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红军突破敌军封锁线的画作。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多年来，在人们的印象里，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大无畏精神，有雪山草地的艰难困苦，也有红色火种代代相传的革命传承，似乎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故事。
但实际上，长征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战略性军事行动，军事斗争贯穿始终。而在当时敌强我弱、重兵围堵的危急关头，若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的高超指挥艺术，如果红军没有及时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就不可能有长征的最后胜利，更无法设想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能在陕北重新燃起燎原之势。
为此，我们特精选出长征中的10个经典战例，并约请新华社记者、资深军媒人士王绥翊撰稿，希望能够独辟蹊径，从解构红军战术的角度为大家还原80年前的那一幕幕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慷慨壮歌。解码长征十战，我们先从湘江阻击说起。
写湘江战役，关于“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几乎所有介绍这场战斗的文献、书籍、资料都会提及。但人们却往往忽视一个关键问题：红军主力为何能在不占天时地利的情况下，还能突破湘江第4道封锁线？答案显然不只是广大官兵的英勇无畏。
在地图上画的计划
提到湘江战役，“搬家式转移”“带着坛坛罐罐突围”的说法可谓老生常谈，并且将之归为湘江战役期间红军行动速度慢、延误战机导致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实际上，这仅仅揭示了问题的表面。
1933年9月到1934年8月，中央苏区的第5次反围剿历时近1年，不利形势已十分明朗，随着苏区大片沦陷，中央红军转移已势在必行。1934年10月，临时中央决定苏区红军突围前往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实施战略转移。
因为是“战略转移”，红军将能带走的物资尽可能“打包”也在情理之中。换言之，“大搬家”并非盲目决策，真正致命的失误在于此后战略与行动计划的失调。当时，负责为中央红军制定作战计划的是德国人李德（真名奥托·布劳恩）。虽然有不少观点认为，李德掌控了军权，但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在中央苏区，李德是“从共产国际请来的军事顾问”，严格意义上并无真正的指挥权。
而之所以出现第5次反围剿中，李德成为事实上的军事决策者的情况，是因为当时有中央决策者受共产国际影响，将“顾问意见”升格为军事决策。相关曲折，不少文献书籍已有记载、论述，本文不再赘述，只谈红军突围中李德的计划造成的麻烦。
从地图上看，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李德，制定的计划简单、直接：全军按序列行进，一路向西；红1、2、5、8、9军团负责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机关。直线在地图上画得痛快，落到实地则是山河纵横，导致不少部队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
另外，为躲避敌机袭扰和侦察，红军往往选择夜晚或雨天行军，加上携带物资太多，增加了行路难度。更糟糕的是，该计划“目的太明确了”，很快就暴露了意图。
尽管红军突围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严格保密，但因为行军缓慢、人员掉队、与民团武装交火等原因，红军各部的位置和动向很快被敌人获悉。曾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打仗不怎么行，看地图的能力还是有的，很快就判断出红军的战略机动方向。
而且，国民党曾对中央红军的动向做过预估，“与湘西‘赤匪’汇合”本来就是“预判之一”，红军可谓正中敌人下怀。于是，才有了后来《长征组歌》中所唱的“4道封锁墙”一个接一个地拦在红军面前。
军事从来离不开政治
从地图上看，拦截红军西进的4道封锁线，主要防线分别位于信丰（江西）至安远（江西）一线、汝城（湖南）至怀化（广东）一线、粤汉铁路良田至宜章（湖南）一线、全州（广西）至兴安（广西）一线。这4条战线虽然不是同时形成的，但如果完全锁死，已经过1年多反围剿苦战的红军，很难打通4条线全身而退。要知道，第一道封锁线上就密布碉堡和工事。然而，红军却相对顺利地通过了前3道封锁线。其中发挥作用的，正是政治工作。
1934年10月初，中共代表潘汉年、何长光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密谈之后，达成了5项协议，其中就有“借道”这一条。协议言明，红军在实施军事行动时，会事先将经过要点告知陈济棠，陈部就会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红军也保证不会进入广东腹地。
“借道”协议能达成，缘于中共高层对于军阀内部矛盾的深刻认识。而陈济棠能和红军密谈协议，则是出于对蒋介石以“剿匪”之名派中央军进入广东的忌惮。与陈济棠类似，湖南的何键，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都有“小算盘”。
他们在执行蒋介石命令时，首先想的是“保存实力，不让红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不给中央军干涉的口实”。于是，从10月底到11月初，红军连续突破3道封锁线，其间虽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但并未遭遇大规模决战。
但这种“默契”是有限度的。无论陈济棠、何键，还是白崇禧、李宗仁，本质上是“既防蒋、也反共”，同样怕红军进入自家地盘。这一点蒋介石也很清楚。红军突破3道封锁线后，他就在南昌行营督战，严令各路军阀调集40万兵力构筑第4道封锁线，在湘江东岸布了个三角形的口袋阵：北面是何键的湘军，进驻全州；南面是白崇禧的桂军，进驻兴安一线；东面，中央军周浑元部进占道州，吴奇伟部则沿永州向西，防止红军北上；陈济棠的几万粤军，则在东南堵住了粤湘边的出路。
表面看，蒋介石此举考虑到各地军阀的立场，只要求他们“守土有责”，但其实却让各地方实力派正面与红军对抗，中央军则在后面坐收战果。这一布局可谓严密，只不过会算的不止蒋介石。
外号“小诸葛”的白崇禧，早就进行了评估：以广西一省之力，与近10万红军主力对抗，无论输赢都会两败俱伤，得利者只能是中央军。因此，权衡利弊后，桂系军阀一面公开表态“一定在广西境内阻截红军”，请蒋介石“约束”中央军，不要“轻易进入广西”；另一面则暗自定下对红军“不拦头，不拦腰，只击尾”的方案，将红军“送出广西”。反正红军要去湖南，剩下的就交给何键。
军阀们在政治上的明争暗斗，让最严密的第4道封锁线也出现了“缺口”。11月27日，红1、3军团先头部队相继抵达全州以南30华里的脚山铺、兴安的光华铺、灌阳（广西）的新圩等地，就地组织防御。至此，红军控制了北起脚山铺、南到界首共60华里的湘江沿岸，掌握了全军突围的出口。此时，如果行军速度加快，红军就可能避免后来的惨痛损失。然而，宝贵的时间却被浪费了。
阻击的胆色与硬骨头
一说湘江之战，总提到李德的“甬道式”行军。所谓“甬道式”，就是将部队部署成类似运动会的方阵队列。在平原地区，“甬道式”行军可形成集团优势，但在山地或行进条件不好的地区，就很臃肿，不利于机动。
其实，以红军的机动能力，完全可以派部分兵力掩护中央的同时，其他部队在内外线穿插策应。至于李德为何将所有战斗部队部署在中央纵队周围，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笔者倒是想起了美国电视剧《兄弟连》里，胆小的戴克连长非要让正在战术迂回的部队回到他视野看得到的地方才安心。
不管李德如何想，红军的“甬道式”行军已经不止让自己人着急了。蒋介石眼见着红军连破3道封锁线，也措辞严厉地急令各部“剿匪”，甚至暗示白崇禧有“通敌”之嫌。白崇禧也急了，因为他曾令桂军退出界首、灌阳，以便“送”红军出境，可红军行动太慢，他若再不“击尾”，恐怕蒋怪罪。何键同样着急上火，因为他发现桂军明显在把红军往湖南推，而一旦中央红军与红2、6军团会师，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惨烈的湘江血战就此展开。
红3军团以打硬仗著称，颇似军团长彭德怀之风。在新圩，该部5师从26日开始阻击桂军，仅27日就牺牲师参谋长、团长各1人，1名团长、2名团政委负伤，营连指挥员所剩无几，部队伤亡过半，但其到12月1日仍坚守不退。而在界首的光华铺，3军团4师陷入苦战，30日当天即牺牲2名团长。
装备处于劣势的红军，打阵地战本来就不是强项，更何况湘江阻击阵地只能算是临时工事。再加上需要掩护的部队过江太慢，更增加了阻击部队的粘滞时间。
28至30日，红1军团与湘军主力在脚山铺附近的丘陵地带逐地争夺，伤亡极大，红4团政委易荡平等干部牺牲。防线被突破后，由于军委和中央纵队依然未能全部渡河，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不得不在白沙河一线重新布防10余里，保护凤凰渡口的安全。一字长蛇阵，既能防范湘军南下封锁各渡口，又可防止湘军截断本部退路。但1军团更善于穿插进攻，节节防守明显属于“以短击长”，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此举差点出了大事。
红军兵力少，防线单薄，难免存在漏洞。30日晚，湘军悍将李觉居然学红军战术打穿插，差点抄了1军团的指挥部。当时，参谋长左权还在吃饭，把碗一丢抄起手枪就指挥作战。如此危急，林彪和聂荣臻当晚给中央军委发了一封载入史册的急电：“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1、2师明日继续抗敌。”
这是封极有胆色的急电。“须将”显然不是下级对上级的语气，“星夜兼程过河”更成了直接命令，“明日继续抗敌”则凸显其铁军本色。不到十万火急，1军团定然不会给军委发这样的电报，当时战局之险可见一斑。战斗最激烈的12月1日中午，中央军委等部相继全部渡过湘江，红军骨干基本得以保留，但代价是极其巨大的。
主力红1、3军团都折损近半，红5军只剩1个师，而主要由新兵组成的8军团被打散，仅剩1000余人，红9军团剩3000余人，仍留在湘江东岸的红34师等部队则大多数壮烈牺牲，重伤的34师师长陈树湘为免于被俘，自己扭断了肠子……整个中央红军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而长征此刻才刚刚开始……
湘江战役堪称军事系统失调的典型例子。此役，红军先用政治手段化解了前3道封锁线的突防强度，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战场态势。同时，广大基层指战员展现出了强悍的战斗作风——红3军团苦战不退，红1军团“明日继续抗敌”，都体现了部队的坚韧与顽强。而红军先头部队突袭湘江渡口、占据阻击要点等战术行动，更是完成得很漂亮。
然而，在高级指挥层面出现的致命失误仍酿成恶果。“过于依赖李德的不成熟计划”和“对战略转移中机动性的认识不到位”，最终导致整个军事行动的系统失调，不仅差点将秘密战线的胜利抵消，还让红军遭遇巨大挫折。
（作者/王绥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