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下旬，当时我在铁岭县医院门诊部药局做调剂工作。那时我才十八岁，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平常爱看些中国和苏联卫国战争的小说和战斗故事影片等，很受教育。11月20日左右一天下午，我接到电话通知，去县医院食堂参加全院职工大会，我按时参加了。是由院党支部领导和曹国襄院长向全院职工发出动员，按上级指示精神，为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县里要求派三名医务人员赴朝鲜战场为伤病员服务，号召大家志愿报名。院党支部特别强调党团员应带头响应，挺身而出，这是祖国需要你们的时候。会后我就写了志愿书，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决心奔赴朝鲜战场，为抗美援朝伤病员服务。当时我都没有来得及写信与父母商量就报了名。在12月1日下午，我便接到院党支部的通知，已被批准赴朝鲜做司药工作。同时批准的还有护士汪秉奇、外科医师王鹤鸣。医院让我们先交接工作，做好出发前的准备。这时医院为我们每人发一套新棉衣、一顶棉帽，县政府发给我们每人一床鸭绒被和一件大衣，医院给带一些医疗器械和药品，并召开了欢送大会。12月4日下午到县政府集中，当晚从铁岭火车站出发，列车经过四平，在梅河口车站暂停一会儿，然后经过通化，火车过了许多山洞，次日下午到达东线边境城市临江市。在此地休息两天，进行编队，我们被编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二分部公路工程二大队中队医务室，由王鹤鸣医生负责诊断治疗，汪秉奇做护士，我做司药工作。我们发的军装全是干部服。我们七中队队长郝克和教导员刘振东都是辽西省交通厅干部，刘振东说话有些结巴，据说曾给周总理当过通信员。铁岭县去的张德泉、郭斌都是七中队干部，负责分队的领导工作。12月8日晚出发，我们医务室三名同志乘木爬犁通过临江公路大桥，到达对岸朝鲜国土厚昌江口，随即直奔朝鲜东线行军。沿途经过好多村庄，半夜大家走的太疲乏了，便住在一座朝鲜小学校里，教室中间悬挂着金日成画像。入朝后看到朝鲜小学生拿着小旗，唱着《金日成将军之歌》，在路两侧夹道欢迎。我虽不会用朝鲜话唱，但曲调是熟悉的。次日晚照常行军，约后半夜到达休息地，可能是个兵站，道路四通八达，车辆比较多。我们刚刚住在一个小房内，就听到敌机在低空盘旋，投照明弹，接着扫射一阵。因我第一次遇到此种情况，心情很紧张。当时刘振东教导员非常镇定，耐心向我们讲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等许多战斗故事，他遇到过许多艰险情况，告诉我们一定要勇敢镇定，什么也不要怕。我们细心听他讲故事，慢慢地安定下来了，此后逐渐增加了勇气和胆量。次日晚上继续前进，这回不是步行而是乘军用卡车连夜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达朝鲜东海岸城市元山市，这个城市被美帝摧毁的破破烂烂，但主要交通路口仍有人民军女战士指挥交通，敌人不时从元山港军舰上发射炮弹，在公路附近爆炸。汽车终于冲出封锁线，顺利通过元山。我们中队的任务是在马喜岭山中加宽公路，保证军车畅通无阻，做到随炸随修。当时中队张工程师和韩工程师还创作了《马喜岭之歌》，大家都学会了唱这支歌。后来中队又继续前进，逐渐转入朝鲜中线，途经金化、熙州、平康等地，后来就驻扎在平康进行修路，保卫临津江桥，保障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我们是在二线，经常听到前线炮声，敌机为了切断我方的运输线，每日白天低空轮番侦察、扫射、轰炸。1951年5月12日，我去大队参加护士节会（在山那边开的会），我回来时驻地的房子已被敌机炸毁并烧坏，炊事员刘天德被敌机投的凝固汽油弹烧伤，领导派我专门护理他。每天在防空洞里给他换药、喂水、喂饭，大小便都由我给他接。当时纸张很缺乏，我就用一些野菜叶子当手纸用。他鼻孔、耳朵、手脚烧伤发出难闻的臭味，还有蛆从鼻孔和耳眼中爬出，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我不怕脏和臭，给他往下拿蛆，一直护理他到伤愈。后来我被调到六中队医务室，医生是丁德富（辽西省交通厅卫生所医生），护士是陈福地（辽西公路局的护士）。我们在咸镜南道长津郡南面束沙里驻扎，保障公路安全，随炸随修，白天防空隐蔽起来，日落后开工。我们医务室住在一个姓申的朝鲜老百姓家，他儿子是朝鲜人民军，在三八线作战中光荣牺牲了。他们非常喜欢我们年轻人，老大娘对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关心照顾，夜里为我们烧炕盖被，常常像慈母一样抚摸我的头，说我长得和他的儿子一个样，我们虽远离家乡和自己的亲人，却得到朝鲜妈妈的关爱，心里感到十分温暖亲热。我们天天为她家担水、扫院子，遵守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朝鲜人的风俗习惯，不拿一针一线。每当我们改善生活吃饺子和饼时，总要先给房东老大娘送去一些，我还把自己新发下来的白毛巾送给朝鲜阿妈妮。我们还为驻地朝鲜军民医治疾病，受到当地领导的赞扬。在一次敌机轰炸中，一位里委员长头部被弹片划伤，经我们医务室全体同志精心治疗，终于伤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他的家属深深鞠躬，表示感谢。他们感谢志愿军医生挽救他的生命。我们为了方便同朝鲜老百姓接触，我认真学习不少朝鲜话，我做了笔记，还学会唱朝鲜歌曲，如《金日成将军之歌》《朝鲜国歌》《民军进行曲》及朝鲜民歌《桔梗谣》《阿里郎》等等。有时我吹口琴，朝鲜儿童唱，我也教他们汉话和中国歌曲，进一步增进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1951年12月上旬，我接到大队部的通知，我们胜利完成了战勤任务让我们准备回国。我把工作交接完后，中队开了欢送会，朝鲜老百姓热烈欢送，我当时流下了热泪，恋恋不舍，中队全体干部在一起合影留念，然后用车把我们送到大队部集中，乘火车回国。当时发给我们每位归国同志一张抗美援朝战勤支前证明书，是志愿军后勤二分部颁发的。我们乘火车返回祖国，在中线辑安市（今吉林省集安市）休息一天，后换乘火车返回铁岭县。县党政各级领导到车站迎接，然后安排在铁岭城内转盘旅社休息，理发洗澡，又在原铁岭剧场召开欢迎大会，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参加，县直各单位、县医院领导也参加了欢迎大会。我们归国同志一批一批到主席台上，县委书记孟涵发给每位归国同志一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授予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和一枚是辽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大会上，县领导对我们赴朝成绩给予肯定，也对归国同志提出希望。会后我返回原单位铁岭县人民医院，医院也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我和汪秉奇向院领导和全院职工同志们汇报了自己在朝鲜工作的体会。医院给我俩新做了衣服和鞋子，放一周假回自己老家和亲人团聚，休假期满，满怀喜悦心情回到原来工作岗位工作。
（作者系铁岭县人民政府机关卫生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