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者蘅传(第四章 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领导岗位上 1940.1---1945.8)

发布:2012-06-27 10:04 阅读:2093 次 【 字体:

第四章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领导岗位上(1940.1---1945.8)

冀西专署专员

1940年,华北抗战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日军实施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的“囚笼”战术。太行冀西地区所属各县各自为战,根据地日趋缩小,抗战形势被动。为加强对冀西地区的领导,1940年1月,杜者蘅受命担任冀西公署专员、地委委员、党团书记,主要职权是:随时考察及督导所属各县地方行政规划与创办分区内务县应兴应革之事项;巩固分区地方治安,部署分区抗战工作;督察所属各县经费之收支情形;召集分区行政会议;关于所属各级公务人员之考核;关于所属各县争议及有关事项之处理;推行边区现行法令;有权调遣本区内保安及地方自卫军,于必要时得请调正规军协助;召集分区行政会议;应亲自轮流巡视各县;对所属各县所为之命令或处分,如认为违法或不当时,得撤销或纠正之(须呈报边区政府备案)。

冀西专署于1938年9月15日成立,辖赞皇、临城、内丘、高邑、元氏、井陉、获鹿、沙河、滋县、邢台10县。杜者蘅到任后,坚持政治上的原则性,组织上的严肃性,领导方式上的民主性,全力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侧重于筹粮、筹款、供应部队;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的自给;取消伪维持会,指挥武装工作队打击地主、汉奸、恶霸,破坏敌人粮食运输等,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1941年5月,在日伪军的不断进攻下,太行区抗日根据地日趋缩小,情急中,杜者蘅亲率专署警卫连到辖区内各县与日军展开游击战,然终不能阻敌前进。杜者蘅马上改变领导方式,集中优势力量,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遂使太行专署在日军节节进攻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并顺利完成了1941年的春耕生产等工作任务。在中央颁发开展调查研究的指示后,杜者蘅注重将系统的调查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促进了工作的不断进步。

1941年,根据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巩固根据地的要求,邓小平于3月16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了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简称“临参会”)的建议,并希望在抗战4周年时召开临参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临参会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根据邓小平的建议,1941年4月5日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选举临参会参议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了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的15项主张。为了阐明“三三制”原则,邓小平于1941年4月15日出版的《党的生活》上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阐述了根据地内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在政权建设中必须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党要通过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中的党团,把党的政策、决定变成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决定。1941年7月7日,晋冀豫边区监督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桐峪镇开幕。7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议,将鲁西33个县划入本区,晋冀豫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参加大会的参议员共133名,其中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杨秀峰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彭德怀应邀作《目前形势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的报告。会议审议了以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15项主张为基础制定的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各种重要条例、法令;选出临参会驻会委员14名和正副议长3人,八路军参议员申伯纯当选为议长,国民党参议员宋维周、邢肇棠为副议长。大会还选出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组成人员,共有委员15名,候补委员4名。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浦化人为高等法院院长。1941年8月24日至25日,边府首次行政委员会决定:边区政府于1941年9月1日在涉县靳家会正式成立,边府主席及全体委员就职视事。调整区划为3个行署、22个专署、154个县。3个行署是:太岳、冀南、冀鲁豫,各行署作为边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边区政府领导各地区、各县政府的工作。太行区作为边区政府直辖区不设行署,直辖6个专署、39个县,并规定,专署各工作部门统一规定名称和建制,专署下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粮食局。

据此,冀西专署随改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行一专署,杜者蘅任专员、地委常委、专署党组书记。在这一地方领导工作岗位上,杜者蘅讲原则;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当有个人意见时,能够坚决执行完成上级指示;领导方法上讲民主,但有时简单化,对工作抓的严;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个人意志倾向。

边区粮食总局局长

1941年,蒋介石曾发动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共产党的抗日力量蒙受打击,日伪军对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扫荡”和“蚕食”,加上1940年和1941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太行区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陷入困境,特别是边区政府的粮食成了大问题。与此同时,日伪军也在与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军民争夺粮食,日伪军组织了“没收队”、“抢粮队”等到边区抢粮。值此危难之际,1941年9月9日,经129师政委邓小平提名,杜者蘅调任晋冀鲁豫边区粮食总局局长。

1940年前后,由于日军残酷扫荡和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物价迅速上涨,1941年8月20日起,执行新的供给标准。新的供给标准在菜金的定额上有所提高,当时粮票已普遍使用,相当一部分军政人员已开始带粮票出差。1941年11月,八路军总供给部的粮秣处,并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粮食总局。1942年和1943年,日军对晋冀鲁豫根据地进行更加残酷的“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再加上连续两年发生了水、旱、虫、雹等严重自然灾害,根据地经济极端困难。因此,从1943年10月起,粮食标准下降,所有部队的菜金、马料费等一律停发,由各部队自行从生产中解决。

杜者蘅上任后,为了搞到粮食,支援前线,常常夜间带人到日伪军眼皮底下的赞皇、高邑、长治等县去活动,组织粮食征购和运输,为边区斗争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在一次下乡筹粮的路上,杜者蘅和警卫员冯贵喜遭遇突然爆炸事故,杜者蘅腿部受伤。同志们都劝他休息几天,但他坚决不离征粮前线,说:“粮食就是生命呀!”他在伤口上擦些红药水、上些消炎粉,一直坚持战斗在征粮前线。

1942年2月,边府由靳家会迁驻涉县弹音村。1942年边区遭受了自然灾害,粮食成了关系到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生存的大问题。杜者蘅经常深入到各村召开干部会,发动群众,号召快收快打快藏。认真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日伪军的血腥罪行。实行合理负担,取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很好地完成了根据地的粮食征购任务,保证了武装斗争的需要。为适应地区性的工作开展,杜者蘅在调查研究后,还主张单独成立了区县乡村的粮食征购系统。工作中,杜者蘅以正派,纯洁,对革命负责,有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受到粮食总局党组织的高度评价。

经历精兵简政

1941至1942年,中共中央接受陕北开明士绅李鼎铭的建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以解决鱼大水少、兵多难养、入不敷出、与民争食的矛盾。精兵,就是缩编部队的非战斗人员,充实连队,提高战斗力;简政,就是精减行政机关的冗员,充实基层,提高工作效率。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边区先后进行过三次较大的精简。节省民力,是精兵简政的中心任务。杜者蘅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提出的精兵简政具体指示要求,在总局机关提出了“白天多做事,晚上少点灯”、“人人要当家,公私都节约”、“谁不了解民困、不体念时艰,谁就不算好干部”等口号,开展持久的增产节约运动,并具体贯彻节省的具体规定。在粮食节约方面,“实行集体吃饭,余粮按月交公,不许用饭喂养鸡;减少必要的招待,严格收取粮票饭票;吃麦子自己磨面。”被服节约方面,规定“五年一床棉被,两年一套棉衣,一年一套单衣。”公杂费节约方面,“便条不用白纸,印刷品少留空白;无故遗失或损坏公物者,按价赔偿;字纸收集归公,由勤务员负责,售价提二成作奖金;旅费路粮,节余退还公家;除慰劳抗日军外,赠送品不能报销;无外宾不做宴会;手纸不用净纸。”其他节约方面:“建立牲畜使用登记制,调节劳逸”;“没收品一律归公,违者以贪污治罪”;“除参战外,凡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及公营企业合作社采购处等,一律不得支差。”并规定一个信封用四次,一张信纸用两次,旧笔换新笔;不经行政首长和机关医生批准,买药不准报销;不合编制的牲畜不得开支等。

专署行政督察专员

1943年1月,边区政府粮食总局撤销。1943年2月26日,杜者蘅被调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第二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地委委员、党团书记。工作重点是深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全面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通过减租清债,实现广大农民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在经济上得到实惠,促进生产大发展。1942年至1943年,敌人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进行了大规模经济与物质上的蚕食与掠夺,更为严重的是,1942年边区遭受的自然灾害尚未克服,1943年又出现了更大的灾荒,旱灾、水灾、蝗灾、雹灾和传染病在许多地区反复交错发生。就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边区二专署发出了加紧组织救灾工作的通告,广大军民普遍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解决了根据地的军需民食问题。在救灾工作中,又制定了有效的措施,一是直接赈济粮款;二是以工代赈,帮助农民改变生产条件;三是组织妇女纺织,形成了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1943年上半年,涉县仅靠纺织收入就赚米粮59644斤。杜者蘅因工作业绩突出,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记功一次。

参加整风运动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即《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从此,全党全军范围内的整风逐步展开。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的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该分局所属的军政首长都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在会议总结时要求,1943年全区要把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起来。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足以惊人。”《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1943年9月至1944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的部署,杜者蘅在中共北方局党校参加集中整风运动学习,任小组组长。党校设在山西太行山区麻田镇附近的柴城。中央对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很重视,校长由在延安的朱德总司令兼任,党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在前方的彭德怀同志负责。党校没有正规的校舍,只借用几间民房,校领导和工作人员也很少,教务长是杨献珍。整风学习分“进行准备;开展思想运动,系统反省;学习总结”三个阶段。学员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为主要文件进行学习,认真钻研文件的精神实质,逐步深入检查自己的思想。杜者蘅后来回忆说,由于认识有了很大提高,觉得整风学习很有必要,大有收获,心情自然也很愉快。

1943年10月邓小平任北方局代书记后,于11月10日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发表动员讲话,阐述了整风的意义和重要性,对本期的整风工作做了部署,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这一讲话,对于推动根据地的党内整风具有指导意义。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杜者蘅认真清理自己在各个成长阶段的思想变化,反省自己思想意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使自己在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的要求保持一致。在审干阶段,杜者蘅查找到了自己存在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品质,及这一品质与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品质存在有一定的对抗性。解剖自己的思想,总结出了自己思想意识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得到了党组织和学员的认可。1944年9月,中共北方局党校学委(即支委)代表中共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对杜者蘅作出整风运动鑑定:思想意识上,主要缺点是个人英雄主义;主要优点是坦白直爽,勇敢负责,有牺牲个人的精神;思想方法与工作态度上,缺点主要是教条主义,简单机械;优点是感触灵敏,尖锐扼要,贯彻性强,有实干精神,生活上严肃正规,简单朴素;在整风过程中,学习积极,转变了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掌握文件精神较好,克服了贪多求快,好高鹜远。斗争性强,立场坚定,有时尖苛寡情,掌握宽大政策的精神不够。

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杜者蘅实现了个人思想上的净化和升华,从组织上入党进一步走向思想上入党,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每时每刻都留有这次整风运动不可磨灭的印迹。

整风结束后,杜者蘅回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第二专区的工作岗位上。同年底,二地委对杜者蘅作出了组织鉴定意见:1、直爽、朴素。2、对人对事要求快,自觉性大,战斗化,处理问题一般的很中肯,但有的问题详细考虑不够。3、对群众工作的基础比较少,系统的研究不够,干的精神与贯彻的精神大,但从理论上考虑的细腻性差。4、一年来对政府工作的建树制度很好。5、对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不够,有些党气。6、对执行上级任务坚决。

太行专署专员

1945年3月24日,杜者蘅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任为太行第四专署专员、地委常委;1945年5月,太行一地委向区委提出要杜者蘅回一专署工作的要求,1945年6月18日,杜者蘅调任太行第一专署(冀西)专员、地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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