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期大渡河地区敌方追堵示意图。
描绘红军18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画作。
描绘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画作。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以至于翻开任何一本关于长征的书籍，这次作战都必然会被大书特书。然而，尽管各种文献记载对此战着墨甚多，笔者仍“不得不”将之纳入写作计划中，只因此役无论具体战术还是关乎大局，都极具代表性和特殊性，甚至可以说红军的整个长征都浓缩在其中。
“不如一个参谋”的红色军神
毛泽东的著名诗篇《七律·长征》写到：“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个“寒”字，生动突出了红军大渡河、泸定桥作战之险。而当时最能切身体会到这一点的，或许是时任中央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
因为年轻时护国战争中的传奇经历（右眼负伤不打麻药做眼球手术），刘伯承一直有“军神”的称号，其军事才能是公认的。第5次反围剿期间，刘伯承据理力争，直言李德作战方针存在的严重问题；后者恼羞成怒，斥责刘伯承“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当什么参谋长”，把他降为红5军团参谋长。直到湘江战役后的黎平会议，刘伯承才恢复总长职务。事实证明，这个被李德说成“不如参谋”的总参谋长，强过前者不是一星半点。1935年1月3日，红军突破乌江战役，刘伯承亲自指挥，以“佯攻老渡口、强攻新渡口”的战法，吸引了岸边防守的滇军，为前一天渡江的红军1个连争取到侧翼迂回的时间，一举拿下滩头。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分3路抢渡金沙江。在左路（红1军团主攻）的龙街渡、右路（红3军团主攻）的洪门渡没有船只、无法渡河的情况下，中路的刘伯承率领红军干部团，昼夜兼程180里，拿下皎平渡，并夺取6条船（另说7条），打通了唯一的生路。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不失一人一马。接着，红军进入大凉山，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确保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的多民族聚居区，也让“彝海结盟”名垂青史。
这一系列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大军团机动，让曾“训斥”刘伯承的李德叹服。后者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述：“刘伯承让先遣营的红军战士戴上清楚明显的蓝白两色国民党帽徽，他自己穿着一套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军服……乘船渡江，与敌军指挥官交涉，敌人又派了几条船过来。就这样骗过了对岸敌军，我军几乎一枪未放就解决战斗……（由于刘伯承）采取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刘成功地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了几个彝族首领，在他们的帮助下双方签订了一项红军和平通过彝区及购买粮食的协定。”
以参谋长的标准衡量，刘伯承军政素质都属一流。不过，长征时他可没工夫感受李德的心服口服。1935年5月底，刘伯承曾与全体红军指战员一起身陷绝地，甚至让这位“下1步棋看6步”的“军神”都一筹莫展。这个绝地，就是大渡河。
“踩波踏浪”杀开一条血路
5月9日，红军抢渡金沙江后，甩开各路敌军约1星期路程。但因后来5月9至14日强攻会理，消耗了6天时间。15日，军委放弃围攻会理，挥师北进，抢渡大渡河。而就是耽搁的这段时间，敌军又扑了上来。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从北向南自青海省南部流入四川省西部，经过泸定桥至安顺场，再折向东流至乐山进入岷江。其河面宽200米，流速每秒4米，沿岸石壁陡峭，数十里也不易找到一个渡口，大部队行军极为困难。
清末，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在大渡河地区走投无路，全军覆没。蒋介石获知红军抢渡金沙江之后，判断中央红军会强渡大渡河北上，与川西北的红4方面军会师，便调集中央军和各路军阀重兵10余万，意图将红军消灭在大渡河流域内，成为“石达开第二”。其部署也和当年围堵石达开的清军十分相似。
首先，蒋介石电令四川军阀刘文辉在大渡河流域构筑碉堡，并派特务头子康泽督阵。同时，他令四川军阀杨森为大渡河守卫司令官，率部驻防河北岸。紧接着，又命四川军阀刘文辉的6个旅在大渡河南岸，沿途阻击红军北上，并掩护友军向大渡河靠拢。而薛岳的“追剿军”则沿西昌、冕宁一线紧追不舍。但这个所谓的“大渡河会战计划”看似严密，实则却“先天不足”。
当时，川陕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已取得嘉陵江战役（1935年4月底）的胜利，不仅控制了川西北广大区域，还威胁到成都。因此，大部分川军都被其牵制，参加追堵的川军也“心猿意马”。再加上刘湘、刘文辉、杨森等四川军阀，对蒋介石“驱虎吞狼”、中央军借追击红军进入四川的做法有所堤防，堵截时自然不肯全力死战，这就给了红军实施战略机动的空间。然而，红军的选择并不多。
5月下旬，通过彝区的中央红军赶到大渡河边。和抢渡金沙江不同，这回没有3个渡口等着红军，只有安顺场——当年石达开失败的绝地可供通行。红军别无选择，只能拼死一搏。
5月24日，先头部队、红1军团1师1团，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这里有川军2个连驻守，另有1个营在对岸构筑了碉堡。当晚，红1团2个营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下，以“佯攻＋隐蔽突袭”的战法，仅用20多分钟就击溃川军2个连，并找到1只木船。
次日清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1营长孙继先、2连长熊尚林等18人组成突击队，4名当地船工摆渡，分2批强渡大渡河。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压制对岸。“神炮手”赵章成亲自操作迫击炮，准确命中对岸碉堡。18勇士渡河后，用冲锋枪（当时叫“花机关”）和手榴弹形成局部火力优势；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控制了渡口。
“18勇士强渡大渡河”，为红军杀开一条血路。《长征组歌》里有一句“踩波踏浪歼敌兵”，“踩波踏浪”4个字可谓传神描述。只是，这条血路严格讲只能算一个缺口。在进军安顺场的路上，刘伯承常常自言自语：“有船我就有办法！”现在，船倒是有1条，却一趟最多只能载40人，且往返就要1个小时，全军渡河耗时预计长达1个多月。而此时，追兵离红军只有不到6天路程了。
夺桥靠的是勇气＋战术
在安顺场，刘伯承下了2道急令：工兵连千方百计架桥，各部队千方百计找船。可这2个“千方百计”却最终无计可施——工兵刚架起竹排就被激流冲走，部队搜遍两岸却一条船也没找到。聂荣臻等人后来回忆，刘伯承只说了句“看来架桥是不可能了……”便再没有说话。
但时间不等人。26日中午，毛泽东等中央军委领导来到安顺场。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刘伯承，向军委汇报情况危急。夺取安顺场北面的铁索泸定桥，已成红军唯一的生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全军分兵2路：刘伯承、聂荣臻率1军团1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路军，在安顺场渡河，沿大渡河东岸前进.林彪率1军团2师和5军团为左路军，在大渡河西岸前进。2路纵队夹岸突进，火速抢占泸定桥，之后大部队随左路军前进，从泸定桥过河。
如果泸定桥也不能过河呢？刘伯承等人回忆，毛泽东的语气并不轻松：“假如两路不能会合……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夺取泸定桥实际上已经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28日清晨，1军团2师4团团长（代）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接到军团急电：“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解放军史上最绚烂的“飞夺泸定桥”就此开始。
关于“飞夺泸定桥”，各种出版物的介绍十分详尽，本文不再赘述。只是近些年，网上冒出不少对此次作战的质疑。本文则基于这些质疑，从战术角度分析飞夺泸定桥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先说红军的行军速度。红4团从28日清晨到29日清晨奔袭120公里，“昼夜兼程二百四”是很可能的。红军官兵大多来自山区农家，常年在山野地区穿插作战，特别是红1军团素有急行军传统，所辖5团曾在长征中创造过奔袭160里（80公里）夺取鸭溪的战例。而且当时红军正值生死存亡关头，人被逼急了就会激发出巨大潜能。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我军同样创造过昼夜行军240里（1947年秋清风店战役）、14小时疾进145里（1950年冬从山区穿插三所里）的战场奇迹.
再说敌人的阻击情况。红军沿途击溃川军和滇军，战斗肯定是存在的。不过当时红军一部已抵达对岸，敌军沿两岸布防，红军也顺势沿两岸突击，从而遥相呼应，打破了川军部署。另外，这些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并不敢和红军硬拼，更何况红军为赶时间，也不想敌缠斗。因此，红军是搏命之战，川军、滇军又士气不高，往往一触即溃。
还有观点质疑，红军22勇士攀爬铁索桥“能否打枪”，这个问题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比较麻烦，但对于当年长期翻山越野、经验丰富的红军官兵来说，在铁索桥上用驳壳枪射击、投掷手榴弹都不算难事。而且，夺取泸定桥战斗并非只靠桥上的22个人，岸边，红4团集中了所有轻重机枪、迫击炮用于压制敌方火力，掩护阵地长达百米。这一战法在突破乌江、金沙江、安顺场时都用过，实战效果很好。
更重要的是，西岸红军在泸定桥激战时，红军右路军已经夺取了大渡河东岸下游的据点。红军的两路突进，很快给布防泸定的敌军造成了巨大战场压力，促使其战意衰退，抵抗很快瓦解。可以说，红军围绕夺取泸定桥实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堪称根据严峻形势实事求是、随机应变打出的一套“组合拳”。无论抢夺安顺场还是飞夺泸定桥，红军都将机动作战灵活、迅速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强攻掩护渡河的打法更是深谙“以局部优势火力猛攻敌薄弱一点”之战术精髓。
30日凌晨2时许，刘伯承随右路军赶到泸定城，此时夺桥作战已经结束。他在桥中央停下，扶着铁索使劲在桥板上跺了3脚：“现在，我们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