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风记》出笼前后
史金龙
1976年3月27日，“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名为《顶风记》的长篇文章。此文一发表，立即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从而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黑浪推向了又一个高潮。现在，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当年之所以大肆宣传《顶风记》，其实质是把它作为实施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进行篡党夺权等一系列阴谋活动的一部分。文中宣扬的所谓“柴河铅锌矿党委”集体抵制“三项指示为纲”这一“先进典型”，最初不过是几个山里人为了出风头，或者多捞点政治资本而偶然演出的一个并不高明的小闹剧，后来经过“四人帮”的精心包装，使之成为加害邓小平的武器。《顶风记》的出笼，对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四人帮”利用这一政治骗局，全面破坏刚刚建立的整顿秩序，把极左思潮又一次推向泛滥的高峰，再一次扰乱了人们的思想。《顶风记》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是“文革”时期发生在辽宁的重大政治事件。
一
1975年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使“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被挫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和消除派性着手，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以使在“四人帮”干扰破坏之下陷入严重混乱状态的各条战线，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正确方针，也就是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和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10月中旬，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破除阻碍整顿的一些“左”倾错误观点，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把毛泽东多次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几个基本要求概括为“三项指示”。并指出“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过程中的工作总纲”。深刻地抨击了“四人帮”散布的各种反动观点。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经过近一年的运作，使得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11．9％，是“文革”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年。整顿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全面整顿，必然要触及到“文革”的一些带根本性的方针、政策，而对错误政策进行比较系统的纠正，既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是把“文革”当作自己一生中做过两件大事之一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为一场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1976年2月25日后，进一步发展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这一人事安排，表明了对“四人帮”的不信任态度。“四人帮”更是预感到了危机，为此，他们借“反击右倾翻案风”，加紧了阴谋篡党夺权的步伐。但是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深得民心，因此，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曾受到了公开的、广泛的抵制。对此，“四人帮”急需在全国树立一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为他们充当先锋。时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四人帮”死党毛远新，亲自给辽宁省委打电话，“要求辽宁的工交战线搞些下面的东西，反映‘文革’的成果，和教育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样，正反两方面都要搞，反面讲怎样干扰的，正面讲怎样顶的。其它战线都有这个问题，要注意反映正面的东西。”⑴等等。辽宁省委马上向《辽宁日报》社党委做了传达部署，辽报随即作出了具体安排。2月21日，辽报驻铁岭记者按报道计划，向地区工交组了解全区工交战线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生产情况，准备作宣传报道。在推荐的几个“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中，柴河铅锌矿几年来完成生产任务更突出，被记者选作为采访对象，遂于当日在生产处两位同志陪同下到铅锌矿进行采访。
甚至连记者本人也根本没有料到，就是这样一次普通采访，却捅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顶风记》，使这个很普通的山区小矿的一些人，在一夜间名噪全国，成为大红大紫、大喜大悲的人物。而《顶风记》作为“文革”史上的一块沉渣，成为永远抹不去的疤痕。（（1）柴河铅锌矿档案永久卷，全宗14号4卷，原存柴河铅锌矿档案室）
二
柴河铅锌矿是辽宁省铁岭地区东部山区的一个小矿。1966年建成投产，1975年有职工近2000人。矿党委书记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建矿时由辽宁省有色勘探公司副经理调入。党委设4名副书记，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时期，其中一位副书记被派到铁岭农学院任工宣队长。
在中央“打招呼”会后，中共辽宁省委遂于1975年12月初召开了省委“打招呼”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会议精神，铁岭地委领导和农学院党委书记、工宣队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这位工宣队长经铁岭回到铅锌矿休息时，同矿党委书记透露了省委会议的内容。谈到毛远新要求反击教育上的“右倾翻案风”，并可能涉及其它战线；毛主席有最新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2）这次谈话使身居山区小矿的这位党委书记，提前感知了上层政治斗争的一些动态。
1975年12月20日，铅锌矿党办副主任将本矿《七五年度工作总结》送交矿党委书记审阅，见办公室内书记正和两位副书记谈话，便放下材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这位党委书记在翻阅这份材料时，见总结开头写有以“三项指示为纲”，便觉正是表现自己政治水平，提高自己政治威信的好机会。于是，他把那位副主任又找回来，当着两位副书记的面问到：“现在提几个纲?”副主任回答说：“一个纲。”又问：“什么是纲?”答说：“阶级斗争呗。”又问：“你为什么写‘三项指示为纲’?”回答说：“这是新提法，人家报纸上也是这样讲的。”这位书记就强调说：“不管是谁讲的，反正毛主席没说过‘三项指示为纲’，我们还是按老提法，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并叫把材料中的“三项指示为纲”改过来。这天是矿党委成员的学习日，在学习开始前，这位书记又将“三项指示为纲”交大家讨论。有人讲：“三项指示是毛主席提出的，说是纲也没错。”有人说：“毛主席还说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这位书记最后综合总结到：“毛主席以粮为纲是指农业讲的，以钢为纲是指工业讲的，都是完全对的，‘三项指示’不是毛主席一次提出来的，也没说是纲所以我们今后在上报材料、写文章、讲话时，就不要提‘三项指示为纲’，还是要提‘以阶级斗争为纲’。（3）
（（2）柴河铅锌矿档案永久卷，全宗14号5卷，原存柴河铅锌矿档案室；（3）铁岭市档案馆存【1－2－286卷】031－072页）
那位党办副主任在事后又曾找到矿党委书记说：报纸上确实提“三项指示为纲”。这位书记仍然坚持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握。于是这位副主任便把材料中的“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一句话勾掉，在下面写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1）这就是后来大吹大擂的《顶风记》的最初原形。
1976年2月22日上午，辽报铁岭站记者一行人抵达柴河铅锌矿。当日下午，参加汇报座谈的那位党办副主任及另两名矿领导向记者介绍了本矿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情况和建矿以来能够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连续7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等生产情况。当记者问到对“三项指示为纲”是怎样认识的，这位副主任马上回答说：“我们顶过。”就将给书记送材料时的对话过程复述一遍，并强调说：“书记把‘三项指示为纲’改了，改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经历了此事的那位矿领导也作了补充，并将当天党委学习日上讨论“三项指示为纲”的过程向记者作了汇报。为证实此事，记者让找党委会议记录和书记改过的那份材料。在矿党委的三本记录中没查到有讨论“三项指示为纲”的记载，那位矿领导就让找书记改过的材料。又是这位副主任回到办公室查找了所有材料没能找到。情急之下，随手将本矿《1975年第四季度工作安排》拿起来，在开头一页中“四季度我们要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下面打了一道杠。他想，书记认为“三项指示为纲”不对，肯定是经过思考的，所以又在杠的下面画了两个问号和一个惊叹号，在旁边写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三项重要指示。”（2）
本来这份材料的封皮上有书记的批示和签字，稍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书记的字体和副主任后加上去的字体根本不同，但是当人们都站起来围着记者看那份材料时，却没有人怀疑其中的问题。记者详细地记下了打杠、画号和改的字，以及材料的名称和时间。又问，10月10日以后的材料上有没有“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回答说可能没有。为核实准确，记者就让找些材料拿来看一看。这位副主任就安排工作人员去拿，并叮嘱说：“好好挑一挑。”于是，拿给记者看的材料中没有“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随后，记者找这位书记当面采访，记者问：他们在汇报中说你在一个材料上的“三项指示为纲”下边又画杠，又打问号，你把这事的经过给我们讲讲。这位书记便顺水推舟。又将与那位副主任的对话重复一遍。记者请他再讲具体一些，这位书记便总结了3点：三项指示不是毛主席一次提出来的；也没听说毛主席讲三项指示是纲；政治与经济相比，政治不能不占首位。
当日晚，记者一行人返回铁岭，第二天便写成了准备发往辽报《内部参考》的稿子送交地委有关领导阅示。24日，地委领导对辽报记者答复说，把稿子再核实一下。
根据地委的意见，2月25日至28日，两位辽报记者再次到铅锌矿采访、核实。分别找了矿党委书记及有关党委成员核实细节问题。第一，重新核实书记与党办副主任的对话过程。两人说法一致。第二，核实党委是怎样讨论的，做没做决议。因党委会议记录中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由两位副书记证实说党委当时作了决议。那位书记说：我就最后说那么几句，记录上又没有，能算决议吗?记者表示，口头决议也是决议。第三，党委讨论到底是什么时间?一位副书记发现会议室有一张旧日历表，查看后说：“10月8日，星期三，党委学习日没错。”于是时间即是为10月8日。第四，10月8日书记改的材料，为什么10月10日才签字?那位党办副主任解释说，10月8日书记改了材料，并交党委讨论，10月10日签完字才把材料交给我。同时又对10月8日上报地区一工局的打字稿作了解释说，是先安排打字上报，后交书记审批的，之后只打了电话告诉了一工局材料中要改的地方和内容。党办的一名工作人员也作了证明和补充。根据以上进一步的采访核实，记者马上修改整理出了第二稿，题目是《三项指示为纲骗不了群众》。并交矿党委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到会人员均未提出异议，稿子顺利通过。也只是在这时，那位党委书记才知道所谈的材料是《1975年度第四季度工作安排》。
（（1）柴河铅锌矿档案永久卷，全宗14号6卷，复印件存中共铁岭市委党史研究室；（2）柴河铅锌矿档案永久卷，全宗14号6卷，复印件存中共铁岭市委党史研究室）
实际上，据调查结果，从1975年10月8日至12月25日，铅锌矿有8份党委文件提到“三项指示为纲”；有多次领导讲话中提到“三项指示为纲”；那位书记本人也写或说了3次。
28日上午，记者离开铅锌矿，稿子随即发到辽报，并于3月1日由调研部编发了《内部参考》第八期(总第695期)，题目改为《柴河铅锌矿顶住了三项指示为纲》，发至全省县级以上党委。之后，辽报党委又安排写出了关于柴河铅锌矿顶“三项指示为纲”的公开报道稿子，3月6日定稿捡出清样，题目是《他们为什么能识别和抵制了三项指示为纲》，在往上级送审的同时，再次到铅锌矿，让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审核，会上顺利通过定稿。这时，“四人帮”在辽宁的“大管家”秘书打电话给辽报负责人说：“柴河铅锌矿顶‘三项指示为纲’的稿子先不要发。铅锌矿是个大典型，要拿出交流经验来。”
铅锌矿的稿子经《内参》发表后，立即受到“四人帮”在省委宣传组一名“亲信”的重视。3月12日，《人民日报》驻辽宁记者到省委宣传组，了解辽宁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情况，这名“亲信”即推荐了柴河铅锌矿。14日，《人民日报》记者便专程到铁岭采访柴河铅锌矿，适逢地委召开县级以上党委书记会议。地委、地革委几名领导在接见记者时介绍说：铅锌矿多年来一直是地区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单位，抵制“三项指示为纲”，不是偶然的。党委书记是三八式的老干部，一抓学习，二抓生产，团结带领党委班子联系群众，建矿几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并安排记者采访了在此参加会议的这位书记和两位副书记。之后，记者又深入矿里继续采访。由那位党办副主任及矿领导先召集有关人员开了预备会议后，应记者要求，安排召开了理论队伍、中层干部、党委常委和老工人参谋队四个座谈会，每个座谈会都有6人参加。使记者进一步搞清了铅锌矿党委抓理论学习，发展壮大理论队伍及矿里的生产情况；搞清了所谓抵制“三项指示为纲”的具体过程。在老工人参谋队座谈会上，记者又发现这里的工人曾与邓小平的企业整顿对着干了，即有工人讲，矿企业整顿办公室开会传达文件，当念到企业里有许多旧账“无人负责”、“积重难返”时，有一名老工人当即对这一说法进行驳斥批判，说：我们把矿山管理得有条有理，咋叫无人负责?总感觉和咱对不上号，等等。记者即觉得这一事例和当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非常合拍。而实际上，是矿成立企业整顿办公室的当日，在传达中央文件时，一名老工人向别人询问对“积重难返”一词的解释，从而被个别人引申。对于企业整顿，铅锌矿于1975年11月26日成立整顿办公室，一个多月的整顿工作对矿的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天的采访座谈之后，记者通过电报、电话向《人民日报》社进行了全面汇报，报社指示尽快将稿件发回。
19日下午，《人民日报》记者会同矿党办副主任等人研写发往《人民日报》的稿件。初步拟定以《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翻案不得人心》做稿件标题。文中即增加了所谓与企业整顿对着干的“革命群众要革命”一段失实内容。为了与抵制“三项指示为纲”相对应，那位党办副主任又将矿成立企业整顿办公室的时间提前到10月28日。
22日上午，报道稿件最后定稿，交矿党委审核一致通过。24日当晚，记者由沈阳乘飞机火速将稿子送往北京，交记者部连夜编辑。记者部领导见稿子中有“对着干”和“要革命”的意思，为使其政治色彩更鲜明，更引人注意，遂将题目改为《顶风记》。25日将编辑好的《顶风记》交总编审查，总编又将文中“中央文件不传达”一句勾掉，将“企业整顿办公室”改为“企业管理办公室”，并安排评论部加了编者按语，打出清样交时任中央文革成员的姚文元审查。姚文元看过清样后，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讲，这个厂(矿)的干部和群众能顶住“右倾翻案风”，很不简单，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像这样的报道很好，还可以继续发现这样的典型进行宣传。过些时候，也可以考虑写篇社论，宣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
1976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顶风记》并加了编者按。在此之前，《辽宁日报》社得知《人民日报》采写的柴河铅锌矿报道即将刊发的消息，经请示“大管家”同意，在《顶风记》发表的前一天，即3月26日，《辽宁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关于柴河铅锌矿的公开报道，题为《他们为什么能够识别和顶住了三项指示为纲》。
这就是“文革”期间，轰动全国的《顶风记》出笼的全过程。（（1）柴河铅锌矿档案永久卷，全宗14号6卷，原件存柴河铅锌矿档案室）
三
《顶风记》出笼后，“四人帮”根据其推行的极左思潮，阴谋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利用已掌握控制的各种宣传工具，对《顶风记》进行了大肆宣扬，大树特树铅锌矿和那位党委书记“对着干”、“反潮流”的典型。姚文元、毛远新，特别是“四人帮”在冶金部和辽宁省委的党羽、亲信，都对柴河铅锌矿和那位党委书记给予了特别的赏识和殊荣。
3月20日，那位党委书记在“四人帮”在辽宁的“大管家”安排下，参加了辽宁省计划工作会议，并于22日向大会作了《如何识别和抵制“三项指示为纲”》的典型发言，首次在全省范围内介绍所谓反潮流的经验。会议期间，“大管家”亲自接见了那位党委书记，并亲手将《工业十八条》文本交给他，启发他研究研究，讨论一下，看里面有什么问题，并强调指出要批判《工业十八条》。之后，“大管家”便亲自打电话给辽报党委，指示一方面要抓一批和修正主义对着干的典型，着重抓好重点典型，点了柴河铅锌矿的名字；另一方面，工业战线要批“十八条”，批《论总纲》，并讲已布置给柴河铅锌矿等单位了，要他们先行一步带个头（1）。辽报要注意从这些单位选批判文章，准备做公开报道。随后，“四人帮”在省委宣传组的那个“亲信”也召开了宣传部门会议，要求不仅报纸上发表柴河铅锌矿的典型事迹，而且要利用各种形式，连续集中地宣传，要打得响，要当作炮弹打出去。而且还要宣传个人典型，其中有那位党委书记。24日，辽报驻铁岭记者应召回报社，研究关于铅锌矿的报道问题，确定要拿出铅锌矿的全面经验报道、那位党委书记的个人通讯和一篇大批判文章。
在“大管家”和那名“亲信”紧锣密鼓的安排下，《顶风记》出笼后的第二天，辽报党委即派一名常委带记者，会同铁岭地委、《铁岭日报》社人员深入到柴河铅锌矿采访调查，准备全面总结报道铅锌矿和那位党委书记的典型经验。几天后的4月1日，那名“亲信”又亲率辽报记者、文化局诗人和省歌舞团一班人，在铁岭地委宣传组领导陪同下，赶到铅锌矿做宣传报道，与上一班人马汇合。这名“亲信”亲自参加座谈会，多次找那位党委书记谈话。并讲：“(那位党委书记)是理想的典型，早就想找个老同志树起来，这回找到了。”在4月3日上午召开的铅锌矿干部会议上，这名“亲信”又作了长篇讲话。谈到：“这个地方马列主义多，确实有一个集体智慧铸成的金凤凰，经验是非常可贵的，都是教育人的好教材。”“特别是你们的反潮流，反复辟，顶了党内最大的代表人物，顶到了最高峰。”（2）在讲话中，又对批判《工业十八条》进行了逐条辅导。谈到：“工业十八条是邓小平思想的压缩饼干，除了还乡团没加进去，其它都有了。”
4月27日，为进一步扩大对柴河铅锌矿及那位党委书记顶风事迹的宣传，在那位“亲信”的操纵下，省委宣传组党的核心小组向省委做了关于宣传部分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事迹的请示报告，得到了“大管家”的批准。铅锌矿是4个先进单位之一，那位党委书记在先进个人中名列首位。
5月28日，“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遵照姚文元的旨意发表了题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社论。在“社论”定稿送审时，姚文元亲笔将送审稿中所列四个典型中的柴河铅锌矿改列首位，作为突出典型加以宣传。
6月16日，《辽宁日报》继续刊发了关于铅锌矿的系统报道文章，题目为《为把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柴河铅锌矿是怎样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
（（1）柴河铅锌矿档案长期卷全宗24号25卷，原件存柴河铅锌矿档案室；（2）柴河铅锌矿档案长期卷全宗24号29卷，原件存柴河铅锌矿档案室）
9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那位党委书记录制了题为《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专题讲话录音。之后，又录制了一名矿党委副书记题为《对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要顶》的讲话。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又录制了那位党委书记《战斗的十年，巨变的十年》的专题讲话，分别播出。
对《顶风记》的宣传，“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也都赤膊上阵。毛远新在讲话中曾讲到：“三项指示为纲”不是不好识别，我们辽宁北部山区的柴河铅锌矿就识别了嘛!迟群也在讲话中说到：“三项指示为纲”，东北有个柴河铅锌矿就拒不执行。“大管家”也亲自到柴河铅锌矿视察，要他们写“什么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文章，为出席全省工交会议作准备。
伴随《人民日报》《顶风记》出笼及《社论》发表，在“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的操纵下，《理论与实践》杂志分别刊发了那位党委书记《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带头人》和柴河铅锌矿党委《牢牢掌握阶级斗争这个纲》的署名文章。《共产党员》、《辽宁支部生活》、《解放日报》、《光明日报》、《铁岭简报》，也都发表介绍了铅锌矿及那位党委书记的顶风事迹。并有《莺歌燕舞》、《洪流滚滚》纪录影片，拍摄制作了铅锌矿及那位书记的顶风事迹。
在报道力度最大的《人民日报》、《辽宁日报》、《铁岭日报》上，据统计，从1976年3月26日至9月29日，发表柴河铅锌矿及那位党委书记顶风事迹、反潮流经验的报道文章总计35篇，其中，《人民日报》4篇；《辽宁日报》5篇；《铁岭日报》26篇。
由此我们看出，“四人帮”一伙对《顶风记》的宣传报道在不断扩大和升级，而且又连续、集中，一时间成了令人刮目的舆论热点，而那位头面人物党委书记，顺应“四人帮”的党羽、亲信的需要，假戏真唱，成为了“四人帮”的一块臭石头。
四
在“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对《顶风记》的大肆宣扬下，柴河铅锌矿和那位党委书记名噪全国，在辽宁更是显赫一时。其所谓“对着干”、“反潮流”等顶风经验，流毒当时的整个中国，造成了很坏影响和严重危害。
在工交经验交流会上，柴河铅锌矿在“大管家”的授意下，经过省委宣传组的那位“亲信”的辅导，在1976年4月，较早地掀起了批判《工业十八条》的高潮。那位党委书记号召全矿各级干部带头批判，同时还组织起了13人的写作班子。在连续集中地批了49天之后，形成了《工业十八条是工交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工业十八条是走资派向无产阶级夺权的宣传书》；《工业十八条是分裂镇压群众，大搞资产阶级专政的动员令》；《工业十八条是贩卖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自白书》；《工业十八条极力鼓吹反革命经验主义、福利主义，是侵蚀工人阶级队伍的腐蚀剂》5篇批判文章。据统计，共举办学习班75期；层层培训骨干1600多人次；召开批判会768次；搞大批判专栏39块；墙报143个；写出批判文章7650篇。
1976年6月，辽宁省和铁岭地区先后召开了工交基建会议，铅锌矿党委派一名副书记分别在两次会议上作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企业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经验报告。
在冶金系统上，柴河铅锌矿曾被称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修正主义敢顶敢斗的典型。1976年5月，那位党委书记应邀到河南新晃永矿参加冶金部召开的“月进千米现场会议”，做了题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修正主义对着干》的典型发言，极力推行他的顶风经验。在赴河南途经北京时，那位党委书记受到了“四人帮”在冶金部一名亲信的接见。5月份，铅锌矿一名副书记按冶金部通知，在冶金部电话会议上作了主要内容是“同修正主义对着干”的典型经验介绍；又应邀到冶金部有色司，向司机关干部作了同样内容的经验介绍。
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不久，“四人帮”在冶金部的两名亲信即研究决定，将原定在甘肃白银召开的全国有色金属抓革命促生产现场会改在铁岭柴河铅锌矿召开，“到那唱顶风记去”。并改题目为《全国有色金属企业反击右倾翻案风，促工业生产现场会》。6月22日，一名亲信又亲自到柴河铅锌矿检查会议准备情况，并于7月1日开幕式上讲话。在讲话中他谈到：“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柴河铅锌矿唱了一曲有声有色的，轰动全国的顶风记，是全国冶金战线的好典型”。那位党委书记在这次会议上以《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题，介绍了他的顶风事迹。铅锌矿党委也形成了会议经验材料，题为《同修正主义对着干，自力更生建矿山》、《发展工业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剖析条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修正主义对着干》。由于“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的大肆宣传，所谓顶风记的经验，当时竟被选编进了学生教材中。
臭味相投的反革命小丑张铁生，凭其善与“四人帮”党羽、亲信拉帮结伙的本能和嗅觉，于1976年7月17日给这位党委书记写信，互相勉励。（1）
1976年10月，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虽然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仍然坚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勇敢的柴河铅锌矿干部群众，还是在深入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冲破层层阻力，贴出了矛头指向《顶风记》和那位党委书记的大字报，写出了给地委的揭发材料。在拨乱反正中，1977年4月3日，地委派出第七专案组进驻铅锌矿，彻底清查《顶风记》，7月15日，《顶风记》政治骗局终于真相大白。
《顶风记》实质上是“四人帮”一伙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与党中央对着干，打向党中央的一块黑石头，打倒邓小平的一发重型炮弹。《顶风记》出笼后，他们欣喜若狂，从中央到地方上下串联，南呼北应，拣起这块黑石头大打出手。称“这是一颗重型炮弹，不早不晚，发的正是时候”，“震动了全国”；《顶风记》还是“四人帮”破坏党的正确路线，破坏安定团结，把阶级斗争推向新的极点所利用的工具。因此，《顶风记》是为“四人帮”推行极左思潮，蛊惑群众，阴谋篡党夺权服务的，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重大政治事件；一个假的《顶风记》，一场政治骗局，在“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骨干分子的精心包装下，假戏真唱，在当时受“文革”左倾错误干扰影响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危害性也极大。一方面蒙蔽了一些基本群众，另一方面，也使一大批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干部群众遭到“四人帮”一伙的排斥和打击；“四人帮”极力推行的极左思潮，以《顶风记》为先锋，逐步扩展到全国各条战线，浸透到各行各业。其鼓吹的“反潮流”、“对着干”，毒害了广大青少年，毒害了部分干部群众，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顶风记》的出笼，进一步破坏了刚刚建立起的良好整顿秩序，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在柴河铅锌矿，在冶金系统，在工交战线，由于唯生产力论的帽子满天飞，使得干部职工不敢抓生产、抓技术、抓管理，结果设备损坏，生产受到严重干扰，给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顶风记》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1）柴河铅锌矿档案长期卷全宗24号107卷，复印件存中共铁岭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