个姓冼的山东老头抓了起来。等昌图日本特务拿照片一对照,才知抓错了,因此钱富恩借此时机逃了出来,又逃到佳木斯,最后在哈尔滨满洲七八二部队当了装卸工,给日本侵略者在夜间往火车上装药箱。日本特务没有抓到钱富恩,临走时说:“谁抓到老钱家人有赏,抓到钱富恩,一斤肉给一斤金子,谁要知音不报,同样论罪。”钱富恩此时已改名徐荣久,因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在干活中经常把运往前方的药,全部倒在壕沟内,将空箱装上火车运走。后被日本侵略者查觉,于1940年6月被抓走杀害。到此,我钱氏一族祖辈三人,父辈八人在此事件中惨遭日本杀害。而八叔钱富春当时没在家,立即改名李志清,背井离乡八年,到处讨饭生活。大叔钱富云,吓得脱离红尘,留发蓄髯,出家于东丰县一个庙里,人称“刘老道”。二人在祖国光复后才敢回家。

我钱家这一爱国行动所造成的惨案,记下了中华民族的深仇大恨和中华民族不可侮的铁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辈一定要记取这一段历史,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口述者钱金宝、钱金仲系钱辅廷的长子和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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