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血和泪写成的惨痛历史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辽北罪行概述
辽北地区南临沈阳,北接四平,东靠抚顺,西连内蒙。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不尽的自然资源，使得这里不仅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每次侵略东北，都把辽北地区当做侵略、掠夺的重要目标。从1905年3月日军侵占铁岭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统治了整整40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辽北人民实施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压迫、暴虐屠杀、精神摧残的40年，是对辽北地区实行全面殖民统治的40年。日本侵略者对辽北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记述这段用鲜血和泪水铸成的惨痛历史，是为了不忘过去，也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一
日本军事武装最早侵入辽北的时间是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1904年，日本帝国与沙俄帝国为争夺在中国辽东半岛的殖民地利益，爆发了日俄战争。而腐败的中国清朝政府竟然宣布保持“中立”，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毫无顾忌地将大批军队开赴中国东北，攻旅顺、打辽阳、占奉天，并于1905年2月之后，相继侵入辽北各县。
军事侵略是殖民侵略的前奏。为了达到其殖民侵略的罪恶目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强对辽北地区的武装占领.驻守辽北的日军不但有野战部队、铁道守备队，还有宪兵部队,工程兵部队。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侵略工具，日军在辽北地区穷兵黩武，犯下了大量侵略罪行。日俄战争期间，辽北地区是日俄角逐的战场。战火所及,辽北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日军动辄以“俄国探嫌”为名，抓捕、枪杀无辜百姓，抢夺财物，奸淫妇女。日俄战后，日军认为军事占领已得到巩固，更肆无忌惮地寻衅滋事，制造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以达到镇压辽北人民的目的。此类事件在辽北各县都有发生。他们还常常以军事演习为名，横行城乡各地，耀武扬威。“九•一八”事变之后，辽北各地抗日斗争风起云涌，日军则血腥镇压抗日武装。抗好义勇军占中原、金山好、方振国和赵亚洲部，都屡次遭到日伪军的联合围剿。
1932年4月初，日军调集近万人，组织声势浩大的“五县会剿”，兵分几路对活动于铁岭。开原、清原、西丰边界地区的抗日义勇军第三十九路军展开大讨伐，三千多义勇军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日军在辽北一方面镇压人民的抗日武装，另一方面，由于辽北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日军还全力在这里营造侵华军事基地。他们利用铁岭等地交通便利的条件，建造了军用仓库、卫戍医院、兵器支厂等。特别是关东军仓库铁岭支库，其地位和作用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中非常重要。据日军所编《铁岭支库略历》记载，该库不仅向长春临时仓库、日本国内、东北驻军运送大量物资，而且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屡次将军用补给送往前线。通过在辽北营造后勤补给基地，日军不仅巩固了其在辽北的军事统治，而且也加速了对其它地区的武装占领。
殖民主义者军事侵略的直接目的是经济掠夺。在侵占辽北的40年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对这里实施了严酷的经济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攫取了在南满地区的一系列特权，并于1907年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以经营铁路作为侵略活动的物资基础。“九•一八”事变之后，“满铁”在关东军支持下，开始全面霸占东北铁路及其它水陆交遍设施。长大、平齐、四梅铁路在辽北境内的铁岭、开原、昌图、西丰见县穿过，全长218公里，大小车站28个。辽北各地的粮食及其它物资，通过铁岭站、开原站、昌图站等大小火车站被源源不断地掠往外地，直至日本国内。1943年，康平县强收蓖麻籽40余万斤运往日本；1944年，法库县的“出荷粮”通过铁岭、新台子等站运出851.22万斤，其中大部分运往日本。一方面是物资资源的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则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经营铁路货运和客运，中国人要使用还必须以日元结算．仅中日货币兑换不合理比价一项，日本殖民主义者就盘剥了东北人民的大量财富。除了垄断交通，日本侵略者在东北还垄断金融。“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辽北设立的金融机构中，除横滨正金银行铁岭、开原分行外，还有朝鲜银行铁岭、开原出张所，以及日华银行、铁岭银行、正隆银行、奉天银行和大兴公司，而金融会、金融合作社则每县都没有分支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不仅通过信贷业务从辽北地区获得大量利润，而且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控制的满洲国成立了中央银行，铁岭、开原、法库、昌图、八面城、西丰等地都设了支行，其本质则是典型的殖民地金融机构。它从上到下霸占货币发行，集中信贷管理，垄断金融市场。控制国民经济，积极为侵略政策、战争政策服务、成为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重要工具。1934年、1942年，伪满洲国又先后颁布所谓《金融合作法》、《国民储蓄法》，使明目张胆的金融掠夺以“合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不仅从根本上摧毁了民族金融业，而且通过金融业对东北人民进行敲榨勒索．通过所谓“必胜储蓄”、“配给储蓄”，直接为殖民统治服务。
日本帝国主义摧毁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直接手段是实施经济统制政策。辽北地区本来是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多年辽河河运的开发，铁路的通车，大大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糕点制造业、皮革鞋帽业、粮油加工业已形成一定规模。“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社会秩序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特别是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实施经济统制政策，使得辽北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1933年3月l日、《伪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出笼，此后，一系列充满殖民地色彩的经济统制政策不断出台：《对一般产业的声明》、《重要产业统制法》、《物价物产统制法》、《棉花统制法》、《钢铁统制法》、《主要粮谷统制法》、《皮毛皮革统制法》、《原棉、棉制品统制法》、《小麦及制粉业统制法》、《贸易统制法》、《产业经济基本计划纲要》、《物价停止令》，等等。上述各“法”不仅规定了经济统制的方针、方法，而且包罗了广大的统制范围；不仅对大部分工农业产品实行统一收购、统一配给，而且对进货渠道、原料分配、出售限价、经营方式都有具体规定。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便垄断了整个伪满经济，从根本上控制了东北的民族工商业。辽北地区则一直作为战争资源的供应地而被统制和掠夺，民族工商业中基础雄厚的只能苟延残喘，基础薄弱伪则纷纷倒闭，一些有名的商号加“义和堂”、“社记膏药店”等，都难以维持。而日本人开设的“洋行”却垄断了辽北的经济和市场。
移民侵略和土地掠夺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殖民侵略的一项重要措施。富饶的辽北地区是发展现代工业的宝地，位于铁路沿线或河川沿岸，属于日本侵略者移民侵略的“开拓第三线地带”。日本在这里统治四十年，以铁路为中心，以低价强买为手段，侵吞了大片“附属地”，而后又将大批日本及朝鲜人移入乡村，成立“开拓团”，进行疯狂的土地掠夺。纪洲村开拓团、松园村开拓团、岩水开拓团、长野开拓团、松木开拓团、花稼开拓团、集合开拓团、广陵开拓团等等，分散于辽北各地。据铁岭、开原、昌图、康平几县不完全统计，日伪统治时期共有79万亩土地被侵略者强占，许多农民失去生活出路，被迫外出逃生，过着饥寒交破的生活。仅铁岭县就有一万多户农民背景离乡，其中华家窝堡农民被逼全村迁出；广陵开拓团侵占昌图西坑、周家网、小大洼、大湾屯等村，强行赶走村民，造成许多人家流离失所。移民侵略和土地掠夺政策给辽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辽北的40年，是辽北人民饱受军事侵略、经济统治的40年，也是遭受政治压迫和肉体屠杀的40年。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伪满洲国从上到下建立起一整套殖民地化的统治机构，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直接工具。辽北各县都建立了伪政权和警宪机构，其主要职能为：控制各县政权，统治辽北人民；实施清乡井屯政策，镇压抗日活动；敲榨勒索，为所欲为，压榨辽北人民；强奸妇女，无法无天，欺压辽北人民；催粮派款，强征国兵，大抓劳工，奴役辽北人民；设立“狼狗圈”，抓捕“反满抗日犯”，监控辽北人民。
在建立各级伪政权的同时建立“协和会”，是伪满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协和会的宗旨是：“实现满蒙现住民族之协和”；建设“王道乐土”；“致力于治安维持”、“宣德达情”。其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其魔爪渗透到各个领域，诸如农业的增产出荷运动，国民储蓄活动以及思想监视、政治镇压、经济掠夺等，把政治统治的各个方面都变成了所谓“协和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日伪合流中的一个宪特别动队。辽北各县协和会在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思想麻醉、毒害人民和控制人民方面，在帮助日伪政权镇压人民、实施法西斯统治方面，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流行的民谣称：“前面走着讨伐队，后面跟着协和会”；“政府放个屁，协和会唱台戏”，都形象地道破了协和会的反动本质。
日本侵略者从政治上压迫人民的方式还有很多。诸如：强征国兵、勤劳奉仕、实施奴役劳动政策、建立“思想矫正院”、抓捕“思想犯”、“经济犯”，等等。特别是勤劳奉仕及其它奴役劳动政策，更是在所谓“国民皆劳”的谎言下役使东北人民的一种反动政策，实质是适应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长期侵略战争而采取的办法和手段。辽北各县每年都有大批勤劳奉仕队员参加各种军事工程、水运、公路建设，有的远赴辽源挖煤矿，有的远赴黑龙江金水开山筑路、修飞机场。被抓劳工更是受到奴隶一样的非人待遇，受人看押，吃糠咽菜，强体力劳动，失去人身育由；许多人难以生还，被埋进万人坑；被逼无奈集体外逃被电网电死者不计其数。昌图县1942年至1945年共出劳工3.2万人，死在外边的2000人，而死于西安煤矿和黑龙江孙吴军事工程的人更多，1945年去西安煤矿50O名劳工，生还的只有127人；同年去黑龙江修筑孙吴军事工程的1200名劳工，到期未归的2O0多人。有压迫就有反抗，而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主义者千方百计，伪满洲国唯命是从。1943年，为维护法西斯统治，又颁布了迫害人民的法令：《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两法内容为：把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人送进特设的矫正辅导院，在进行精神训练的同时，强破从事沉重的劳役；对可能犯有政治罪者，实行“预防监禁”，同时施以劳役。其实质是对东北人民实施法西斯的政治高压。辽北的法库韩家窝堡“思想矫正院”、开原“矫正辅导院”都具有一定规模。在那里，充满了法西斯白色恐怖。他们网罗罪名，随意捕人、打人、杀人，把所谓“政治犯”、“经济犯”当成会说话的牛马，实行严密的监控。
除了政治压迫，就是暴虐屠杀。日本侵略者图穷而匕见，用法西斯屠刀维持其反动统治。从1905年侵入辽北，直到1945年投降，日本侵略者从来没有停止屠杀辽北人民，无论是对抗日志上还是无辜百姓，他们都制造借口，任意杀戮，辽北同胞惨死屠刀下者成干上万。在《日本侵华史料集》第112页有一幅照片，在一堆干柴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幼童稚嫩的尸体，这是在铁岭龙尾山日军刺杀大批幼童后，准备焚尸灭迹的场景，其状惨不忍睹。1932年，日本人在昌图县辽河岸边捕杀群众12人，在八面城捕杀28人，悬首示众；1938年秋冬，西丰县同台村民有21人被抓走，分别被活埋、刀砍、喂狼狗；在金星乡北岭，伪满时称为“王八坑”的地方，日本侵略者在此砍杀过上百名中国人。发生在辽北的“小岛吃人心”、“沙河子惨案”、“周家网惨案”等事件尤其触目惊心。对抗日义勇军，日本侵略者更是恨之入骨，用极其惨忍的手段实施镇压，如开水浇、爬铁板、老虎凳、火焚烧、割首级、喂狼狗、刨尸体、刀凌尸、挖人心，等等。可以说，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辽北那一天起，辽北就已经沦为一座人间地狱。
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
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这一论断阐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
用武力征服掠夺中国的同时，更通过殖民地化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摧残，以达到其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专制比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其总务厅就下设一个思想统治机构：资政局弘法处。表面为伪满洲国国务大臣掌握的政府宣传部门，实际上是日本关东军直接管辖，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大陆政策，灭亡“满蒙”的工具。到1937年，伪满又进一步将资政局弘法处扩大为弘报处，其任务为：控制舆论、文艺；主管主要政策之发表；监察新闻报道机关；管理出版、影片及其它宣传品；控制宣传资料及内外宣传。弘报处作为思想文化的统治中枢，通过颁布《通讯社法》、《新闻社法》、《记者法》、《艺闻指导纲要》等“法规”，同各县警务科、教育科、协和会等部门联网，牢牢地控制着地方上的宜传舆论、思想动态。1936年，铁岭等县伪政权就配合宪兵队“控制民心动态”，用文化专制形式对铁岭、开原、西丰一带的广大民众进行思想“围剿”。在这种文化专制政策下，伪满时期辽北地区发行的报纸，如《铁岭时报》、《开原新报》、《铁岭公报》以及《盛京时报》、《大同报》、《东亚日报》、《泰东日报》等，其全部内容都是宣称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战争是“合理”的；广播也只是宣传一些日军在前方“取得胜利”的消息；图书、出版业则以日文书刊为主，内容大多是宣传所谓“建国精神”；电影是所谓的“国策”电影，宗旨是：平时向民众宣传殖民主义思想、殖民主义文化，战时以电影作为思想战、宣传战的有力武器，这种“国策”电影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的一种政治工具；文艺也是青一色的“国策”文艺，即把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都纳入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圣战”的宣传口径之中，因此又号称“决战文艺”，铁岭县的“协和剧团”、法库县的“宣抚剧团”，都属于这种性质。
对东北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门，其罪恶目的是为了实现长期侵吞中国的野心，从思想文化、精神生活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在中国人民中间驯服出大批“亡国奴才”．伪满洲国制定了一整套进行奴化教育的规章制度，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都统一列入伪满教育工作规划之中。学校教科书内容都是以“日满亲善”等“建国精神”为基础．充满了殖民地教育浓厚的奴化色彩。伪“民生部”解释所谓“新学制”的训令道出了伪满教育的真正目的：新学制的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治人格，涵养德性。”其实质是降低文化素质，征服人的精神，使之成为日本殖民者的廉价的会说话的工具。在这样的教育目标下，学生要背“国民训”。国民须以忠孝协和为本民族协和，努力于道义国家之完成；国民须举总力，实现建国理想，迈进于大东亚共荣圈之达成。当时辽北各县的“国民学校”、“国民优级学校”、“国民高等学校”，从学制到讲授教材，也都延用伪满一套办法，师生都要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必须赞颂“日满亲善”、“五族协和”；必须拥护“大东亚圣战”并为战争效力。
宗教和殖民地化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于剥削阶级需要用宗教作为麻痹和控制人民的重要手段。伪满皇帝博仪在其“国本奠定招书”中就阐述了“满洲帝国是在‘天照大神’神光普照下建立起来的。”其“国民训”要求：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唯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在伪满洲国，上至皇帝博仪，下至刚入学的学生，日日有遥拜，定期有祭扫，宗教愚民统治盛行。除了宗教欺骗之外，日本殖民者还广泛利用中国的封建意识形态，改头换面，为其服务，特别是将侵略者的“王道乐土”观念解释为源自儒家的“先王之道”，以利于对中国人民的统治。这样，在伪满初期，“振兴孔教”、“祀孔参政”活动四起，从首府新京到中小县城，到处修建文庙，以供一年两季的春秋丁日祀孔。据不完全统计，伪满时期辽北地区有文庙数百处，每到“祀孔日”，日本人、伪政权头面人物都要前去参拜，兴师动众，出尽洋相。194O年，日本的“天照大神”被搬进新京的“建国神庙”，从此，祀孔降为从属地位。但是．不论祭神还是祀孔，日本侵略者都是以此作为麻痹人民的思想工具．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精神摧残。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辽北40年，辽北人民遭受了诉说不尽的苦难和摧残。这段恶梦般的历史已经过去50年了，如今，辽北人民正以崭新的精神风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巍巍龙首山上残留着侵略者罪恶的弹痕，滚滚辽河岸边埋葬着屈死者不屈的灵魂，日本宪兵队的狼狗圈、刑训房、杀人场、“战迹碑”，还依稀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