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日本帝国主义对辽北地区的经济掠夺
从1905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铁岭到1945年8月光复，日本侵略者在辽北盘踞40年之久。在这40年里，日本帝国主义对辽北地区经济统制与掠夺，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九•一八”事变前的25年，日本沿袭老牌资本主义各国实施殖民统治的传统做法，主要是开发商品市场、投资市场和粮食供应基地。“九•一八”事变以后的15年，日本正处在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因而更加变本加厉地对我东北地区进行残酷的殖民地统治，进一步加紧了对辽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
一、垄断交通、金融，掠夺矿山资源
1、垄断铁路运输。日本统治者认为，要经营满洲，使之“依附”日本，就必须经营铁路，垄断金融。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便攫取了在南满地区的一系列特权，并于1907年首先创建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是一个兼有经济、政治、文化职能，对中国东北进行多方面侵略的特殊机构。“满铁”成立之后，就以经营铁路做为侵略活动的物质基础。“九•一八”事变前，“满铁”通过贷款、包工、供应材料等形式，进行侵略渗透，在不同程度上攫取了经营实权。当时“满铁”还不能独霸东北的铁路，因为在东北还有中国
自资兴办的铁路和中东铁路。但它所垄断和控制的铁路全长达2360多公里，等于当时中国自营铁路的2倍。“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开始全面霸占铁路及其他水陆交通设施。1933年3月1日在沈阳设铁路总局，到1935年未“满铁”接受了中东铁路的全部业务，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交通。铁路总局所管辖的铁路达6857．3公里。长大、平齐、四梅铁路在辽北境内的铁岭县、开原县、昌图县、西丰县穿过，全长218公里，大小车站28个。南满铁路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北物资的运输工具。为了掠夺昌图物资，日本陆军于1906年修通二道沟（今昌图站）至老城的轻便铁路，用平板车载运客货。1924年西丰县的杨华山与开原县的康季封联络发起修筑西丰到开原的铁路。1926年春建成通车。最初起名为开拓铁路，1927年后改称开丰铁路。当时线路长度为63.7公里，起点为开原石家台，终点到达西丰城，大小车站8个。客车每日往返两次。“九•一八”事变后，开丰铁路改称开丰铁道株式会社，并由日本人担任经理，实际上日本人控制了开丰路的大权。从此，开丰路变成了日本殖民主义盘剥辽北人民的工具。铁路大大加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能力。他们利用“国际运输公司”和“交通会社”等组织，直接办理铁路货物托收。辽北各地的粮食等物资，通过铁岭站、开原站、昌图等大小火车站源源不断的运往外地。仅1944年，集存在法库的“出荷粮”通过铁岭站、新台子站、新城子站、新民站共运出851.22万斤，其中大部分运往日本。1938年到1944年法库的大豆和豆饼外运2.3亿斤。1943年在康平强收蓖麻籽40余万斤运往日本。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乘坐日本人经营的火车或货运，都要使用日元结算。铁岭火车站，日均上下车约万人次，全年客运量为317万人次，货运量日均装车30辆，卸车58辆仅用中国货币兑换日元的不合理比价一项，就盘剥了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
2、垄断公路和水运。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辽北的物质资源、统治人民、镇压人民反抗，经营并垄断公路建设。日俄战争时，铁岭地区尚无公路，城乡之间物资交流全靠农村大车走旧有道路。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败回东北，积极扩充军事实力，逐渐认识到道路与民生、军事关系重大，因而颁发了《修治道路考成规则》，各县陆续动工，分期修治，到1924年初步形成了县、乡道路网。1930年，由于政府的提倡，由长途汽车公司修成了沈阳——法库——康平一条自建公路，到1931年“九•一八”一事变前辽北的6个县的县级以上公路已有54条，742公里（筑路标准低均系土路）
“九•—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占领了全东北，并建立了伪政权，全东北的交通建设与管理，直接控制在日本关东军的手里。关东军责成“满铁”制定了“满洲国道路建设方案”。成立了“国道局”，强迫人民修筑公路。从1932年至1936年，以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武装为重点的第一个道路一建设五年计划期间．修筑国道一万余公里．其中在铁岭地区内在铁岭至康平、开原至通江口119公里。1937年至1941年以开发产业为重点的第二个五年道路建设计划期间，又修国道万余公里，其中铁岭至本溪、奉天（沈阳）至法库、西丰至西安（辽源）、法库至彰武、辽源（双辽）至康平、通江口至康平、开原至山城镇计282公里。同时修筑县道和警备道80余条，1935公里。架设警备电话，禁止警备道两侧种植高杆作物，不准民用交通工具上警备道。1941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出于对苏联防御的需要，日本关东军强烈要求恢复了修改建哈大高速公路计划，到1945年8月15日止，在铁岭地区的哈大公路已基本形成130多公里，列为国道。
铁岭地区的汽车运输业是从民国年间张学良将军主政“东北易帜”后开始的。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辽北地区的铁岭、开原、昌图、西丰有8台汽车进行营运，营运里程为295公里。昌图创办“昌图华东汽车股份公司”，主要经营昌图（老城）至金家屯旅客运输任务。铁岭创办了“铁法长途汽车股份公司”，当时经营载客汽车4台（厂牌飞得乐）运行在铁岭至法库的营运线上。开始以载运旅客为主，其后兼货物运输及小客车出租，到1938年营运路线增加了4条，年运送旅客293人，运输货物2217.6吨。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伪政权的建立以适应殖民地统治的需要，发展交通事业的方针是铁路与汽车并举，以铁路为主；官办与民办并举，而以官办为主。建立伪满洲国之初，伪政府将主要汽车路线（维持治安和开发产业上的重要路线）与铁路一并委托日本在东北的垄断企业“满铁”经营。其余路线，则由民国企业经营，并且限定一条路线只能由一个单位经营。以达到既适应殖民统治的军事、政治需要，又避免官商和企业之间的双重投资和竞争。被称之为“国立民从主义”。这种办法，由于主要汽车路线被“满铁”垄断，使官办企业无利或少利可图，因而产生商人不积极向汽车运输投资，使官办运输事业，有所下降。1938年伪政府重新制定了官办和商办汽车运输业经营范围和办法，因而使汽车运输事业有了较快发展。据《满洲建国前后汽车交通概说》等有关资料中记载，1939年4月和194O年辽北地区汽车运输有4个奉天铁道局自动车营业所支所,2个交通会社营业所,1个交通会社。
4个奉天铁道局自动车营业所支所：铁岭支所、法库支所、开原支所、新台子支所。共经营客车32台，货车10台，其中铁岭支所、法库支所由日本人经营；两个交通会社营业所：奉天交通株式会社铁岭营业所，它的前身是郑宏毅创办的铁路汽车公司。后经日本人纪藤义野插手改名为铁法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938年经营客车9台、货车4台。最后发展全是客车，计34台，主要线路是东至铁岭县白旗寨，西至法库、康平，法库设有出张所。新京满洲汽车交通株式会社昌图营业所，它的前身是昌图吴振三创办的通开长途汽车公司，该营业所由日本人片山良策经营，有客车8台，跑老城、金家、宝力等路线；一个交通会社：即奉北交通株式会社，社址首在开原镇内东泽街四号（后迁到四平花园区昭平桥）。这是一个由日本人经营的交通会社，1940年该会社拥有客货汽车71辆，其中载客汽车59辆，载货汽车12辆，从业人员344人，营运路线全程1000多公里。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辽北的物资，还利用了水运。辽河是我国七大水系之一，流经辽北地区的铁岭、开原、法库、昌图、康平县（市）。在铁路未建，旱路路质低劣的条件下，每年5月到9月辽河水运为兴旺季节。马蓬沟码头在铁岭城西5里，是辽北境内的第一大码头，建于1853年，是东北河运、陆运之腹地．东北的大豆、人参、鹿茸等物资由马蓬沟上船至营口．再转运关内的天津、上海等地。1910年在昌图境内的辽河上已有木船589只，槽船478只，码头及渡口有通江口、三江口、古榆树、牌楼、小塔子、罗家船口、包家船口。通江口码头是清代时辽宁北部与吉林南部的交通枢纽，是当时群众赶集、交易集聚的地点，素有“上船厂（吉林地）下通江”之称，即往北赶集交易去船厂，往南赶集交易去通江口。法库三面船码头，建于光绪年间，是法库至康平二县粮食等物资输入输出的集中点，每天有货船5—10只。辽河支流招苏太河上也有一些渡口。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控制水运，在码头上设置水路警察所、税局、商会、保卫团和日本人组成的警察官吏出张所。日伪统治时期每年都要从水路运出大量物资。如每年通江口向营口运出的大豆5万石左右，杂谷3万石左右。三面船渡口1年要运出大豆、高粮、谷子可达10万石以上。由于公路的逐渐修筑，特别是1922年南满铁路复线修成，交通运输的方式大有转变，辽河水运日趋减少。
3、垄断金融。鸦片战争后，外国的金融势力逐渐侵入我国。通过租界取得发行钞票的特殊权力，从而进行经济、金融掠夺。1899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营口设立支行。日俄战争后，该行在奉天、旅顺、辽阳、铁岭、开原、安东、长谷、哈尔滨等地都设有支行。从1906年起，正隆银行、长春实业银行，日华银行、振兴银行、满洲银行等相继建立。1909年日本另一个特殊银行，朝鲜银行在安东开始设立支行。到1931年，日本在东北的银行总行加支行共58处，名义资本达到3.1亿元。其中，特别是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在我国东北分别发行有货币。其他普通银行从事一般的商业金融活动。
从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侵入辽北，到1931“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辽北设立的金融机构，除横滨正金银行铁岭、开原分行外，还有朝鲜银行铁岭、开原出张所,日华银行,铁岭银行,一铁岭公成合资会社,正隆银行,奉天银行和大兴公司。另外，金融会、金融合作社、金融组合、邮政局等各县均设有机构。这些日本金融机构，不仅通过信贷业务获取了大量利润，而且为日本经济提供了方便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首先夺取了中国东北的主要金融机构，即东北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等所谓四行号。日本帝国主义把“银行号”以及旧军阀官僚储存的金银大部分抢走，运往日本。为垄断金融，控制国民经济。经过筹划。于1932年7月1日，合并成立伪满中央银行。其使命为调节通货流通，保持通货安全，全面统治金融。铁岭、开原、法库、昌图、八面城、西丰等地遂设支行。伪满中央银行是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国家银行”，是完全依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银行。日本银行在伪行内设有参事室，监督该行的活动。实际上伪中央银行是日本银行的特殊分支机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进行殖民地掠夺的重要工具。它垄断货币发行，集中信贷管理，控制国民经济，积极为侵略政策、战争政策服务。
日伪统治者除设立伪中央银行垄断金融市场外。还通过实行金融统制，兼并、改组东北原有的行庄。从1933年11月9日，公布银行法起,到1934年12月末止，对中国的地方银行进行了整顿。提出申请的有169家，但批准并发给营业执照的只有88家。他们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限制手法，以实现其统制目的，最后东北只剩下14个地方银行。地方银行的业务原放款为主，自伪中央银行统制以来，失掉了它的正常业务权利，在放款上被严格限制，强迫集中力量招揽“存款”和“储蓄”。为伪满中央银行广敛民间钱财。为了实行金融统治，连民间的典当也不准中国人经营，1938年到1939年铁岭县的11家当铺被关闭。到1945年9月3日，铁岭县只有一家日本人开的当铺。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对金融实行严酷统制，从金融机构，货币发行到调节货币流通，均操持于伪满政府统揽之下，金融状况始终处于农商交困，财源枯竭状态。1934年9月《金融合作法》及施行规则公布后，铁岭、开原改组金融合作社，昌图、法库、西丰等新设金融合作社。金融合作社在农村主要从事贷款和存款，后来又负责“报国储蓄”。日伪通过金融合作社在农村实行全面统制和高利贷剥削。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向中国内地侵略。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需要大批财力倾注战争。于是1942年日伪公布《国民储蓄会法》推行储蓄义务制，强迫人民参加“储蓄会”。为侵略战争掠夺资金。1943年到1945年在城市，利用城市邻组住户强迫推销必胜储蓄，在农村实行配给储蓄。邻组储蓄，按每户收入的0.5％强迫市民购买必胜储票。配给储蓄，在各县布置出荷粮时，按其粮价的20％强迫储蓄，不储就不配给物资。
1944年秋，伪四平省长和实业厅长到开原、昌图两县，召集县内各机关首脑人物和工商业代表开会，鼓励他们协助完成储蓄任务。日伪统治者，还以给日军献飞机为名，为日本
侵略战争掠夺资金。1943年秋，伪昌图县协和会向全县人民摊派飞机献金，给关东军献纳了一架飞机。1944年秋，伪开原县协和会以同样方法为关东军捐献两架飞机.
4、掠夺矿山资源。掠夺中国的资源，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之一。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者便在辽北开始掠夺矿山资源。
1908年，日本人森田彦三在沙河子（今昌图满井乡境内）建煤矿，1917年4日，日本人庄波卫与中国人合办“同兴煤矿公司”，1920年又有私人资本家开设了“裕昌炭业公司”，在小马家屯一带建矿井。这两个公司经营13年之久，日产煤百吨左右，所产煤炭除在昌图县内销售少部分外，大部分掠往日本。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垄断资本家和伪满政府共同出资先后设立满洲重工业会社和满洲矿业会社，东北的煤炭钢铁工业及所有矿藏分别由他们一手统制经营。1932年1月河本大作强行接收了西安煤矿，1938年又将西安煤矿扩大。以西丰平岗镇为中心，包括附近15个矿区，每个矿区面积为300—500亩。通过伪满矿山局优先取得了开采权。同年，日本人在西丰安民镇孙家沟矿区使用小型机械设备进行槽探。到1944年西丰县中小煤矿7处，全被日本人把持。日产煤500吨。日伪为了掠夺铁岭县的矿藏资源，对全县进行了地质勘探，疯狂地掠夺铁岭的金银和其他矿产资源。1941年日本资本家石本勇、张力搏、高桥等9人在铁岭县西营盘村北开掘斜井开矿采煤，最高日产量80吨。还在大宝山建矿采煤。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辽北的矿产资源，在昌图、铁岭、开原、法库等开办企业，生产水泥、水泥纸袋、白灰、开采瓷土等。1934年，“小野田有限公司水泥株式会社”在昌图泉头站南开建。1936年投产，设计能力年产20万吨，实产为10万吨，大部分产品被掠往日本。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在双庙子建白灰厂。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开原的下肥地、柴河堡一带柴河流域开采砂金，在一面城开铝矿、在养马大屯蒋家窑等地开采石灰。1938年8月伪满设立“协和铁山株式会社”，资本金1000万元，该会社是以原上岛在开原、西丰附近的铁矿为基础而成立的特殊会社。修建了英城子至中固的窄轨铁路，开采矿石。
二经济“统制”政策对辽北民族工商业的摧残
“满洲国”建立后，东北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除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文化上的奴役外，在经济上进行严酷的统制，使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统治者在1933年3月1日公布了《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经济统制政策，宣布了伪满洲国经济原则的根本方针。经济统制，就是在殖民地进行垄断的具体化。
《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出笼之前，日本统治者于1932年为了对金融实行统制，设立了满洲中央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集中了信贷管理，控制了国民经济。《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规定了经济统制方针政策，但统制的范围、方法等还不够具体明确，于是在1934年以伪满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对一般产业的声明》，进一步阐明了伪满洲国的经济统制政策。接着相继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棉花统制法》、《钢铁统制法》、《主要粮谷统制法》、《皮毛皮革统制法》、《原棉、棉制品统制法》、《小麦及制粉业统制法》、《物价物资统制法》、《贸易统制法》、《产业经济基本计划纲要》、《物价停止令》（即所谓的七•二五物价停止令）等等。总之，所有物资均有其单行统制法令。在经济领域里的统制，包罗万象，统制法令细如牛毛。通过这些统制法，不仅对大部分工农业产品施行了统一收购和统一配给，而且对大部分商品实行公定价格，对行业分工成立组合，负责进货分配，限价出售。这样，日本侵略者垄断了所有的货源，严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辽北地区一直作为战争资源的供应地而被掠夺，一直作为殖民地经济而为日本经济服务，一直在所谓“统制经济”政策下牢牢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
辽北地域面积广阔，有肥沃的平原，茂盛的草原，起伏的山峦，丰富的资源。境内有长大、平齐、四梅、开丰四条铁路营运线。大小河流87条，其中我国七大水系之一的辽河流经铁岭、开原。法库、昌图、康平等县（市）。辽北地区开发较早，金代时经济就比较发达和进步。18世纪末的清代，这里的蒙古科尔沁王爷就开始招募从河北来的“流民”。1806年，昌图一带开垦成功，人口达数万。1853年铁岭开辟马蓬沟河运，打开了辽北与关内的通道。铁岭成为奉天（沈阳）以北商品集散中心。1858年，铁岭被辟为商埠，法库、通江口等水运码头也先后形成商埠，商业日渐兴盛。马蓬沟南通营口，北达通江口，来往船只不断。最多时一年有万余艘帆船。南来的食盐、瓷器、绸缎、布匹在这里集散，辽北的大豆、粮谷从这里运往南方，兴盛时期码头回输出粮近250万斤。由于河运码头的开发，促进了辽北商业的繁荣。关内商人纷纷来铁岭经商开店。先后在银州城内外，办起了“山东会馆”、“山西会馆”、“八大船店”、粮店、油坊、杂货铺、布店。特别是东清铁路通车后，商人更加活跃。到1904年铁岭商业繁盛冠于全省，各行商号汇集于铁岭城。
由于河运的开发，铁路的通车，使得辽北的民族工商业得到较快的发展，规模逐渐扩大，商品品种逐渐增多。到“九•一八”事变前，铁岭县城内开设的各种店铺986个，仅百货就有座商54户。商品种类逐年增多，1908年铁岭县销售的商品，省内有24个品种，省外132个品种；1911年销售的产品省内品种增加到79个，省外增加到260个品种。辽北的糕点制造业、饮食制造业、皮革制业、粮油加工等都有一定发展。铁岭的“兴源德”、“玉兰斋”、“‘三盛永”、“稻香村”、“福记”等10多家私人糕点作坊，从业人员逾百人，采用传统工艺，产品质量较好。开原、西丰、法库的白酒曾享誉海内外。法库的“福祥海”烧锅（今桃山酒厂）产品为王宫庆典佳品。开原的“增益涌”（今开原酒厂）生产的玫瑰白酒，于1913年获巴拿马国际赛会金质奖章。随着辽北农牧业的发展，手工匠人利用本地资源，先后在铁岭、开原、法库和康平等城乡集镇兴办起皮铺、鞋铺、成衣铺、靰鞡铺、帽铺等手工业作坊。据1906年铁岭县商会统计，当时铁岭县产白皮500张，产红皮1015张；昌图县产牛皮靰鞡3万双、靴鞋5万双；1908年祛库县城内有皮铺36家，狐皮、狼皮、狗皮、羊皮亦有生产。辽北是农业地区，粮油贸易及加工发展较早，普及面宽。1894年铁岭城内有大小粮栈达70多家，粮商将全县的大豆和原料销往锦州。市场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1917年铁岭的粮食市场，每天买卖粮食约500－600辆大车，最多达800—900辆大车。从事米面加工的“碾磨坊”普及全区。1933年铁岭城内共有8处制米厂，年加工能力17万公斤。1930年昌图有大小粮栈、油米加工100多处，粮米商行130家，年经销粮谷及制成品7万石（1750万斤）。19O8年至1929年辽北6个县有油房99家，从事豆油、麻油、香油的生产。法库县1908年产豆油百余万斤，香油5万余斤。
总之，“九•一八”事变前，辽北地区的民族工商业虽然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特别是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扩张，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排斥，但因辽北的民族工商业多系中小工商业，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民族工商业还是有一定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社会秩序的动荡，人民流离失所而受到冲击，由于日本侵略者在辽北开工厂、办商业，倾情日货，特别是日伪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以后，辽北的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1930年昌图全县有民族工商业25个行业，315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到1933年全县有1161家倒闭。西丰县在1927年缫丝业91户，到1937年仅剩52户。1938年法库全县城乡共有商业657户，其中城内361户收益只能维护铺面。“七•二五”限价令、统制组合出笼后，当时铁岭的许多粮栈，如四合栈、聚兴栈、志成米栈、公济栈等都废了业。油坊业由11家减到6家。棉布、百货、下杂各种批发商，亦均被迫关停。有的商店基础比较雄厚的，尚可苟延残喘；基础差一点的商家便会支持不住而破产。铁岭县的义和堂，数十年，在铁岭经营有方，先后在哈大线各市县发展了15处分号，除批发、零售各种中西药品与医疗器械外，还开设了粮栈、百货店。全盛时期仅铁岭义和堂店就有120余人，有一年分红现大洋25万元。但在“七•二五”限价令颁布后，不到5个月，由义和堂财东开设的铁岭和顺通粮栈、开原义和堂药店首先倒闭。随之，义和堂最早最大的营口义和谦，这个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曾为义和堂发展壮大，积累资金立下汗马功劳的药材商栈，也相继关门。1942年夏，公主岭义和谦，抚顺义和谦都先后歇业。紧接着长春的两号合并，呼兰的义和谦也缩小了经营范围。1943年，铁岭的义和医院也被迫解散。铁岭的丝房、百货业更惨。往回家家户户，门庭若市，顾客盈门，店员、老板总是精神抖擞，笑容可掬地接待顾客。他们的货架子上总是耀眼生光，五颜六色地引人注目，摆满了绫罗绸缎，美丽的花布，新奇的时装、高贵的衣料，各式各样花色新奇的鞋袜以及日用百货。这时。变成无限惋惜而冷清的局面了。大堆大堆的棉布、成捆成捆的洋纱，早已没了影儿，剩下点残余，支配权也不属于商店，而是要由棉布组合或小卖联盟来主宰。
相反，日本人办的各种会社、公司、工厂、洋行等在辽北各地涌现，他们垄断了辽北的经济。当时垄断铁岭商业的是日本经营的“国际公司”，以及这样那样的“洋行”，如“日本棉花”、“东洋棉花”、“松岗洋行”、“燕尾洋行”等，他们垄断了铁岭的批发商品市场。中国商人进货，得向洋行订购，得受各种各样刁难，好不容易接到订货领取通知书，要先到国际公司交付“仓库料”（即保管费），然后才可到仓库取货。在这些交易中，日本公司、洋行毫不费力地获得大量的利润。下山恭次郎开设的日满商事株式会社（中国名叫大昌煤局），包销抚顺、本溪、辽源、阜新全部煤炭，由他一家总经销。在铁路旁建了一座很大的贮煤场，火车卸煤直接到位。然后配给市内各小煤局。几年工夫就发了大财。另外还有日本财阀开设的三盛窑厂、桥本粮栈、制麸株式会社、森永株式会社（糖果糕点）、日本制刷株式会社、九辰酱油厂等，逐渐形成行业垄断。日本人在铁岭的服务业就有200多家。辽北地区民族工商业，多数为小本经营，远非是日本垄断资本的对手。
“七•二五”物价停止令，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保证军需供应而采取的一种高压手段，是殖民主义者榨取、掠夺人民的物资财富，而实行的一项特种措施。
与颁布物价停止令的同时，日伪当局在公安部门组成了经济警察，建立了一系列的武装体系，来监督这个法令的实施。在行政上先后成立了许多组合。参加组合的成员才有获得原材料或商品配给的权利。如铁工业想获得钢铁、煤炭等原材料，就必须是铁工业统制组合的成员；你是贩卖食盐、火柴、面粉的，不加入食品统制组合，就得不到配给。各种统制组合五花八门，因此，有的企业特别是商业，需要加入几个乃至直十几个统制组合，才能维持正常营业。统制组合权力很大，一般由日本人担任组合会长。他有收购、管理、分配等一切大权。工业活动要有充分原材料，商业要有源源不断的货源补充，这是工商业活动的首要条件。“七•二五”限令一下，自由采购的来源卡断。“七•二五”以前各家有库存的，工业可以维持生产，商业可以供应市场。一旦原材料使用完了，老货底子卖光了，要到各组合进货，组合配给的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非昔比。铁岭义和堂药店是个历史悠久、远近驰名、在群众中颇有信誉的中药房。过去从国内各地采购药材数百种。当归、川穹、云芩等几项药材每年进货要数千斤，但从药业组合进货，每月只能配给三五斤，其他比较贵重的药材，有的每月只能配给见钱，有的根本不配给。所以义和堂药店只好卖一样少一样，坐吃山空。
伪满最厉害的是“经济犯”。农民用手工榨油、开豆腐房视为非法，吃大米叫“经济犯”，卖棉花是“经济犯”，妇女纺线、织布也被视为“经济犯”。因为什么都统制，所以任何一种买卖交易，都可以给你安上一个违反什么法的罪名，无中生有的打你个“经济犯”。当时，日伪警察可以随时进店堂、仓库等任何地方，翻箱倒柜，武力搜查。铁岭县的杜记膏药店，熬制膏药有几十年历史了。在熬制膏药时，要用香油来拌合独角莲等几十种中药。1942年9月的一天晚上，日伪经济警察突然破门而入，指着熬膏药的香油硬说是“经济犯”，把店主杜绍维先打后抓，店房查封。后经求人疏通，连送礼再罚款，花了1000多元，人还在法院蹲了50多天，店房被封数月。杜绍维被放出来时，已是瘦骨嶙嶙、气息奄奄。
三移民侵略和土地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是日本向中国扩张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侵略活动开始于1906年终止于1945年，时间长达40年之久。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长达40年的移民侵略活动，可以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移民试点时期（1906年一1931年）：这个时期是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建立开始，到“九•一八”事变，前后26年。第二时期是武装移民时期（1932一1936年）：这个时期从颁布《满蒙移民事业计划书》并首次武装移民移入佳木斯永丰镇开始，到广田内阁颁布“国策移民”计划为止。日本当局也把武装移民称作“试验移民”、“国防移民”或“屯田兵”等。第三个时期是所谓国策移民时期（193－1945年）：这个时期,日本公布了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百万户移民计划，就是以20年内移民100万户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每期增加10万户，20年的最后一期为40万户。
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进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1935年4月．在伪民政部地方司设立拓政科，7月改为拓政司，转由伪产业部管辖，这是伪满管理移民的行政机构。日本方面同年10月拓务省组成“海外拓务委员会”，并在东京成立“满洲移民协会”。1936年1月成立了“满洲拓植股份公司”，作为移民侵略的具体实施机关。1937年至1941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扩大武装占领时期，因此，在推行其移民侵略计划方面，十分猖狂。在组织上，1937年8月，关东军“满洲拓植股份公司”，扩大为“满洲拓植公社”，作为移民活动的政府代行机关，同时成立“满洲拓植委员会”，以关东军参谋长为委员长，事务局长为日本拓务事务官。此后，具体移民事务均在“满洲拓植委员会”领导下，由“满洲拓植公社”组织进行。1938年1月又将伪拓政司扩大为开拓总局，各省、县相应地设立开拓厅与科。1939年12月22日，日伪当局还制定了所谓“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加紧推行移民侵略政策的行动纲领。“七•七”事变后，大量日本青壮年应征入伍。移民来源不足，日本帝国主义在国内曾推行“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的移民形式。这种义勇队开拓民不单是一般移民而是作为军事上的后备力量，他们既是日本侵略军的现地兵源，又是战时守备铁路、军用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别动队。
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侵略计划，因于1945年8月失败投降而辍止，实际上只实行两期。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据一些材料推断为10万户30万人左右。这些移民大体上分布在3个地带：“开拓第一线地带”，从伪间岛省起，经伪牡丹江省、东安省、三江省、黑河省，兴安北省至兴安南省一线，即与苏联接壤地区。“开拓第二线地带”，是伪通化省、吉林省、滨江省、北安省、龙江省、兴安东省、兴安南省等地区；“开拓第三线地带”，是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周围和重要河川沿岸。
富饶的辽北地区是发展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宝地，是沈阳的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属于日本帝国主义移民侵略的“开拓第三线地带”。
日俄战争后，辽北的铁岭、开原、法库、通江口等城镇先后开放，准许日本人通商居住和进行贸易。1905年3月16日，日本侵略者侵占铁岭县城，先设立临时军政署，后正式成立“铁岭军政署”，开始对辽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占领铁岭后，沙俄所侵占的铁路附属地及一切建筑均被日本接管。在劫收沙俄属地设施等一切特权基础上，强行扩大“满铁附属地”。以铁路用地为名，以抵价强买铁岭站西郊的土地。马蓬沟村附近的土地被蚕食，随意拆掉房屋，挖掘坟墓，害得人民无家可归。到1929年“附属地”以火车站为中心，包括今工人街、光荣街及铁岭公园以南郊区，铁西大片土地共2076万平方米。在“附属地”内驱逐中国居民，并将属地内的街，用日本语命名。附属地最兴旺时期，是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胜利后的几年。当时，铁岭居住的日本人已经超过1万人，日本工商业纷纷在铁岭建立分号。
1905年3月，开原为日军秋山支队所占据。1906年设立“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7年4月，“满铁”接收了这里的土地、建筑物，并开始了“附属地”建设。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和加紧对辽北的掠夺，于1909年制订了市街建设计划。随着市街的发展，“附属地”面积也逐渐扩大。1909年占地面积为60.9万平方米，1925年增加为66.3万平方米。1905年12月开始就有几户日本商人，到1917年末日本人增至1746户，11014人。随着商业的发展，到1928年末，日本人达2336户，19227人。
日本侵略者除向铁岭、开原等通商城镇移民侵略外，于1932年开始向铁路沿线、辽河沿边的铁岭、开原、昌图、康平、法库等农村进行移民侵略。1932年铁岭成立拓植公司办事处。据伪满年鉴记载，1932年到1933年，日本侵略者分3批向铁岭乱石山一带移民665户，3549人，侵占土地10500亩。铁岭拓植公司办事处，从1932年到1939年在铁岭共建3个开拓团，共移民1825户，侵占全地8万亩。其中，1932年成立的朝东乡开拓团，先后在沙堆子、华家窝棚、马蓬沟开办3个农场，移朝鲜农民1225户；1939年又在西小河、达于营成立“纪州村”开拓团，移入日本农民200户。在大青乡蔡家坝成立“松园村”开拓团移如日本农民400户。此外，日本人还在八里庄、马蓬沟一带修建兵营，在下甸子、殷家屯修建大型军用仓库，掠夺了大量土地。
伪康平县公署成立不久，就对全县土地行测量，绘图登记，以便全盘控制。接着成立开拓科，两个科长均为日本人担任。按掌握的土地情况，他们选定适于种水田的低洼地为主,强行“收买”当时的三台子村全部，海晏村、新发村、大成村、太平村、博仁村、四维村、中和村、观稼村、开明村、立德村、二酉村、方正村、陶然村等13个村的一部分土地，共54.6万亩。在策划收买土地的同时，由伪县公署与土地开发株式会社相互配合，要来大批劳工，兴修水利工程。当水利工程初具规模时，先移入朝鲜农民千户以上为其种水田。从1939年3月到1943年5月，分4批移入日本农民200余户，成立“岩木开拓团”、“长野开拓团”、“小禇开拓团”、“松木开拓团”。1943年又移来由日本未婚女青年组成的“花稼开拓团”和日本未婚男青年组成的“集合开拓团”。后来由于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大批青年应征入伍，这两个开拓团既解散。
1937年，日本人到昌图宝力地区进行勘查，把昭苏太河与二道河子之间的大约15万亩的土地划为移民区，强行低价收买，做为开拓团用地。然后从朝鲜移来一批朝鲜农民，为他们开发水田修防水堤，建拦河阐。还调来勤劳奉仕队和国高学生为他们修路。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水田及其配套的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后，便从日本国内移来大批日本农民，成立“最口”、“山口”、“佐伯”3个开拓团。最口开拓团团部设在刘美，管辖下河口、龙风沟、薛家、张家、程家、德隆庆、尹家、清沟沿、新立屯、戴家、西南窝堡、四合屯等；山口开拓团团部设在孟可，管辖歪脖树、袁家、王宝山屯、董家、前后樱桃、前后四马架、王家、腰窝堡、前后房家、杨家、平房张家、前后艾田、西艾母等；佐伯开拓团团部设在四棵树，管辖长岭子、敖海、四马架、三盒庄、前后六马架、郭牛圈、太平山、大榆树、宋家、两家子、林家、国家、赵家等。每个开拓团约有100多户日本农民，3个开拓团共1500多口人。每个农户分种30亩水田和120亩旱亩。每户1匹洋马，1台马车，1个马拉的洋犁。由于日本人劳力不足，所以旱田雇中国农民耕种（每户雇2－3人），雇工大多数是当地破产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外地农民。秋后打的粮食，扣除1年的消费，对半分。
1940年，日本广凌开拓团300户，1000多口人，侵入昌图县境的周家网，小大洼、三家子和大湾屯等地，侵占土地1万余亩。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感到兵力不足。于是，1942年从日本国内召来一批约百人左右的16岁一19岁青少年，组成“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到昌图，住在红顶山兵营。这些人不参加生产劳动，只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作为军事上的后备力量，一旦战争吃紧，这些人既可以补充兵源，又可作为守备铁路、军事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别动队。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开原县三家子乡的茨林子村西、六社村北、南营城子一带，以最低的价格，强行征收当地农民好地4500余亩，成立四平省开原县开拓团，全团100人，其中有2名日本人，1名是中队长杉田，另1名是秘书，其余多是朝鲜移来的农民，为其种地。
日本帝国主义对辽北的移民侵略，使辽北人民饱偿了日本帝国主义移民侵略的苦难。
首先，广大农民土地被剥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土地的方式：一是对所谓国有地、公有地和地主不明的土地直接侵占；二是实行并村，从而获得土地；三是借“地籍整理”之名侵占土地；四是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买”土地，名为“收买”实际上等于强占。日本帝国主义在辽北推行“开拓政策”是通过伪县政府，将土地任意图划，低价“收买”，强行霸占。如铁岭县新台子村孤家子农民吴敬烈等经营的价值6万多元的845.5亩水田，36亩旱田和排灌设备，日伪竟以1.09万元的低价强行收买；汤牛堡村吴赵氏的15亩土地被白白占去。孟宪涛家为了生活，不愿卖掉土地，开拓团不经孟家同意硬性耕种。人民如有反抗，便以“思想不良”、“反满抗日”治罪。1935年春,开拓团修围堤占用民田，铁岭县夏家窝棚的夏守礼、杨玉峰联合四五十人反抗开拓团强占民田，迫使停工数日。副县长小岛龙象得知此事后率领警察30多人乘车到现场，把在工地上排队反抗的群众捆起来扔到车上强行开工，夏守礼，杨玉峰被押到铁岭扣留十几天，直到工程完工才放回来。
开拓团强行占地，由点到面，步步蚕吞。有的为了生活不愿卖地，但自己的土地已被开拓团的土地包围了，别说犁杖进不去，就是行人也很困难，干脆撂荒。开拓团把几个村的土地连成一片，过去村与村的道路都耕了起来。牧场、荒甸、沟边、路旁都归开拓团所有。这样一来，处在开拓地边缘的住户，则时时受凌辱，不仅行人走路困难，而且放牧牲畜也十分困难。日本人如果发现有照原路走的人不是挨打就是罚款，如果牲畜进入开拓团的地里，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没收。群众编成顺口溜：“小心猪牛别进地，杀了猪牛还算好，就怕把人送牢狱”。有的农民家的老坟茔地，也被开拓团土地围上了，坟茔地里的树木被开拓团砍伐农民毫无办法，只好忍气吞声。据伪满洲国国务院弘报处《旬报》第166期记载，截至1944年末统计，开拓移民占地达155万公顷，约占当时全部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东北人民的每10公顷耕地中就有1公顷被日本侵略者所侵占。据对辽北地区铁岭、开原、昌图、康平等县的不完全统计就有79万余亩土地被日本掠夺。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没有生活出路，被迫外逃谋生。有许多人在外逃谋生中被冻死、饿死、病死，饱尝背井离乡之苦。仅铁岭县就有1万多户被迫外逃黑龙江等地谋生，其中华家窝堡农民被逼全村迁出。昌图宝力、两家子农场地区1100多户农民被撵走。另外，有些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不愿离开故土，但无地可种，只好到开拓团做长工。到开拓团做工，不但活重，吃不饱，工资低，而且还要挨打受气。1940年“广凌开拓团”侵占昌图西境的周家网、小大洼、三家子和大湾屯等村，强行赶走当地居民上百户，造成许多人家流离失所。
其次，人民还要负担繁重的劳役。为了给开拓团建房舍，1939年9月20日，伪铁岭县副县长小岛龙象向全县发出征集建筑材料的训令。全县共征集木料4495根，红砖50万块。催阵堡等9个村按土地摊派，居民没有木料的共用伪币2187元购买木料l495根，其余3000根，都是村民伐了自己的树木上缴的。各村农民在大忙季节也得放下农活，为其打丕、运料。小岛龙象为了从移民村到新台子站修筑道路和农业仓库，于1939年10月命令新台子村出民夫2783人，汤牛堡提供马车75辆，石佛寺出195辆。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开原县三家子成立开拓团时，县公署命令八宝屯、庆云堡、三家子一带的农民，每人上交24块土坯，出劳工给开拓团盖房。县公署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在春秋两季到开拓团干半个月的勤劳奉仕。
第三，通过移民，加强了对辽北经济的掠夺。日本帝国主义在辽北修铁路，开矿山，先后建立了各种公司、会社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厂，把大量的农产品原料运往日本国内，攫取中国的财富。粮食是日本缺乏的物资，开原产的“白眉”大豆，蛋白质含量高，在日本帝国主义眼里享有盛名，年产量6.5万吨，有70－80％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粮食更加疯狂，1940年至1944年开原、铁岭等地农民种地打的粮食一半以上，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去。再去掉交纳地税和各种苛捐杂税已所剩无几，农民只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第四，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略政策不仅给东北人民带来了灾难，同时给朝鲜、日本人民也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从朝鲜迁来的农民是日本逼来的。日本人首先召集朝鲜农民开会，宣布：“给你们搬走”。既不告诉往哪儿搬，也不告诉干什么。只告诉限期5天，贵重东西可以带去。第5天汽车到村，日本人非打即骂，用枪迈着上汽车，能带的东西扔在车上，不能带的东西扔掉，大人哭孩子叫。把人带到火车站，逼着上火车。到铁岭后开会，告诉他们在此地安家落户。金英岛有5个儿子，逼着搬家时，两个儿子在外，未能上车，扔在朝鲜。他日夜思念在朝鲜的儿子，第二年逃回朝鲜。朝鲜移民到辽北后，一无所有，租种满拓土地，为日本人种水田，秋后收成的粮食按四六分，朝鲜移民得六成。还要担负水电费、肥料、种子的费用。朝鲜移民的口粮由满拓贷给，从春到秋，加上利息，全从六成中扣除．征收出荷粮，朝鲜移民按六成交纳。这种七折八扣把朝鲜移民1年血汗换来的稻子刮得一干二净。朝鲜移民初期种稻田收成还好，以后地力减弱，连年减产，大多数人家生活贫因，为了维持生活，就得在冬季打草绳、草袋子。有的为了躲避出荷粮，在野地里挖坑把稻子理起来。朝鲜移民郑海东因生活所迫，把两草袋子大米藏在菜窑里，被发现后，把郑吊在大梁上胳膊打坏，险些丧命。
日本移民中的绝大部分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在日本政府的欺骗宣传下，离开自己的土地被强制送往东北，尤其是十四五岁的青少年，他们绝大部分是高小毕业或者是失学的青少年，被送往东北后，由于不适应气候的变化，以及难以忍受的严厉的法西斯训练，许多队员自杀或逃跑。在我抗日军民的打击下，他们情绪消极、低落。战争后期由于大量征兵，移民团中只剩下一些妇女和老弱病残，而帝国主义却要他们多生产粮食和饲料，以支撑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在这样情况下，移民的劳动和生活更加困难，特别是大量移民死于侵略战争的火海中。在东北近30万日本移民中除了死亡和被苏军俘虏及下落不明者外，生还者只有11万人。所以日本移民除了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外，他们也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四粮谷出荷与粮谷配给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中国的粮食和农产品资源，实行了两项残酷政策，即“粮谷出荷”和“粮食配给”。它是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制造的最深重的灾难之一。
伪满初期，日本攫取农产品主要是通过一般的商业贸易手段和渠道进行。“七•七”事变后，对农产品的购销实行垄断，即“统制”。1937年开始对稻米、小麦、大豆、棉花等开
始实行“统制”。1938年以后，以稻米为首的粮食购销、加工等均由伪满政府控制，统由满洲粮谷公司管理。1939年成立了“满洲特产专管公司”以垄断大豆、苏子、大麻子、小麻子等油料作物，进行廉价搜刮。
随着侵略战争的持久和扩大，为满足庞大的战争需要，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粮食的掠夺，欲图将东北变为“大东亚粮谷兵站基地”，将粮食的购销由“统制”改为强制
购销，推行“粮谷出荷”政策，强迫农民售粮。最初还辅之以一些欺骗手段，即实行“奖金制度”和“先钱制度”。“奖金制度”实行于1940年，实际上不过是将已经压得很低的价格略加提高而已；“先钱制度”实行于1941年，通过预付很少的价款（每百公斤1元），与农民签订“出荷”契约，规定最高的“出荷”量，秋季不管收成如何，强迫如数交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贯彻《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实行所谓“决战搜荷方策”。即一方面继续实行“先钱制度”（但从1943年起，改为特配棉布棉纱）；一方面加强强制摊派和督促。在以武力强制出荷的压力下，又巧立“报恩出荷”和“道义出荷”的鬼名堂，“出荷”任务不断增加。从此，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每年入秋之后，辽北大地便刮起“出荷”风，使广大群众饱受苦难。
“出荷”粮的数字，由伪满兴农部，按各省耕地面积多少，土质情况分配给各省，各省分配到县，县分配到村，村再分配到兴农会，由兴农会落实到户。各级伪组织为了完成粮食
出荷任务，一般都按上级分配数字层层加码，因此，粮食出荷的数字就超过了伪国务院制定的出荷量。据资料记载，1940年铁岭县的粮食总产量为3.7906亿斤，出荷粮指标2.0916亿斤，占总产量的55％。开原县产的“白眉大豆”蛋白质含量高，在日本侵略者眼里享有盛名，年产量1300万斤，有7O－80％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去。1940年到1944年，开原县每年产粮都在4亿斤以上，每年的出行量都在2.6亿斤至2.8亿斤。1942年，昌图县的出荷粮为2亿斤,但1943年昌图县出荷粮从2亿年增加到2.2亿斤和2.4亿斤．1943年康平县强征出减粮4000万斤，蓖麻籽4000万斤。1941年以后，日定对农副产物曲高粮秸、谷草、稻草的掠夺也不放松。限定每顷高粮地须出高粮秸500公斤，谷草全部缴出。稻草交易实行、“统制”。每户还须交出一定数量的鸡蛋和猪肉，猪肉不准在市场上出售。总之，辽北地区农民种地打的粮食，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去一半还多，再去掉交纳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已所剩无几。
为了保证“出荷”任务的完成，实行所谓“总力集结体制”，组成督励班。各县设有庞大的所谓“搜荷督励本部”，由伪县长、副县长任本部长及副部长，由日军部队长任顾问，由县协和会、事务局长、县各科长、合作社理事长、法院审判官、检查厅的检察官、税捐局长、专卖局长、商工会长、农产公社社员、粮栈公会长等人参与，在本部长直属下还分别设立搜荷工作班、取缔班、情报班、配给班、宣传宣抚班、青年特别工作班、少年特别工作班等等。在省和伪满中央也都成立庞大的“出荷督励班”分赴各地进行“督励”。各伪村公所、警察分驻所在收粮时都以“出荷”粮谷为重点，协助催逼农民交“出荷”粮食。总之，为了刮尽农民手中粮，日伪反动势力顷巢出动，全力以赴。
粮谷出荷制度，对农民来说一是种沉重的负担，它给农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历年从春播到秋收期间，日伪的“兴农合作社”、“粮谷收买代理人”和“协和会”等组织即派出职员协同县村屯一些伪职员一起下乡督促农户按农作物种类规定“增产”数量，强迫订出“出荷契约”。秋收以后，粮谷出荷督励班纷纷出动，按契约催索。不管收成如何，必须按契约完成“出荷”数量。在农民无力缴纳的情况下，督励班人员进村屯后翻箱倒柜、横眉立眼，拿着粮食“探子”到处捅。大搞“扫囤出荷”、“扫穴犁庭出荷’（即将农户仓囤中粮食尽数拉走。在庭院中挖地三尺，寻找地窖）如发现埋藏粮，即以违抗出荷粮论罪，轻则拳打脚踢，重则送官关押。各种严刑并举。昌图县的出荷量占全省的五分之一，灾难最重，千万个农户破产，多数人家糠菜半年粮。有的被酷刑致残致死，有的被逼自杀身亡，妻离子散。沿街乞讨者，村屯都有。1943年冬，昌图县亮中桥索家窝堡王福兴、大房身王占奎和王家油房的王画匠3家大农户的粮仓全被封，强令全部交出荷。王画匠8个粮仓的400多担粮，一粒未留，这个50多口人的大家，造成分居离散，各自求生。大和村的张树老师家已完成出荷任务。因交不出追加的“道义出荷粮”而遭毒打。张老师被打得昏倒在地，鼻口出血，张家两位老人下跪求饶也不行。张老师被打受辱一气之下卧床不起，最后含冤死去，时年24岁。唯有一子的张妈妈疯了，张老爷子也傻了，儿媳妇改嫁，好端端一家人如此凄惨地离散了。曲家店村有50多农户被严刑拷打，其中陈金甲、杨发及70多岁的邢永江被酷刑致死，王玉和、杜仁经毒打后悬梁自尽。
自实施“粮谷出荷”以来，对粮谷实行严格管制，发现有私人买卖或外运粮食，一经警察密探查知，不但粮食被没收，还要以违抗出荷或以经济犯严加惩处。铁岭县有一个妇女回娘家，偷偷吃顿大米饭，回来时在法库通往铁岭的汽车上，因为晕车呕吐，车上警察一看她吐的是白的，便抓了她的经济犯。
“粮食配给”，是1937年“日伪农业政策委员会”确定的农业基本政策，决定对稻米、小麦、大豆、棉花等开始实行统制。以稻米为主的粮食购销、加工……均由日伪政府控制。从1940年6月开始，在各主要城市实行大米的票制配售，到1943年各地全面实行了这种制度。1941年，除面粉由专卖机关配售外，其他各种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均由伪粮谷公司全面推行“统制”，并实行配售。
“粮食配给”的数量和品种也因民族和人的阶级地位不同而异。1940年，日本大人儿童每月平均配售大米12公斤，1942年就减少至8公斤，其余配给杂粮。中国人高等官及其
家属每人每月配售1一3公斤大米，日本人及伪官吏尚且如此，中国老百姓几乎一年到头吃不上1斤面，大米就更谈不上了。
对中国人的粮食配售不仅质量次，而且数量最低。1943年，对中国人的配售量分劳需、一般、农村3类。劳需分第一种和第二种。第一种每月24公斤，第二种每月15.5公斤。一般（城市）分甲和乙。甲，特殊公司、官厅与此相当者，大人每月12公斤，小孩每月7公斤；乙，大人每月9公斤，小孩每月7公斤。农村地区，大人每月6.5公斤，小孩每月民6.1公斤。规定是如此，实际的配售量低于这个数量。据资料记载，铁岭一般乙等的大人每月配售7公斤，中人（3—10岁）每月4公斤，小孩2公斤。虽然在少数劳动特别沉重的重要部门，有人可以得到劳需配给，但因仅限于本人，家属的配售量很少，所以也无法保证劳动者的需要。日本侵略的政策是，在城市没有职业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尽量少配给或不配给粮食，妄图把他们驱向农村。上述配售标准中的一般乙，很大一部分是破产流入城市的农民。他们往往经过半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免强得到配售票，配售量也很低。
日伪后期，配售数量越来越少，而且经常中断，广大群众只好以豆饼面及椽子面充饥。由于粮食严重不足，造成人民健康状况的严重下降，疾病死亡率急剧增长，人民饥寒交迫，冻死饿死者时有发生。
五鸦片毒化和剥削
用鸦片毒化和剥削殖民地人民，是老牌帝国主义早已施用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之后，步其他帝国主义之后尘，也实行恶毒的鸦片政策。1932年9月，日伪当局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1933年成立鸦片专卖公署。在这个公署之下设专卖署和分署32处，另设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个公司，通过这些机构，进行鸦片交易，低价收购，高价售与瘾者。1933年至1937年鸦片的栽种遍及7省30县1旗，总面积达68.5万亩．
伪满时期辽北各县伪县公署都设有烟政股，下设大烟专卖局，专管鸦片的买卖、吸食、登记、发证等事。据日伪初期的资料记载，铁岭县城内的“鸦片零卖所”（大烟馆）14处，
县下8处，光登记的吸食鸦片的人数就达2410人。开原全县有官方开设的鸦片零卖所15处，仅老城就有5处。开原街内有2处，最大的是海龙街小卖所（现开原镇医院处），楼上楼下有吸烟房间20个，每个房间有女招待1人。每日门庭若市，鸦片烟瘾者络绎不绝。当时开原镇内和各村屯都有私人倒卖鸦片的烟贩，吸烟人数达2万余人。一些土绅豪商，看见这个行业有利可图，遂通过各种手段争相申请成立鸦片零卖所。法库县城内获得批准的有4家：“寿世村”、“息隐居”、“集贤社”、“青云斋”。1938年“鸦片零卖所”收归官营后，法库的柏家沟、五台子、丁家房、叶茂台、大孤家子和三面船村公所所在地也设立了村“管烟所”，范围由城到乡。法库县在伪县政府院内设立一个规模很大的“烟膏制造所”，集中加工烟土。有近10个人日夜分班熬制烟膏，8名年青女工专做零烟的包装工作。烟政管理股，每天出动1辆汽车向各村管烟所运烟膏。
辽北地区的罂粟种植区（大烟种植区）多数在哈大公路两侧的平川好地。1934年，日本人指使铁岭桑园岭地主张福正选平川好地40亩种大烟。1934年日本官方成立种烟组合，
在铁岭南到辽海屯，东到左家沟，北到市医院路北的哈大公路一带种植鸦片烟1600多亩。1941年昌图县的牤牛村被划为罂粟种植区。1941年后，鸦片政策也开始为战争经济服务。根据1943年伪满禁烟总局制定的计划。开原县被伪政府指定种植面积为3200亩，占伪四平省种植面积的20％。种植区选定在哈大公路两旁，土质优良的中固、老城镇郊和三台子（即现在的蔬菜区），在教军场村北地成立了“大烟组会”，专门管理这一地区的鸦片种植。除了用临时工为他们采收烟浆。还让中学生为他们拉大烟，美其名曰勤劳奉仕，实质是变相劳工。
每年一入伏天，便是收大烟季节。开始收大烟对，鸦片种植区，呈现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景象，遍地是人，有警察巡守。雇工两人一组，前一个人手持刀片在成熟的大烟葫芦上划一刀，再继续往前划，后一个人中指上挂一小盒，食指抹下烟葫芦被刀划破流出的白色烟计，一直追往前人，抹到地头，盒中的烟汁倒在大桶中。反复操作，直到傍晚收工。收工时，经“把头”搜身后，人们才能放行。
鸦片的所谓专卖，造成了烟毒的泛滥。对此，1937年日伪当局宣布了所谓鸦片十年断禁方针。1940年，成立禁烟总局，停止了伪满专卖总局的鸦片专卖。并在各省、市设烟政科，在铁岭、绥化设烟膏制造厂。把“鸦片零卖所”改为“管烟所”，并将“省烟所”改为官营。日伪当局的这种政策和措施，名为断禁，实乃纵毒。《十年断禁方策纲要》中根本没提出对瘾者的治愈计划，对现有瘾者只规定不进行登记就不售与鸦片的原则。这样一来，不管是谁，只要申请登记，不经检查，就可以领到伪满政府发给的鸦片吸食许可证，凭证买烟,如领两份烟证，吸大烟的人自己吸一份，另一份可私卖获高利。因此，吸食鸦片的人日益增多。据伪满禁烟总局统计，1933年瘾者登记人数10万，1937年增加到80多万，
由于大规模的纵毒，使辽北人民群众遭到巨大的毒害。许多人不仅失去民族意识和反抗斗志，而且成了丧失劳动能力和无法生活的人。当时铁岭城内，大批罪犯中，以吸毒破产者为最。这些鸦片鬼蓬头垢面，骨瘦如柴，披着麻袋片倦缩一团。每到秋冬季节铁岭祖越寺（即祖神庙）及尚有余温的烧砖瓦窑洞，都是这些吸毒流浪汉的栖身之地。开原县金沟子乡和气卜子村有一户姓石的。因经常吸食鸦片，仅七八年的光景就将自家的20多亩耕地和家产完全卖掉，最后骨瘦如柴死于沟壑。伪满时有首民谣讽刺吸毒者：“头顶墙来脚登空，怀里抱个照死灯（大烟灯），右手握个打狗棒（大烟枪），左手拿个拨落穷。”“大烟坑人又费钱，犯瘾实在难，打哈气，泪涟涟，美味不解馋，晴天还好受，就怕阴雨天。”一到寒冬，这些倾家荡产的吸毒者冻死在街头巷尾，惨不忍睹。真是“道死道埋，路死路埋。死到阳沟是棺材。”而日伪当局却从鸦片的专卖中掠夺大量的钱财。1932年鸦片岁收近2000万元，1936年增至3700万元,1940年鸦片收入达1.2亿元，据关东军权威者说，日本驻东北所需一切费用不用由本国供应，只鸦片一项收入足够数十万军队的开销。
本编史料来源：
1、铁岭、法库、昌图县志
2、《当代铁岭经济》辽宁人民出版社
3、《转岭市公路运输志》
4、《中国人民银行铁岭市支行志》
5、《铁岭文史资料》第四辑
6、《银州文史资料》第六辑
7、《经济掠夺》伪满史料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
8、《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9、昌图县史志办党史资料
10、《西丰文史资料》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