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日本帝国主义对辽北人民的政治压迫
一、各县伪政权、警察机构的建立及其罪恶活动
l、各县伪政权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辽北的统治，于1931年10月19日派日本驻铁岭领事馆的镰仓严出面，组织铁岭县地方自治维持会，由原县长俞荣庆任委员长，镰仓严任参事官。1931年11月2日，铁岭自治会成立，石之璋任会长。1932年6月25日，铁岭自治会撤销，成立伪铁岭县公署，由许桂衡任县长。隶奉天省。
1931年9月20日，日军占领开原县城（今老城镇）。10月1日，开原县地方治安维持会成立，由原县长佟玉墀任委员长；10月12日改称开原县地方自治委员会。1932年3月，
伪开原县县公署成立。隶奉天省，1941年7月改隶四平省。
1931年9月，昌图土匪“老三省”乘局势混乱之机，以“抗日”为名，坐镇昌图县城达3个月。1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原昌图县长祖福广联合地方商绅，组织成立了昌图县地方治安维持会，祖福广任委员长，昌图火车站铃木好作、谷内嘉作及八面城火车站男中勇助等日本人为顾问。不久，按日伪指令改称自治指导部及地方自治执行委员会。1932年3月，伪昌图县县公署成立。隶奉天省,1941年7月改隶四平省。县公署驻昌图城府衙旧址，1945年3月初移昌图站新楼。日伪派日本人为参事官（1938年改称副县长），监督地方行政。初设一科四局（总务科和内务、财务、教育、警务局），祖福广任县长，同年7月由当地豪绅栾自新接任。日本侵略者为了控制昌图县行政大权，同时委派日本人今吉均、佐伯正为县公署参事官，多多良、川原二郎、西泽为指导委员长。1933年8月，康济取代栾自新。1934年3月，昌图县公署全部组建完毕。佐滕半重任参事官，小曾根盛彦任副参事官。县公署内也派进了日本警务官、经理指导官、产业指导官，一些主要部门的实权，都被日本人操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进入西丰。在建立县级政权时，沿袭中华民国20年（1931年）“西丰县政府”的名称，机构未变，原班人马也基本未动。县长冯广民，
下设第一科、第二科和外事秘书。据1932年2月伪县政府人员调查表统计：伪县政府有县长1人，科长2人，科员名人，外事秘书1人，雇员12人，公役员5人。政务警10人，共
35人．1932年7月5日，根据伪满政府令，“县政府”改称“县公署”，“县知事”改称“县长”，“县自治指导官”改为县参政官”。冯广民仍任伪西丰县县公署县长。同年11月，日本参事官森山诚之、属官仓桥健之助到任。伪西丰县县公署办公地址在西丰县城大南门里南康街（今西丰二中大门道北，县粮食局办公楼后院），有办公房50多间。隶奉天省，1941年7月改隶四平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还没有达到法库县境。但以法库县公安局长赵梦周为首的5人“亲日通敌”，密谋卖国求荣。11月20日，东北军骑兵三旅三十九团团长徐英奉辽宁省临时政府令，以帮助地方剿匪为名，带领300多名骑兵进驻法库，以设宴为名智擒赵梦周等5人，以犯有“国难当头之时，亲日通敌，出卖国土，扰乱治安”罪，将赵梦周等5人就地处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利用汉奸控制法库的阴谋。1932年5月23日，日军侵占法库县城。伪辽宁自治指导部派人来法库与当地士绅商议，组织成立了法库县临时维持会，由梁维新任委员长，有委员10人。1932年3月9日，伪法库县县公署成立，梁维新任县长。隶奉天省。
从1931年9月至1933年5月，康平县一直处于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控制之下，日军对康平发起过多次讨伐。1932年3月初，日军侵占康平县城，组织成立了康平县自治指导部。3月9日，张维周任伪康平县县长。不久，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区高荫周部收复康平，伪康平县政府奉令与伪满洲国政府断绝关系。11月16日，在日军第八师团第十六旅
团的进攻下，康平再次被占领。伪康平县县公署于11月下旬成立，阎恢原任县长。1933年4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十五路军怀念贾明伦联合田霖、英若愚等抗日武装，又一次攻占康平县城，活捉了日本参事官南竹治、副指导官日隈巽，伪康平县长阎恢原。日军铁岭守备队在队长丸山定的指挥下，向占领康平的抗日武装发起进攻。贾明伦等人带领抗日武装于29日撤离康平县城，并在城外将南竹治、日隈巽处决，阎恢原乘乱逃脱，日军第3次占领康平县城。此时，伪康平县公署方在县城安定下来。
总之，从1931年10月至1933年4月，辽北地区各县相继建立了伪政权。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伪政权，强化日系官吏的统治力量，将县参事官改称副县长，形成了日系副县长实权居于县长之上，日系副县长掌握决策大权的格局。辽地区各县伪县公署中日本人职员所占比例为20％，伪铁岭县公署则是30％。日本侵略者在县公署内增设1室（企划室）8个科（庶务、行政、实业、财务、教育、地政、动员、警务），并在警务、动员、实业、庶务等要害部门设科附，并且均由日系官吏担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各县推行“地方行政总合华”，由日系副县长统管县公署、协和会、兴农合作社3个日伪机构，采取“三位一体”政策，进行法西斯统治和经济上的公开掠夺，各县伪政权成为日伪当局统治人民的直接工具。
附：伪满时期辽北地区各县县长名录
铁岭县
姓名籍贯始任时间
俞荣庆浙江会稽民国十九年（1930）
许桂衡大同元年（1932）
杨宇齐奉天法库大同元年（1932）
赵骏第康德二年（1935）
汪兆瑶康德四年（1937）
金亚锋康德六年（1939）
张国挂康德七年（1940）
郑向荣康德十年（1943）
庄绍裕康德十二年（1945）
开原县
姓名籍贯始任时间
佟玉墀奉天抚顺民国十九年（1930）
丁玉青奉天开原大同元年（1932）
│常守阵│沈阳县│大同元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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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奉天夏县│康德三年（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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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才│奉天旅顺│康德四年（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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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治│黑龙江大赉│康德七年（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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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博│奉天海城│康德十年（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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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壁││康德十二年（1945年）
昌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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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籍贯│始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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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福广│吉林永吉│民国二十年（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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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自新│奉天昌图│大同元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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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济│奉天凤城│大同二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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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耀先││康德三年（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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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怡贤││康德四年（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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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锡藩││康德九年（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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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藩││康德十二年（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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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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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籍，贯│始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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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广民│奉天铁岭│民国十八年（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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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金声│奉天义县│大同二年（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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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式叙│沈阳县│康德二年（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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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肇元││康德四年（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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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庆泽││康德七年（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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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连壁│奉天黑山│康德九年（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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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珊││康德十二年（1945）│
法库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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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籍贯│始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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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能││民国二十年（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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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德││民国二十年（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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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维新│奉天法库│大同元年（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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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生│奉天营口│大同元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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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运衡││大同二年（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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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昌││康德四年（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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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坚││康德七年（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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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丕承││康德九年（1942）│
康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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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籍贯│始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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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周││民国二十年（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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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恢原│旅大│大同元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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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书春│黑龙江望奎│大同二年（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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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文霈│哈尔滨│康德元年（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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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德慧│奉天铁岭│康德四年（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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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廷贡│奉│康德七年（1940）│
││天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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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焕青│奉天铁岭│康德十二年（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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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县伪警察机构的建立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铁岭就有日本警察机构。“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辽北人民的殖民统治，又在辽北各县相继建立了伪满警察机构。
伪铁岭县警务局（后改科），下设警察署、警察分所、警察总队。1934年，全县城乡共设9个警察署，辖45个分驻所；1个警察总队，4个中队。
开原县于1932年3月1目设立了伪警务局（后改科），下设9个警务分局（后改称警察署），1个警察大队。1934年下设9个警察署、40个警察分驻所，行政警察有警官77名、警士401名，有长短枪624支。1942年，开原县警务科下辖6股、2室、2所、7署、46个分驻所。警察大队下辖3个中队，7个分队，1个炮班，1932年时共有198人，长枪199支、短枪7支、迫击炮2门、炮弹226发、子弹10514发、马37匹。
伪昌图县警务局，主管保安、司法、警务工作。历任局长田庆良、迟永春、刘启明，历任日系警务指导官田中圆吉、中川升、上野正见。全局实有28人，内设3个股。在县内10个区设警务分局。1935年全县警特人员总数达984名。1936年改称伪昌图县公署警务科，内设4股（警务、司法、保安、特务）1室（督察室）1所（警察训练所）1队（警察大队）。下设10个警察署，45个警察分驻所。
伪西丰县设警务局，据1934年12月末统计，下辖9个警察署、38个警察分驻所；1个警察大队，有3个步兵中队、1个炮兵中队。共有伪行政警察363名，伪警察队官兵338名，其中日本人8名。1932年6月5日，日伪当局委任日本人新居数一、伊达振雄为警务指导官，将伪西丰县警务局完全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
伪法库县公署成立同时．成立了警务局，由日本人任指导官,掌管全部警务。全县境内设6个警务分局，分局下设分驻所或派出所。1933年，全县有警察628人．其中行政警察（巡官以上）89人，警长、警士283人，警察大队256人。警察大队长萧庆岩，下设马、步、炮中队。1934年改6个警务分局为警察署。1935年，全县有7个警察署，24个分驻所。
1940年，全县警察人数为254名。
伪康平县公署内设警务局（后改科），下设警务、司法、保安股。全县境内设9个警务分局（后改警察署）。全县有警察203人，警察大队300余人(3个骑兵分队、1个步兵中队）。
1936年，辽北地区各县伪警务科增设特务股；1938年增设劳动警察。伪警察强抓“劳工”，逼“出荷”粮，抓“经济犯”、“政治犯”、“思想犯”，警察的权势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当时的民谣称“关东军、宪兵队，警察官，协和会”为伪满时期的“四大硬”。
1937年7月后，日伪警务部门在各县警务科及重镇的警察署都增派了日系警察。昌图县警务科有山口弥作（警佐、勋八位），金野富治（警尉、勋八位），富田研（警尉补、勋八
位），松本正行（警尉补、勋八位），小谷辉夫（警尉补、勋八位），鸭原三郎（警长）。通江口警察署有丸山茂雄（警尉补、勋八位），番场三次郎（警长、勋八位）。城厢（即老城）警察署有白石安吉、村上筛、南科碧人、铃木忠、栗和田德治、竹野策卫等6名警尉补（都为勋八位）。铁岭县警务科有松浪，夏家楼警察署有小岛。此举全面加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各地的统治。
辽北地区各县伪警务科的特务股受省警务厅特务科直接指挥，专门从事秘密跟踪、侦察，抓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抗日群众。下设3个系（特高、邪教、特务）1个班（特别搜查班)。特高系主要是对外搜集苏联情报，对内迫害抗日团体和进步人士。邪教系主要是监督宗教团体、学校、党派集会结社，监督印刷出版活动。特务系主要负责内勤、文件收发、庶务工作。特别搜查班主要从事秘密侦察活动，拥有若干名侦探，分布在重点地段监视群众的一举一动。
3、各县的日本宪兵队
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宪兵作为日本陆军的军事警察踏上中国东北这片土地。沙皇俄国战败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南满铁路。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在铁岭设立了宪兵分
队。管辖开原、昌图分遣所，对护路军执行军事警察业务。
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是日、伪军警宪镇压机关的主脑，在屠杀和镇压中国人民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处于核心和指挥地位。关东军宪兵队原为1个队，约2O0人；1935年增加到5个队，有1O00人；1940年增加到16个队，约2000人；1941年至1945年，达到3200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铁岭宪兵分遣队隶属日本奉天宪兵队，地址设在铁岭“满铁附属地”松岛町东南（今铁岭县法院办公楼），队长先后为藤川九十九、饮原茂，管辖法库、康平县。开原也设立了日本宪兵分遣队，昌图宪兵队有日本宪兵20余人。西丰县归四平宪兵分队管辖。
满铁沿线设有日本警察署，负责铁路沿线及附属地的治安。铁岭警察署辖派出所或出张所7个，管辖区域为新台子至中固；开原警察署辖派出所或出张所13个，管辖区域为中固至满井；满井以北由四平街警察署管辖，满井至郭家店一线设有派出所或出张所12个。
伪满洲国建立后，随着伪满军队的编组，又设立了伪满宪兵队来执行军事司法。1935年4月，伪满宪兵司令部第一宪兵队（奉天）管辖辽北地区各县，有官兵150余人。1945年3月，伪满宪兵队改编为14个宪兵团，其中第一宪兵团有官兵107人，团长为于百清少将，总务课长为九山节枝少校(日本人），特务课长为猪骨寿（日本人），警务课长为贺俊平，
团附为孙景卿上尉等4人，管辖区域为铁岭市、铁岭县、法库县、康平县和奉天市、新民县、辽中县；第二宪兵团昌图分团有官兵39名，分团长为家本一郎（日本人），驻昌图街，管辖区域为昌图县、开原县、西丰县。
4、各县伪政权、警宪机构的罪恶活动
伪满各县政权、警宪机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辽北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直接工具，在辽北地区干了许多坏事。
①控制各县政权，统治辽北人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就开始了夺取县政权和建立伪政权的阴谋活动。在辽北地区，日本侵略者或者直接出面组织伪政权，或收买汉奸控制县政权，利用直接骑在人民头上的旧势力。为了全面控制县一级各方面大权，除设日本人参事官外,从1932年至1935年各县还陆续配备了日本人警务指导官、经理指导官和产业指导官，以掌握政治、经济和警察大权。1938年初，伪满中央和省一级政权机构的“次长制”扩展到基层，辽北地区各县的日本人参事官改为副县长。从此，在县级伪政权范围内，日本人官吏的一元化统治日趋加强。
日本官吏在各县伪政权中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凌驾于伪满洲国官吏之上，可以直接对人民发号施令。当时有着这样一句民谣：“满洲人官高位卑薪低，日本人官低权大薪高”，一语道破日本人是各县实权派。1939年，伪铁岭县副县长吉田传一等人，为了推行“开拓政策”，建立开拓团，对县内居民进行了土地、物资的全面大掠夺和繁重的奴役，训令都是副县长吉田传一签发的。1943年8月，昌图八面城的日本蓖麻蚕株式会社的3名养蚕指导官（日本人），闯入李铜匠瓜园吃瓜，不给瓜钱，还将李铜匠毒打了一顿。
日本官吏不但监视伪满洲国官吏的活动,也监视日系官吏的活动。1942年8月，伪铁岭市长徐渐久变铁岭市暑期教员讲习会上作了有对日伪统治不满内容的讲话。结果第二天被日本人逮捕，下落不明。由此可见，伪铁岭市长尚在日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何况平民百姓。1936年，伪铁岭县副县长小岛龙象（日本人）与伪铁岭县警务科指导官松浪（日本人）不睦，松浪就到处搜集小岛的“罪证”。小岛在行政上是副县长，松浪在名义上要听小岛的指挥，但松浪在军队中的军衔比小岛高，实际上松浪有监视小岛的权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伪县警务科突然出动警员将小岛逮捕，同时拘捕了伪镇西堡乡乡长郭景阳、大青堆子乡乡长赵兴华、宿老屯乡乡长曾树博、高力站乡乡长王明如、伪县公署人事股长栗清波等人。在警务科，所有被捕的人都遭到了严刑拷打，有的被灌煤油、辣椒水，逼迫他们供出给小岛送了多少贿赂。最后，省里派人来处理此事，将小岛调转他处，其余人也都先后释放。由此可见，日本官吏之间争权夺势，也要祸及中国人。
在日本官吏的控制下，各县伪政权对人民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与军事镇压，日本人操纵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大权，全面推行与贯彻各项反动法令与政策，强化法西斯统治，使辽北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②血腥地镇压抗日武装，屠杀辽北人民。
1931年日军侵占辽北地区后，辽北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仇恨，纷纷组织起来，燃起抗日烈火。首先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继之而起的是东北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在辽北地区主要有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区高荫周部、东北抗日勇军第十五路军贾秉彝部、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十九路军赵亚洲部、辽宁抗日救国军第五路军栾法章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师等抗日武装力量，这些抗日武装力量的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各县伪政权配合日军，对这些抗日武装力量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和野蛮的镇压。从1932年3月到1933年10月，仅在开原就进行“讨伐”57次，出动军警6618人次。伪铁岭县保安总队、伪开原县警察大队、伪法库县警察大队都曾参与“讨伐”，对辽北人民进行血腥的屠杀。从1933年7月到1935年4月，西丰县日伪军出兵“讨伐”达152次。日伪军对抗日义勇军官兵采用了活埋、刀铡、机枪扫射、刺杀、悬首示众等屠杀手段，同时以“反满通匪”的罪名将许多平民百姓杀害。各县伪政权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至1938年底方将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镇压了下去，但给辽北人民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日军曾将抗日武装人员10余人杀害后，把头颅割下来，悬挂在铁岭城北门外，企图以此恐吓人民群众。开原的日本宪兵队将反日的爱国志土肖共天绑在宪兵队院内的树上，先用刺刀扎死，再将其首级割下挂在开原城楼上示众。开原日伪军警宪特从1932年3月至1933年10月，就在开原、清原、西丰等3县交界处的49个村屯屠杀抗日军民60余次。1933年，日伪军在昌图八面城血腥屠杀当地群众28人，并悬首级示众于县城与各镇。1938年7月，在西丰县中兴村抓捕并杀害了与抗联有联系的伪村长庄雅臣等7人。1938年底，西丰县“清乡肃政工作班”在郜家店、铜台、房木、野鸡背就杀害抗日群众15人，1932年10月，日军守备队将法库监狱中的“强盗”33人押到西门外陶屯南甸子用机关枪残杀；11月，在秀水河子以“惯匪”罪名将50岁左右的农民10人活埋。1932年11月18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区第八支队二十二团团长李景福等8人在康平城北被杀害。在昌图县刘家大沟俘获了义勇军的支队司令朱小飞（康平县人），日军军官牧野在劝降不成后，在昌图县龙王庙大坑将朱小飞活埋。
1936年初，日伪组成安奉线地区警察讨伐队。将铁岭、开原县的日本警察编为井上中队，队长为铁岭署长井上警视，下属2个小队，第一小队队长是铁岭署岩濑警部补，有铁岭署员30名；第二小队队长是佐藤明夫警部补，有开原署员30名，加上翻译、密探共计65人。井上中队在“讨伐”中，烧山中农户住房，同抗日武装作战，2天内屠杀活动于石桥子车站以西抗日武装官兵25名。1936年秋，铁岭、开原县的日本警察又编入滩部队，队长是抚顺署长滩又次郎，下属2个中队和骑兵队及预备队。第一中队第二小队长为佐藤明夫，有开原署员25名。第二中队队长为铁岭署羽田警部，第一小队渡为羽田（兼），有铁岭署员30名；第二小队长为田中警部补，有开原署员25名。参与了铁岭、抚顺、兴京境内的“讨伐”，配合日军岩水守备队行动。佐藤明夫亲自枪杀了2名30岁左右的男人．并下令用轻机枪扫射惊恐乱逃的平民百姓，将1对年过50岁的夫妇打死后，还将左耳割下来带回去请功。
1939年2月，伪开原县警务科科附福田太郎警正奉日军命令带领县警察队参与围剿抗日武装的活动。同时，以特务股长星野忠义为总班长编成县特别搜查班，下设城厢特搜班、八棵树特搜班、下肥地特授班、上肥地特搜班、尚阳堡特搜班。任务是搜集抗日武装部队的情报，逮捕抗日地下工作者。1939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伪开原县城厢警察署特务主任北岛吉人警尉补指挥4名部下活动于西丰县境一带，以威远堡为中心，抓捕活动在西丰、清原一带的抗联一军三师柳万熙部，搜集情报25份，抓捕拷打抗日群众80余人，强制当地2名农民（威远堡、周家窝棚各1名）为其搜集情报。八棵树特搜班长花立照雄警尉补逮捕了5名抗日嫌疑分子，除将其中1名朝鲜人释放外，其它4名均交给当地的日本军屠杀。
③敲诈勒索，为所欲为，压榨辽北人民。
铁岭日本宪兵队翻译谢景林（铁岭县平顶堡人）在铁岭城里横行霸道，城内所有商号都十分怕他，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他胃口十分大，十分贪婪，是日本人的忠实走狗，是奴役和破榨中国人的鹰犬。铁岭县城警务科伪警长温道经常闯民宅，无故刁难百姓。有一次，温道到“德盛号”百货商店，先查户口，后翻东西，经理迟寿山被他打了几个耳光。然后被抓走。后经过托人请客送礼，迟寿山才从警务科被放回来。20天后，温道派人强行借走500元钱，此事才算了结。铁岭县夏家楼伪警察署无恶不作，要“出荷粮”、要兵、要劳工、要官响、要官马，无所不要，而且趁机敲诈勒索，连警察署的防空监视哨、“棒子队”的饷钱也摊派到老百姓身上。1944年10月，西丰县中阳村拐磨沟村民张德民被抓劳工后逃走，中阳村伪警察署韩警长来到张家要人，声言3天内交不出人来，就抓张德民的弟弟去顶替。张家无奈，只好托人给韩警长送去野鸡1对，烧酒2大瓶（9斤）、粳米1斗（50斤），韩警长才没有再来张家威逼。伪满时开原县警察署站前分驻所在站前的两层小白楼内办公，群众称之“站前小白楼，路过真发愁，看你不顺眼，抓去往死揍；人过挤钱花，车过东西留，说你经济犯，就得把钱丢”。
④强奸妇女，无法无天，欺压辽北人民。
1938年夏，铁岭县夏家楼伪警察署日本人小岛先后将夏家楼国立高级小学的2名年轻女教师骗到警察署，强行留宿奸污。虽然这2名女教师的丈夫分别是铁岭县警务科、教育科的职员，但对日本人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妻子调走了事。伪夏家楼警察署长朱子阳是伪县长宇齐的内弟，他依仗姐夫的势力横行霸道，强占村民张某的妻子，逼得张某携妻外逃他乡。1938年4月，日军守备队2名士兵闯入昌图八面城马家岭的1户农家，先鸣枪恫吓，然后将该家妇女强行奸污。
⑤催粮派款，强征国兵，大抓劳工，奴役辽北人民。
伪警察是催要“出荷粮”、征收苛捐杂税的主要工具，对于违抗者轻则拳打脚踢，重则拘捕关押。1940年，铁岭县粮食总产量是3.7906亿斤，而出荷粮的指标却是2.0916亿斤，占总产量的55％。农民种的粮食被掠夺走了一多半，而且是在伪警察和“督励班”的强迫下交出的。贫苦农民不但负担沉重的售粮任务，而且还要出劳工，铁岭县乱石山一带就有10
万劳工为日军修地下仓库。开原县1941年先后2次抓劳工，每次都近千人。伪警察还负责强征国兵，仅铁岭县白旗寨等5个村子就征国兵达190人。
1941年以后，伪铁岭县奉命征用劳工200名，用于同前苏联接壤的伪黑河省山神村的军用公路工程。伪铁岭县副县长别府城之（日本人）要求各村，根据工程性质，必须选派人。劳工指标经层层摊派，全部送到伪县公署，被抓的都是贫农或小商人的子弟。面临生计无着的家属，被迫涌进伪县公署申诉，异口同声地诉说家庭的种种困难，吵闹成一团。警察特务奉命驱赶这些家属，在家属和被抓来的劳工之间形成一堵人墙，使之无法接近。日伪当局给每个劳工发了1个饼子（不足1天的口粮）和1桶水，当天就被塞进闷罐货车内，车门从外面反锁上，在日本军的刺刀监视下被运往国境,送到深山里。当时铁岭县平顶堡和乱石山车站附近的山地被指定为日军燃料补给基地仓库用地，大批农民被赶走，四周被大面积围上铁丝网，由满洲飞岛组承建该工程。铁岭县平时要派3O0至400名劳工，邻近县也要派200至300名农民前来服苦役。劳工每天要干10至12小时的重劳动，吃的是高梁米饭和菜汤，住的是漏雨的破席棚，一栋破席棚塞着100人。劳动条件和卫生条件极差，既不准家属前来探望，又不准回家或外出。
⑥设立狼狗圈，抓捕“反满抗日犯”，监控辽北人民。
日伪警宪机构对辽北人民的监视和控制十分严密，无孔不入。他们设有“要视察人”名簿，凡是有反满思想或行为的均被列为特别户，被写入黑名单中，进行重点控制。他们还监视辽北人民的日常言行，收集群众对粮谷出荷的反映、对配给物资的反映等。当时民间舆论有，“收获的东西都被夺去，反配给豆饼吃，和牛马一样，怎么能劳动”；1943年“法库县由于苛酷征粮，县长感到危险，递呈子在运动转勤”等都被收入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简报》之中。
铁岭日本宪兵队设有狼狗圈，家住康平县朝阳堡的王殿元就是在铁岭被狼狗吃掉的。开原北大营也设有狼狗圈，抗日英雄白子峰就是被狼狗活活咬死后，被几条狼狗分尸吃掉的。有的教师被暗中定为“刑事要视查人”，昌图县通江口一带的2名教师和1名士绅就被宪兵队列入黑名单，派密探进行监视。康平县小学教师高水泾等人就曾被加上“反满抗日”罪名，被伪警务科抓去严刑拷打。康平中学校长王赞庭被关押过校岭监狱。铁岭县城北关小学首席教员邓永镇受到日本宪兵队密探的严密监视。铁岭宪兵队还无故抓人审讯，严刑拷打，采用压杠子、灌凉水、煤油、辣椒水等手段。
总之，伪满各县警宪机构的罪恶馨竹难书，其活动渗透到各个领域，对辽北人民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把辽北人民当作奴隶任意宰割，使辽北人民蒙受了深重的民族灾难。
附：侵入辽北地区的部分日本宪警人员简介
报原善藏1906年生，日本鹿岛人。1928年侵入中国东北，先后在鞍山、旅顺、铁岭等地充任关东厅警察巡查、警部补。1933年后转为铁路警察。1938年以后，任伪铁路警察
（警护军）哈尔滨队队长、司令部参谋处科长。1944年3月，伪铁路警察编入伪军时定为中校。1945年9月在沈阳被捕。
上评铁一日本笠雄市人。1941年至1944年8月在关东军第二课工作，宪兵少佐。1944年8月任东安宪兵队长。1945年7月任四平宪兵队长，宪兵中佐。曾指挥部下镇压西丰县人民群众自发的抗日斗争。
北岛吉人1907年生，日本佐贺县人。1931年9月先后在旅顺、安东、凤凰城等地当日本外务省警察。1937年12月转为伪满警察后，先后在开原、奉天、黑龙江省等地任警尉
补、警尉、特务股长等职。1945年9月在齐齐哈尔被捕。
宇波彦次郎1894年生，日本石川县人。1928年侵入中国东北，先后在吉林、敦化、哈尔滨、图们等地任日本领事馆警察。1937年12月转为伪满警察，升为警正。以后相继在
延吉、和龙、绥滨、开原等地担任县警务科长。1945年9月在开原县公署被捕。
木村正二1913年生，日本青森县人。1936年任伪满警士，1937年任警长，1941年任伪奉天省警务厅特务科特务股警尉。曾指挥伪铁岭市警务科特务股的特务活动，了解分析民心情况，研究对策和意见。
二、协和会及其反动本质
在伪满时期，从中央到省、县、村都有“协和会”组织。“协和会”原名“协和党”，创建于1932年4月。因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极力反对称为“党”，遂于7月改称为“协和会”。
在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东北，建立傀儡政权过程中，以原“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十分活跃。日本关东军利用他们来巩固殖民统治，实行以宣传“建国精神”、“民族协和”为核心的思想战，配合军事镇压，强化对东北人民的奴化教育。山口重次、小泽开作等人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支持下，召集原“满洲青年联盟”中的许多成员，联合一些死心塌地的汉奸筹建了“协和党”。他们声称以“协和主义”取代和打破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打出了“满洲国是包括日本民族在内的复合民族国家，满、汉、蒙、日、鲜各民族共存，互相协作，建成王道乐土”的招牌，提出以“实现满蒙现住民族之协和”，“确立国家统制经济”，“致力于治安维持”等目标为纲领。由此可见，“协和党”完全是关东军的御用工具。
1932年7月25日，协和会正式成立，推举博仪为名誉总裁，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为会长；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名誉顾问，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伪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山为名誉理事。理事长是伪满实业部总长张燕卿，理事33人，绝大多数是汉奸，但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协和会成立后，立即将触角伸向东北各地。先后建立了各级组织，并积极开展吸收会员等项工作。最初阶段吸收的会员多是当地的地主、商人以及其他有地位或有势力的人物。但不久便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扩大，欺骗、拉笼了许多人入会。伪官吏、伪职员全部被列为自愿会员，自愿参加者则称为自由会员。
县级的协和会本部首脑由日本人指导官或副县长兼任，村级“协和会”的会长也由亲日的人员担任。口号是“日满协和”，建立“王道乐土”，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的重要工具。协和会参与的活动面很广，诸如农业的增产出荷运动，国民储蓄活动以及思想奴化、政治镇压、经济掠夺等，渗透到所有领域，是日伪合流中的一个宪特别动队。
随着战争局势的紧张，协和会的职权也不断随之膨胀。1937年（康德四年）4月，协和会进行大改组，各县协和会都主持成立了“青年训练所”，对16岁至19岁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被群众称之为“棒子队”。各县“青年训练所”每年都开展军训，分批抽调城乡青年进行轮训，直到1945年8月前方停止。
1938年9月，协和会又统管“协和义勇奉公队”，将20岁至35岁的青壮年组织起来，为日伪当局服务。
1941年4月，根据日军侵华战争和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伪满进行所谓国家总动员，协和会也作了一次改组，彻底实现伪满政府与协和会表里合一的“二位一体制”，即伪政权省长与次长、县长与副县长又是协和会本部的正副部长，变成了“官民一体”的机构。
1941年，协和会中央本部成立了少年团统监部，各县也随之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将中小学生一律编入青年团、少年团，让青少年参加筑路、护路、垦地、挖煤、消防、通讯、工厂生产，其实质就是训练地方武装，使之成为一个准军事性组织。伪满末期，日伪当局为了垂死挣扎，加强了在东北地区的备战工作。在劳动力严重匾乏的情况下，学生们也停课，统一编队出劳工，行动一律军事化。学生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上不得温饱，实际上同服劳役没有区别。
铁岭县协和会本部设在南马路中段的一座两层楼内（今为南马路市场西部），由日本人道主土刚创办。后来，协和会铁岭市本部也设在这里。
铁岭县协和会本部部长金某某，事务长为日本人也村宗一、小黑三良、崎山信义、道主土刚（驻会，掌实权），部员有朱喜孔等人，还有部员补、雇员、嘱托。下设指导班、庶务班、青少年班、青年训练所等。市有协和义勇奉公队。伪铁岭县下设26个村级协和会，伪铁岭市下设6个区协和分会。
1934年，并原县协和会本部成立。下设指导班、庶务班、青少年班、奉公队班等。均由日本人掌实权，中国人只能充任部员、部员补、工作员、佣人。
据1934年的伪县公署政治概要载：昌图县协和会本部委员会设在教育局内，会长由县长康济兼任，副会长为佐藤半重（日本人），常务委员中川检懋（日本人），另有教育会长黄殿举、警察队副队长徐珠、女高吴校长等各界代表22人组成。从事宣传“日满亲善”，宣传伪满之“建国精神”，积极为日伪当局效命，被人民群众背地里称之为“协和坏”。
昌图县的协和会活动极为活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参与对黑市贸易的侦缉工作。昌图县教育局在县协和会的督饬下，于康德元年（1934年）3月1日下令，让各学校一律组织固定宣抚班，定期召集全体学生及附近群众到校听讲王道主义及协和会的5项宗旨，以期使民众彻底了解伪满洲国之时事，必要时则由协和会临时组织移动宣抚班，分期赴各村镇进行宣抚，以使一般民众所谓“思想日新”。
1936年9月15日，“满洲帝国协和会西丰县本部”成立，地址在西丰县城大通街，设部长、副部长、事务长、部员、雇员。副部长日本人田边登，事务长近滕治作。以后历任日本人副县长都在协和会兼职。协和会在县城、农村都设有分会，它不仅对人民群众灌输“建国精神”、“日满亲善、一心一德”、“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法西斯思想，而且广泛地
参与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掠夺。1938年3月1日，建立了西丰县“青年训练所”，地址在西丰县城大西门里，日本人甲田朔雄为专任指导员，一年训练3期，每期75天毕业。
1938年6月，康平县协和会本部成立。
至此，辽北地区各县都建立了协和会。
辽北人民恨透了协和会，将其称为“协和坏”、“蝎虎会”。当时有一首民谣称：“蝎虎会，真蝎虎，家家户户受监督。受监督，被搜查，他们原来是警察。”协和会的工作范围很大，围剿抗日武装，进行监视群众言行的特务活动，从思想上控制群众，催督粮谷出荷，动员勤劳奉仕、抓劳工，实行经济统制政策，无所不作，实质上就是日伪政府的传声筒，它为推行伪政权的反动法令而积极效力。所以当时的民谣称：“前面走着讨伐队，后面跟着协和会”，“政府放个屁，协和会唱台戏”。
协和会的任务是“宣德达情”，实质上就是进行反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宣德就是宣传日伪的“德政”、“民族协和”、“日满一心一德”，实质上是对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进行奴化教育；达情就是将下面百姓的反映上报中央，实质上是对人民群众言行的监视。“宣德达情”实质上就是作为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别动队，协助实施各项统治与掠夺政策。
协和会在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思想麻醉、毒害和控制辽北人民方面，在帮助日伪政权镇压辽北人民方面，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是日本帝国主义从精神上奴役与统治辽北人民的工具。辽北地区各县协和会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动宣传、大肆进行反共政治活动，参与镇压抗日武装，大搞什么飞机献纳运动等等。
协和会还伙同经济警察大抓经济犯，进行所谓扑灭黑市交易运动。实质上就是配合日伪经济统制，推行粮食配给制，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法西斯战争，变伪满洲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兵站基地。
此外，掠夺农民的所谓“农业增产出荷运动”（“出荷”即强迫农民交售农产品）、还有“矿工增产运动”、“国民储蓄运动”、动员青年和学生负担沉重劳役的“勤劳奉仕运动”等等，都是由辽北地区各县伪政权和协和会，以及有关日伪机构勾结起来干的。这些活动实质上是把辽北地区的各行各业都变成了“协和运动”的组成部分，对所有人民群众进行法西斯式的奴役，积极配合与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把辽北人民拖进了苦难的战争深渊之中。
协和会根据1937年1月伪民政部、军政部、蒙政部发布的《青年训练规定》，负责对16岁一19岁的青年的训练。铁岭县协和会成立了青年训练所，先后设在南门附近、火神庙(现13小学),由刘玉胜、李纪友任教练。开原县协和会的青年训练所有职员7人，每年招收2期青年进行训练，每期招收60－100人，每期训练3个月。上午是军事训练课，由军队派
军官、军士负责指挥；下午上文化课，宣传“日满一心一德”、“民族协和”等奴化教育内容。
日本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后，辽北地区各县协和会本部开展了献纳飞机运动和献纳金属钢铁运动。1943年秋天。昌图县协和会县本部主办，由全县人民摊派献金20万元，给日本关东军献纷飞机1架。1944年秋，开原县协和会县本部主办。由全县人民摊派，迫使人民献金40万元，给日本军队献纳飞机2架。此外，开原、昌图、西丰还开展了“八分钱献金运动”，每月8日由协和分会让当地人民交8分钱以上“献金”，然后由县统一上交省本部，给日本关东军献纳飞机。
协和会还负责对青少年进行法西斯式的控制和奴役。康平县协和会在各校组织了“宣抚班”，对学生及当地群众进行“亲日”宣传，并指令“宣抚班”随时了解“民间动态”，随时上报给协和会．再由协和会按月呈报警察机关。在协和会的参与下。辽北地区各县的青少年学生被迫参加各种法西斯训练和军事训练，被迫负担各种沉重劳役。日伪当局宣布，学生劳动不合格就不予毕业。开原国民高等学校的2个班和昌图国民高等学校四年级甲班被派到公主岭，参加修建飞机场的“勤劳奉仕”劳动，吃的是粗高粱米饭，而劳动强度很大，劳动要求很严，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日本人的打骂。昌图国高四年级乙班学生在县内参加“勤劳奉仕”，从事劳动和农事调查长达1年之久。铁岭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被派往奉天（今沈阳）的工厂劳动，弥补劳动力的不足，直到伪满洲国垮台。
每当有什么反动法令需要各县伪政权推行，各县协和会都负责配合和宣传。征国兵，要劳工，征收出荷粮、军草、军马，都有协和会参与；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毒害和奴役青少年以及壮年人，监视学校中的进步师生，也有协和会参与。由此可见，协和会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辽北人民的得力工具。
三“清乡并屯”政策及其恶果
在同抗日武装力量的作战中，日本帝国主义认识到不能单纯依靠武力“讨伐”，对付顽强战斗的抗日武装力量，必须想方设法切断抗日武装与民众的血肉联系，阻止抗日武装与
民众的结合。“清乡并屯”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了。即用烧房、枪杀等恐怖手段，强迫分散居往在抗日武装活动地区的民众离开原住地，迁往日伪指定的地点，组成日伪军警直接控制下名曰“集团部落”的大村落；在大村落里，日伪实行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不许民众有任何言行自由。辽北地区铁岭、开原、西丰、法库、康平等县伪政权都积极推行了这一政策。“集团部落”的建立，实质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实行殖民统治的法西斯集中营（即人圈）。
1932年9月,伪满洲国成立了清乡委员会。辽北地区各县也随之建立了清乡委员会（后改为治安维持会），配合军事镇压，强行收缴武器，拼凑汉奸“自卫团”，查户口，推行保甲制度，设立交通通讯网，搜集情报，进行反动宣传等，对辽北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统治与残害。
从1932年8月起，根据日伪反动法令，铁岭县城乡收缴各种枪1059O支、子弹11.2万发。1934年11月25日，康平县城乡收缴各种枪支146支，子弹2276发。其他各县也都先后执行了《暂行枪炮取缔规则》，强行收缴民间的枪支弹药。
1933年4月21日，辽北地区各县先后贯彻执行不准种植高杆作物的命令。即在县城附近1.5公里以内，集镇1公里以内，铁路两侧0.5公里以内，公路两旁0.5公里以内禁止种植高粱、玉米等。其目的是防止抗日武装利用青纱帐为掩护，这种无理要求一直持续到伪满洲国垮台。
1933年12月22曰，伪满公布《暂行保甲法），辽北地区各县先后建立了保甲制度。伪满的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统治与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混合体，是极端反动残暴的制度。将居民以10户为1牌，一个村为1甲，一个警察区域内的若干甲为l保，分别设牌长、甲长、保长。如果某一牌出现所谓“扰乱治安”的“犯罪人”各户负有连带责任，课以“连坐金”。
从1934年12月至1938年9月，辽北地区各县执行了伪民政部发布的《集团部落建设文告》，推行清乡归屯的“集团部落”政策。铁岭县东部山区白旗寨、鸡冠山、大甸子、李千户一带的许多农民被赶下山来，被迫离开世代居往的沟沟岔岔，迁入大村里居住。白旗寨原有53个屯，被并掉39个屯；孤家子周围20里30个屯的居民都被迫迁入孤家子集中居住；鸡冠山一带有10多个堡子的农民被赶下山来，房舍被烧毁。
1935年，开原县把166个村归并为78个村（含划出的5个）；1941年，开原又将73个村并为37个村，对人民实行更加严密的法西斯统治。1939年3月，伪开原县城厢警察署特搜班长北岛吉人奉县特搜班总班长星野忠义的命令，指挥4名特务到周家窝棚附近的山中执行集家任务。北岛吉人先把1名屯长和2名牌长抓来，命令他们执行集家并屯，遭到拒绝后，北岛吉人怒骂他们是反满抗日分子，并和部下一齐殴打他们。临走时威胁说，下次再来还不执行就烧房子。接着，北岛吉人等又到了威远堡，在那里也强制村长执行集家工作。北岛吉人返回城厢警察署后，将工作情况向星野做了报告。10天以后，警务主任丰山庄一郎警尉带领署长王龙石警佐等4名警察（都是中国人）来到该地，将周家窝棚附近35户（150口人）的房屋破坏，强行将这些户迁入周家窝棚村，并修筑了高4米、宽1米、长350米的土墙。破坏了150多名平民的正常生活，使一些农民被迫放弃了距离远的耕地。
1936年9月中旬，伪法库县将秀水河子上游和靠近辽河沿岸地区的零散小村落全部并入大村。
1936年间，伪康平县在全县并掉了66个村屯，将居民3674户、23618人迁入大村；并在辽河沿岸的第二区和与内蒙古毗连的第三、四区建立了9个防卫部落，挖堑壕，设铁丝网，加强警力和组建“自卫团”，防止抗联队伍入境。
1938年秋，西丰全县实行“归屯并户”，把分散居住在山沟里的农户，限期归到“部落”。在部落周围措壕沟、砌围墙，车马行人出人均走大门，晚上设岗巡逻。西丰县拐磨子沟原有55户人家，被迫迁入拐磨部落的28户，迁入永丰、大庆阳部落的13户；被逼得逃往外地的14户。
归屯并户和制造集团部落的过程，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辽北人民群众大施淫威的过程。他们强迫小村庄的农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之内。对原来的村庄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政策，制造无人区。1938年秋，伪警察来到西丰县拐磨子沟，将不愿意搬迁的童万林家的3间草房点着。霎时黑烟四起，火苗直窜。同时，东沟里几家的房子也都冒起了黑烟不长时间，房子就烧落了架。在值此刻，突然急风四起，阴云密布，雷声轰鸣，电光闪闪，下起了大雨。将在露天的老百数和抢出来的东西全部淋湿。不久，雨过天晴，火灭了，半塌的房屋、七零八乱的东西，场面十分凄惨。整了拐磨子沟有33个大院、470多间房子被毁于一旦，变成一片废墟。
每个集团部落容纳30至50户，多者100余户。部落的位置避开山区，尽量设在平原，四周见方或为矩形，外围挖土壕，上向内翻形成土墙，四周设有炮楼，也有四周围上铁丝网的。各部落之间的距离以步行2小时能够到达为限。群众出入要挂号，种地也不准离部落太远，致使大片耕地撂荒。西丰县在1938年全县耕地为212万亩，1939年时仅有184万亩，耕地减少了13％。住的房子更是破陋不堪，由干拆旧房盖新房，时间紧物资缺，只好草率完工。盖不起新房的，只好投亲靠友或搭马架子、挖地窨子。人口高度集中，卫生条件很差，饥寒交迫，病死、冻死、饿死的人很多。铁岭县下峪村贫苦农民耿万一家10口人，一天就死了7口；夹河厂村农民师成样一家6口人全都病死。西丰县拐磨部落刘某的妻子在寒冬腊月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先后因冻、病而死去。不久，刘某的7岁大女儿也因病而死。张德民的祖母一直眷恋祖居，含泪搬迁到部落后忧郁成疾，年仅53岁病逝。不久，张家12岁的女孩小兰子也得病死去。
清乡并屯给辽北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造成耕地撂荒、粮食不够吃，以野菜、树叶、草根充饥的现象经常发生。造成传染病蔓延，许多人因病死亡；造成许多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在死亡线上挣扎；将群众直接置于日伪监视之下，使群众在政治高压下失去了言行自由。因此，当年西丰县民谣称：“归屯集家房倒屋塌，挖壕砌墙扔掉庄稼，家家遭难缺吃没花，日本鬼子败了大家。”
四、勤劳奉仕与勤劳奉公
“勤劳奉仕”与“勤劳奉公”是伪满洲国期间日伪采取强制手段逼迫东北青年和青少年进行无偿劳动的一种奴役方式。这种奴役劳动在东北各地普遍推行。
“勤劳奉仕”最初是作为一个运动于1939年推出的。“奉仕”是日语服务、效力的意思，就是要求青少年毫无怨言地积极为日伪效力。勤劳奉仕运动奴役的对象相当广泛。它包括各个阶层，有机关团体的职员，有学生，主要是青少年。
1935年5月9日，日伪下令东北各地组建“建设勤劳奉仕队”，同年6月7日，又正式公布了《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编成要纲》，明令要求青年和青少年必须参加。《要纲》将参加勤劳奉仕队的青年划分为两类，即甲种队和乙种队。甲种队为一般青年，乙种队主要为学生。此外，还有女子青年团，其实也是勤劳奉仕队。
“勤劳奉仕为国家，东亚战争得了胜，要买什么有什么……”，这是日伪统治时期，宣扬勤劳奉仕的伟大意义的歌曲。其实，勤劳奉仕从始至终都是一种强制的奴役性劳动。
“勤劳奉仕”运动，开始时主要是在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劳役中实行，如修建忠灵庙、宫廷府、绿化运动等，都以勤劳奉仕的名义，迫使人民服劳役。从1941年起，勤劳奉仕劳役的军事性质开始日益厚，运动的规模更大，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发展，勤劳奉仕成了征集劳动力的来源之一，劳动项目完全集中于铁路建设、国防公路建设、增产等方面，劳役时间也相对延长，勤劳奉仕普遍受到与劳工一样的非人待遇。当年，辽北各县每5户人家就有1个人被迫参加勤劳奉仕，青壮年劳力1年要用30至40天参加勤劳奉仕劳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就连小学生和国高女学生也要参加勤劳奉仕。学生每年也至少要参加1个月的勤劳奉仕（实给不止1个月）。勤劳奉仕有两种，一是临时任务用短时干完，一次1个班，轮流参加。还有集中时间，一般在2个月至5个月，多是高年级和毕业生参加。
勤劳奉仕劳动的项目很多，铁岭地方的学生多数是参加修飞机场、警备道。到山里修工事、挖山洞，运送军用物资、防空守备、垦荒种田等。当时勤劳奉仕从上至下有一整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在学校里它是压倒一切的特殊科目，而且都是军事行动，命令一下，在指定的时间集合出发。学生的勤劳奉仕队伍，象日本军队工兵一样，头戴园顶帽，帽檐上印上勤劳奉仕四个大字。饭袋、水壶分背两肩，腰带右边屁股上绑着白羊肚手巾（即白毛巾），左手拿着工具，右臂前后摆动，齐步走，唱着军歌，走向劳动场地．
日伪统治时期，铁岭县国高毕业生参加海城县的日本军事工程修筑，劳动强度非常大，有的学生由于不适应环境得一种病，有生命危险。没有医务室，日本人根本就不理采。当时的级任孙老师懂点医术，帮助学生预防和治疗这种地方病。由于食宿条件非常差，天天吃夹生饭、喝茶汤，因此学生得病的也很多。
短期劳动，一般在城区。给日本来铁岭种水稻的农民修筑用土坯堆成的临时房舍。还给日本人修整军用仓库，搬运零件、马褡子、船支、各种枪支、军用器械等。1944年开始，女学生也参加勤劳奉仕，据伪满国高学生徐明华回忆，女国高学生参加制袋厂的修复纸袋劳动。各车间流水作业，劳动强度非常大，一不小心拆坏了纸袋上的缝口就要受罚。劳动中设有监督岗，谁也不能怠慢。其次，到食品厂切罗卜，给日本人制食品．她们回校后都得按要求写一篇心得、收获之类的文章。初小学生经常到马路两边拨草，到公园打扫卫生。
1945年4月，昌图县国高四年级甲班和开原县国高四年级两个班，还有一部分建国大学的学生参加公主岭日本飞机制造厂的勤劳奉仕。昌图学生在铆工车间，给飞机两翼外皮铆钉，开原学生给飞机肚子外壳铆钉。由于学生操作不熟练，日本兵态度非常蛮横，打骂学生。一次日本兵用铁锤子打破了开原一各学生的头，鲜血直流，全体学生向日本关东军队长提出抗议。
学生的食宿条件很差，吃的是红高粱米饭和窝窝头，不够吃还不熟。学生对此编成有一个顺口溜：
“窝火头，珠泪汤；
伤心饭，苦菜香；
干起活来懒洋洋；
冒虚汗，心发慌；
思家乡，想爹娘。”
窝火头指欠火，汤是淌的谐音，苦菜香实际是苦菜汤。日本殖民者驱使学生参加多种奴役劳动，使学生受到深深的伤害。
勤劳奉仕队实行军事化管理，日伪为了从思想上奴化青年，还编了一些歌曲教青年唱。每天出早操必须唱《勤劳奉仕歌》和《青年之志歌》。这两首歌的歌词大意是：
《勤劳奉仕歌》：“风云急了，听山上战角寒喧。眼望青天成一色，方称我国男儿愿。眼往大处瞅，要从小事干，勤劳奉仕扛在育。欣欣然，庶民如子来，宗庙建。”
《青年之志歌》：“青年青年要立志，切莫自暴自弃。马援立功寒沙地，班超投笔从戎去。男儿当自强，寸金难买寸光荫，吾侪当奋起，莫负少年时”。
1944年冬，在铁岭城南10公里处，新屯至周安屯一带修建第二个“东京”工程，铁岭县、开原县、昌图县等1O个勤劳奉仕大队，约1.2人参加修建工程。每个大队有1个日本人专门监工。勤劳奉仕早6点出操，8点进入工地，晚6点收工。伙食是和其它工地的劳工一样的由谷糠、橡子面渗碎小米做成的食物。以至由于劳累、饥恶和水土不服，许多外地的勤劳奉仕得了“稀屡疾痨病”，但日本人不给供药治疗，每天都有10多人至20多人死亡。劳动中对完不成任务的都要给予严励惩罚，日本监工身挎战刀，背着枪，凶残无比，经常毒打勤劳奉仕队员。铁岭县凡河镇李风来、阿吉镇徐永发都曾作为勤劳车仕队员参加第二个“东京”工程建设，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勤劳奉仕”的种种罪行，身遭其害，死里逃生。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残醋奴役中国人民，日本青年也深受其害。伪满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曾先后组织征集4500O多名日本国内青年到伪满洲国参加勤劳奉仕队，在日本勤劳奉仕队中，有一般社会男、女青年，在校学生；来自朝鲜的日本青年及在东北地区的日本青年。他们每年4月到东北，从事为期7个月的劳役。当年在辽北的日本青年勤劳奉仕基本都在辽北的日本农场干活。
“勤劳奉公”是伪满期间又一项奴役青年的劳动制度。这项制度是在勤劳奉仕运动基础上确立的。由于日本法西斯不断扩大侵略战争，伪满洲国作为侵略者的后方基地，深感劳动力不足。1942年6月4日，伪满以与其义务兵役制相照应为名，建立所谓”国民勤劳奉公制度”，强迫东北青年无偿服劳役。6月29日，伪满民生部发布了《关于勤劳奉公义务人选定要纲》、《国民勤劳奉公制创设要纲》。这两个《要纲》规定：凡在适龄服兵役因身体等各种原因未服兵役的21岁至23岁的青年男子，每人要无偿服1年劳役，分3年完成，通常每年服劳役4个月。当年11月18日，又正式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1945年2月，日伪又对这一法律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现定的1年劳役3年服完，改为要服3年劳役．分6年服完，每年劳役半年，加重了对青年的奴役和盘剥。
《国民勤劳奉公法》还规定，因个别工程需要，服役期可以延长一年半至两年。随后，东北各地都组建了勤劳奉公队．勤奉队的编组，按地区，准照军队形式进行，逃避者要治罪和罚款，民间俗称勤劳奉公队的人为“国兵漏”。“勤劳奉公”队的劳役内容包括：军事工程、铁路和公路的修筑，也有从事生产开发、水利建设，农业抢种抢收，抗灾抢险等等。日本投降前，“勤劳奉公队”一直是重要生产部门的主要劳动力。
“国民勤劳奉公制度”出现后，与先前的勤劳奉仕趋于混合，有些地方笼统地称之为“勤奉队”，辽北地区则仍延用前称，叫“勤劳奉公队”。1942年12月23日，伪满政府又公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大学和相当于大学的教育单位的在校生，要实行“勤劳奉公”，每年组成勤劳奉公队，在伪满的国民勤劳奉公队总司令统辖下服役。为期1个月至45天。后来又扩展到中学（国高），服役期限也有很大增加。学生勤奉队的劳役内容和一般勤奉队一样，完全是强制性的。无正当理由而不能完成规定的勤劳奉公内容者，不许毕业。
据昌图县志提供的资料，从1942年至1945年，昌图县按照《国民勤劳奉公法》的规定，每年都征集3000名“勤劳奉公”队员服役。有的修筑军事工程，有的从事水利、公路建设。开原县曾组成两批勤劳奉公队，每次都近千人，第一批去铁岭乱石山掏山洞，赵家台修飞机场，辽源控煤矿；第二批去黑龙江的金水开山筑路修飞机场。、在昌图，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有的去外地飞机场服役，有的留校从事生产劳动，身心遭受很大摧残。在日伪统治的最后两年，大中学生几乎是常年负担劳役。1944年，铁岭国民高等校500余人，去海城红草泡村参加勤劳奉公，因吃不饱，劳动强度大，有的学生因劳累患病而死，家住铁岭城内小庙子附近的许谓清就死在海城。
六劳工血泪
征劳工和抓劳工，是日伪政府对东北人民实施的又一项奴役劳动政策。1941年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线不断拉长，特别是为准备对苏作战，大量修筑工程、开矿和后勤供应急需劳动力。而当时东北实际可用的劳动力十分缺乏。因此，伪满洲国政府推出了所谓劳务新体制，核心政策称作“国民皆劳”。即为了支持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进行侵略战争，采取一切办法和手段，强制征集劳动力，强迫老百姓服劳役。
实行“国民皆劳”的具体办法，在官方文件上被解释为“紧急就劳”与“行政供出”。人民俗称“派劳工”和“抓劳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在东北人民头上的一场大灾难。
1942年2月9日，伪满洲国民生部公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从此省、县、村、屯层层下达劳工指标，强制摊派劳工名额，强制农民放下自己的土地，背井离乡去从事繁
重的劳役。管劳工的伪官吏、伪警察，借机勒索百姓。有钱有势的大户，通过贿赂官吏，可以免征劳工，无钱无势的贫佣农、佃农则必须去为劳工。当时辽北群众对此编有顺口溜：“正月里来正月正，普查户口要劳工，有钱人家花钱雇，无钱人家自己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以至于伪民生部劳务司长齐藤武雄也承认，“随同供出而引起了摊派问题，由于数额增高，农民之负担加重。”
当年辽北地区征劳工的数量通常都占劳动力总数的10％至20％左右。昌图县当时有10万户，50多万人口，8万多劳力，从1942年至1945年,每年出劳工800O至1.5万以上。开原县小山岗堡当时有99户人家，够劳动力的不足50人，一次劳工就出10多人。1943年以后，征劳工更加额繁，有时1年征3一4次劳工。昌图通江口地区是征集劳工的重灾区，全村750多户，3750多口人，600多劳动力，1943年至1944年就下达劳工票2000名额。农民苑振华劳工号是1ll7，当街村要到700号时就通知他去服劳工（由于村书伪职人员作弊，窜走400个劳工号）。正值他在地主家扛活，不得已花了600元钱佣别人替他出劳工。可是不到6个月又下来劳工号，他托亲求友串通地方官吏，又花了200元钱，才允许缓期出劳工。昌图站马仲河村施付山，也靠扛大活养家糊口，他也是1年之内摊上两个劳工号，两次抛下年迈的老母和媳妇、孩子，使他们靠讨饭渡日。辽河边大四家子村孙喜贤，1943年春天摊上个劳工号后，风餐露宿，昼伏夜出，隐避了几个月，可秋天刚到又下来劳工号，街村干部多次到他家培抓，叨难家属，实在挺不过去了，也不得已不抛下老母亲和一个年幼的弟弟在家，去铁岭“乱石山工程”当了8个月劳工。
1943年后，征集劳工已十分困难，劳工队不断发生逃跑的情况，于是伪满洲国政府又以“行政供出”为名，使各地用抓捕的办法，每年从社会上抓“浮浪”以补充劳工不足。于是各伪县、区、村屯主管人员、，伪警察全员出动，进行大规模搜捕，实行抓劳工。昌图县统一行动过3次，每次都抓1000－2000人，送出去当劳工，每次抓劳工都象抓犯人一样，非打即骂，‘用绳子绑上，武装看押。1943年后，平时就有伪警察，村屯官吏，特别是汉奸狗腿子等，闯入民宅、一集市、街上抓劳工。每年在家中或集市上被抓劳工，仅昌图县统计，也有几百人。1944年春，昌图箱箱树的李彩文摊上个劳工号，他花300无闻人替他出了劳工，可是几个月后的5月19晚上，又被警察抓了去，送到西安煤矿当了9个半月劳工。扔在家中年迈的父母艰辛地抚养5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儿子得病没钱医治死去，他在煤矿听到这一恶噩，来一股急火也得了一场大病好险死去。1942年后，西丰县也经常要劳工和抓劳工，组成西丰劳工大队送往矿山、边防从事非人的劳役。仅1945年送达西安煤矿的劳工就达2000多人。1944年开原共抓捕劳工800多人。送到日湾台、三道卡子附近具李子沟的高山上、森林里伐木修路。铁岭县仅据镇西堡一个村调查就有590多人出劳工。
凡被征抓的劳工，普遍遭到残酷的奴役和压迫。劳工被征用、被抓用，多数是武器看押，从至干被绑着，被装在闷罐车上，车门上锁，不管路途多远，大小便、吃饭、睡觉都在车里。据昌图生还的群工说：“有的被绑在车上，在车里多数是小工头看守。去黑龙江、内蒙古国境线上的劳工，都是坐闷罐车，由军人看押，以至于不少劳工走到中途就病倒车里，个别也有死在车上的。”
劳工们的生活是最凄苦的。据昌图去博克图林区修建孙吴军事工程的劳工说，他们常年住地窖子，一年四季在外边干活，在外边吃饭。西安煤矿的劳工住工棚子，房子很小，冬冷夏热，冬季盖麻袋片，枕砖头睡觉。大小把头，武装警察，如狼似虎，昼夜监视，矿区周围还安着电网，把劳工当囚犯一样对待。劳工们在这里失去了他们的人身自由。
劳工们的劳动时间，者遍是10至12小时，最长的12至14小时。1942年一个关东军高级参谋诡辩说到：“满人向有黎明出劳薄暮归合之习惯，如任意将其劳作时间加以缩短，不但使其劳动效率因此降低，并能养成其懒惰习惯。”由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又极端低下，特别是劳动强度大，一般都承受不了。另立方面又由于普遍吃不饱，一天3顿稀饭，而且有些劳工吃不到粮食，靠橡子面充饥。长年咱不到青菜，一天只能吃到几根碱莱；有些工地本来就粮食不足，还叫大小把头克扣去一些，所以造成劳工们处于半饥饿壮态，普遍营养不良，多数身染疾病。特别是整天在矿井下、森林里干活的劳工，得病的更多。尤其残酷的是劳工有病无医无药不给治疗，却逼着劳工带病于活，干的少一点、差一点，大小把头就棍棒相加，毒打劳工。所以劳工最怕得病，得病就是“九死一生”,据去西安煤矿生还的劳工说，1944年前，劳工死了给点煤油火化，以后劳工死多了，火化不过来只好死后理上了事，有时连埋都顾不过来，只能扔在沟里，暴尸在荒野上。不少劳工死了，家属见不到尸体。据在黑龙江孙吴军事工程的劳工说，那里的日本人对中国劳工残暴到将病重的人带着活气扔进狼狗圈。
辽北各县的几批劳工。普遍在大小把头、警察、特务的高压统治下，从事着繁重的劳役。劳工生活的配给是很有限的，但掌握配给权利的大小把头等仍从中克扣，强行勒索财物。有的把头把劳工的口粮拿到市场出售；有的把头经营饭店、卖店，牟取暴利剥削劳工。更严重的是警察、特务等敲诈劳工钱财，栽脏陷害，安上政治犯、嫌疑犯的罪名，被秘密监视、跟踪、盯哨，有的被判刑或秘密处死。
辽北各县所出劳工非正常死亡无计其数。大部分因劳累过渡、因病而死，也有因饥饿而死，被工头、警察打死等。少数由于逃跑触电网致死。
昌图县1942年至1945年计出劳工3．2万人，生还3万人，死在外边2000余人，是劳工总数的6.25％。而死于西安煤矿和黑龙江孙吴军事工程的劳工更多。1945年5回去西安煤矿500名劳工，生还的只有127人，同年去孙吴工程1200名劳工，到期未归的有200多人，下落不明。西安煤矿发生井下瓦斯爆炸，一次熏死600多名劳工。据生还的劳工李彩文介绍，一次坑口出现塌方，有几十人逃到井口处，但日本把头不让出来，用木棒打了回去，结果这些人都压死在井口边上。1943年春，金家镇出劳工50人，7月份就死26人。通江口劳工韩明阁、王德昌，郭老疙瘩在西安煤矿被把头打死在井下；核既街张武去西安当劳工时带有20元钱，日本把头想敲诈，他不从，日本把头借故用镐把把他活活打死；亮中万安村施恩山在乱石山当劳工，整天打山洞，13至14小时的工作时间，被活活累死；黑咕沟马四等用多名劳工，集体外逃，被电网电死；马仲村李福、白金臣因患病未能出工，被日本把头拖到工地，当劳工面毒打一顿之后，硬逼着干活，两天后两人死去。1942年去博克图林区逃回的劳工张文说；他们38人，在超期服役两个多月时，经密谋，家体逃跑出来。开始在原始森林里，大家一起昼伏夜行，手持打斗工具走了半个多月才走出林区。在山里饿了吃野菜，渴了喝雨水。出山后化整为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换掉劳工服，3至5人一伙，不敢坐火车，专走草道,饿了进屯要着吃。累了睡在野地里，醒了接着走，一个多月后才摸到家门，但总共只有9人与家人团聚，其余都累死、病死在路上；大洼村李富去孙吴工程当劳工，干满6个月后，日本把头不放，他随别人一起逃了出来，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但已被冻掉了一只脚，落了个终身残废。
铁岭县所出劳工死伤人数已无从考证，但白旗寨夹河厂村出劳工40人死亡15人，死亡率为37.5％。熊官屯乡大白梨沟的揣恩朴、黄金沟的贺良林，新台子乡请民屯的周志斌、施万公等都是在当劳工时因饥饿、劳累、遭毒打而死。镇西堡村民黄国宝10个脚趾在“乱石山工程”当劳工时冻掉，铁岭种畜场老宜台村民刘玉华的父亲和大哥被抓劳工后，大哥累吐血而死，父亲逃出劳工棚，饿死在路上，刘玉华14岁时亦被抓劳工，“光复”后才得救，等等。
辽北各县大批劳工，在封建把头、警察、宪兵的残醋奴役和迫害下，身心普遍受到摧残，或成为残废，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成为辽北历史上一场深重的大浩动、大灾难。但辽北人民在被征、被抓劳工时，都不甘心遭受B寇的摧残，从执行摊派劳工开始到抓分上，及去服役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在同伪政府官吏。警察，劳工把头们做殊死的斗争。昌图古于树村刘景山和抓劳工的警察在一起，砍倒警察逃跑出来；老城七家子的黄广芝也因抓他当劳工与伪村长、棒子队打在一起，后自己逃跑。去服役的劳工多数采取消极怠工，故意制造生产事故，破坏生产工具，磨洋工等方法对付日本把头，也有的公开抵制据理开展合法斗争，也有的劳工偷着逃跑，甚至结伙打死工头、日本把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日趋失败，斗争也越来越尖锐、明朗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洲国跨台。辽北各县正在服役的几万名劳工，从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下．从大小把头、警察、宪兵的皮鞭下，从饥饿、病痛的呻吟中，从水深火势的奴役下，从阴森恐怖的矿井里，军事工程工地上被彻底地解放出来，返回自己的家乡与亲人们团聚。受苦受难的劳工们从心田里唱起“劳工叹”：
“穷人当劳工，去了黑河省，连打带饿累得把病生，倒在劳工棚，啊！老乡们哪，倒在劳工棚……。
劳工得了病，无人来照应，谁给抓药请先生，死在了劳工棚，啊！老乡们哪，死在了劳工棚……。
父母没见面，妻子不相逢，抛下那老小无人来照应，谁能来心痛，啊！老乡们哪，谁能来心痛……。
月儿弯弯照九洲，东北那光复日本被接收，亡国奴当到了头。啊！老乡们哪，亡国奴当到了头……。”
七思想矫正院与抓捕“思想犯”、“经济犯”
伪满洲国期间，日伪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旨在迫害东北人民的法西斯法令，日伪又依据这些法令残害、残杀了无数中国老百姓，辽北人民也深受灾难。
1943年9月18日，日伪颁布了任意迫害人民的所谓《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概括起来说：《保安矫正法》就是把“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人”送进特设的矫正辅导院，进行“精神训练”同时，强迫从事沉重的劳役；《思想矫正法》是对可能犯有政治罪者，实行“预防拘禁”，同时施以劳役。这既可以对中国人民进行法西湖的高压，又可以将被迫害的群众作为急需的劳动力来奴役。日本军、警、宪、特根据这样的反动法令，只需加上个“有犯罪可能”的帽子，就可以随意地把任何一个人抓走，并投入狱中。实际上，这两项反动法令正式公布之前，在光天化日之下任意捕人的暴行已在进行，法令的发布对这一法西斯行径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并进一步提供了法律依据。捕人有两种办法，一是所谓“个别逮捕”，个别逮捕，对任何行为中的人都可以放逮扑，包括外出上街或旅行中的人。二是所谓“一齐索出”，也是最残暴的方法，即所谓“抓浮浪”，一次大批地、集中地抓捕中国平民百姓。当时辽北有“防犯周”等捕人名目，基本天天进行抓人。1944年法库城内就有几次大搜捕，将所抓“犯人”送入“矫正院”等处。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操纵下，法库韩家堡“思想矫正院”、开原“矫正辅导院”应运而生。韩家窝堡“矫正院”又名“司法辅翼协会训练所”，隶属于“司法辅翼协会”，是在铁岭、法库、康平3县范围内执地法西斯法令，残害奴役辽北人民的一个派出机构。
韩家窝堡“矫正院”的预计规模很大，征用了100多响荒地准备建院。“矫正院”有所长佐藤。及具体主持工作的植田、鸟月3个日本人，下设股级机构。佐藤配备有1棵手枪、1棵鸟枪和1条狼狗。并配有1台专用小汽车。
在韩家窝堡矫正院，习惯上把“犯人”叫“流浪者”，而实际“报表”上所填的都是“反满抗日”的“思想犯”，看守们对“犯人’”可以任意施刑，只要他们兽性大发，不管什么性质的“犯人”，更不论“罪过大小”，洋镐把劈头盖脑一阵乱打，常常有人被打死、打伤。他们还常常把“犯人”集合起来，使之在被打“犯人”周围或立或跪，令其目睹惨壮，以图镇压“图谋不轨者”。一次夜里，由铁岭开送来一卡车“犯人”，下车后发现有人要逃跑，看守们凶相毕露，乱棒齐下，多数人被当场打死，余下几个重伤者，不出几日，几经折磨，也都死去。韩家窝堡一矫正院”一里的“犯人”来时不登记，死去不除名，是真正的草菅人命。而当残存人数太少时，他们就按比例数向铁、法、康三县伪警务科“摊派”要人，各县总是如数送上无误。
韩家窝堡矫正院里，“犯人”住的是常年不烧火的土炕，以至于脚跟底下都长出了绿草，人是一个挤一个地睡，一宿不得翻身，不准动弹，稍有活动，看守一棒子打在头上，随时都有丧身之祸。为防止逃跑，“犯人”在睡前衣服都要脱得精光堆在一起。伙食是一天二顿饭，高梁米里一半是带皮的高梁，不管凉酸、冷硬，一人一碗，副食是一顿一条咸菜。“犯人”的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很大。他们被成群驱赶到田野里，为防止逃跑，让他们亦身裸体，几人拉一付梨杖开荒种田。看守们手持鞭子、洋镐把随意抽打，稍一直腰就会遭到鞭抽棒打，不允许分辩。“犯人”完全被当成会说话的“牲畜”，吃的猪狗食，出的是牛马力，“犯人”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残酷的摧残。
“矫正院”里被打伤的重病号和“犯人”患病，不给治疗，不给饭吃，不许呻吟，这要不断地残酷折磨，直至死掉为止。当时在韩家窝堡附近，民屯两边，去诸家窝堡道旁，都有埋人坑，多数是带气被埋掉、或扔进狼狗圈。矫正院的恶劣条件，日伪当局也不能否认，据伪满第十二次司法会议记录记载：“因卫生设备之不完全及防疫措施不足，以致罹恶疫而引起之死亡不幸事件甚多”。
“矫正院”里对待“犯人”往往不受一般法律规范的约束，如《矫正辅导院令》曾规定对收容的人必要时可以使用刑具，包括捕绳、联铁、手铐、防声具、保持衣等，并可根据情况并用。然而韩家窝堡“矫正院”，开原“矫正院”里皮鞭、洋镐把、狼狗等等一些非正常刑具却屡使“犯人”惨遭杀害，遭受到非人的磨难。在韩家窝堡“矫正院”还有两种刑罚更使人毛骨矗然，一个是往“犯人”头上浇开水，在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中，日寇，汉奸得到心慰；一个是被脱光衣服在院子里整宿罚跪，直至冻死为止。开原“矫正院”常将半死不活的“犯人”扔进狼狗圈喂狼狗。据不完全统计，韩家窝堡矫正院建院近两年时间里受害者就达78人；开原双秀村粮沟屯的陈墨林，老城教军场北村农民王某等以“思想犯”罪名被送进“矫正院”，受尽却难。
除了抓捕“思想犯”，日伪统治者还抓捕“经济犯”。在日伪统治时期曾规定中国人“荐任官”（今县级）以上可售大米，一般百姓吃大米就按“经济犯”处罚。因此，铁岭城南门附近有一家，正在吃大米饭时，突然闯进了警察，主人急咽口中饭被活活噎死；一名妇女回娘家，偷吃顿大米饭，回来时在法库至铁岭的汽车上因晕车呕吐，车上警察一看他吐的是白米饭，便以“经济犯”罪名抓了她。
昌图通江口地区有王英明、王明魁两个负责防好反特的特务人员。他俩平时专在街面上、村屯里找群众的麻烦。一次两人到街上一个香油坊、一个弹棉花的店铺里找麻烦，便说他们有“经济犯罪”，强制店主各拿出300元钱赎罪，并把两个店主带到警察署，严刑拷打；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也不放过，直到家属交上300元钱后，才算了事。辽此地区被日伪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抓捕的人多不胜举。在日伪统治的最后两年里，所谓的“思想犯”、“经济犯”、“政治犯”等，随着日伪法西斯的统治日益加剧，其处境更加艰难。辽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主要参考书目：
《开原县志》1993年3月（油印修订稿）。
《西丰文史资料》第三辑，1991年4月出版。
《法库县志》沈阳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
《康平县志》1990年12月（油印第二稿）。
《伪满傀儡政权》佟冬等主编，中华书局1994年1订出版。
《东北人物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铁岭县志》辽沈书社1993年5月出版。
《西丰县志》1990年5月（油印修订稿）。
《伪满宪警统治》佟冬等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2月出版。
《伪满洲国史》姜念东等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
《铁岭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年12月出版。
《银州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5月出版。
《东北“大讨伐”》佟冬等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4月出版。
《铁法文史资料》1990年12月出版。
《康平文史资料》第六辑，1993年9月出版。
《西丰文史资料》第一辑，1987年10月出版。
《开原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年11月出版。
《昌图县志》1988年12月内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