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东北殖民地
社会经济的形成与崩溃
史金龙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图谋已久。早在1874年3月，日本就出兵侵占台湾，向满清政府勒索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1884年，又发动中日战争，强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了中国领土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20世纪初，日本以军事工业为基础，以纺织工业为重点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亚洲率先发展为世界帝国主义，1901年，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参加国，在《辛丑条约》中，与各帝国主义列强共同获得了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兵权。经过1840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又从帝俄手中攫取了在东北南部的特权，并于1907年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以经营铁路作为侵略活动的物资基础。“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地掠夺的最大机构，它管制着东北的港湾、水运、工厂、矿山、制铁、电气、农业、教育、卫生以及地方行政，并拥有武装和特务机构，广泛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又进一步把东北北部及内蒙古东部也划为日本势力范围，称之为“满蒙地区”。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成立了中华民国，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并没有收敛。1913年，日本又正式将“清国驻屯军”改名为“中国驻屯军”，做了长期侵占中国的准备，同时日本在东北设了一个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关东都督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急剧上升，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其势力又进一步扩展到北满。1919年4月，日本宣布将原都督府下属的民政部和陆军部分别改为“关东厅”和“关东军”，成立了关东军司令部，统一指挥驻东北的日本侵略军。这种称谓变化已表明了日本欲永久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进攻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随即日本策划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并扶植伪满洲国政权，充当它掠夺中国人民的得力工具，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口号下，把东北完全置于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下，把东北经济纳入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轨道上，使东北成为日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进一步使东北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并要把东北建成它的“大陆军事基地”。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的40年时间里，特别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这里实施了严酷的政治经济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政治、经济统治和军事镇压加速了东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向殖民地社会经济的转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可以说是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成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膨胀的侵略野心和侵略行径，残酷的经济掠夺，加重了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的沉重负担，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进一步深入；东北民众的反日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的灭亡，也决定了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崩溃。从“七七”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可以说是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的深入和最后崩溃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经济统治和军事镇压加快了东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向日本殖民地社会经济的转变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政治统治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准备过程，从1907年“满铁”以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性开始对东北局部行业的政治统治，到1913年成立“关东都督府”，再到1919年的“关东军司令部”，直到1931年蓄谋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实现对东北的政治统治日臻完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在东北成立所谓“满洲国”，以便进行殖民统治，并以此应付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确定“建立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1931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把溥仪挟持到东北，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用“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所谓“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日本随即宣布正式承认“满洲国”，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满议定书》规定：确认日本以往“在满洲国领域内”“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并“予以尊重”；确认“两国共同担任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满洲国”由一批汉奸头目当伪总理和各部大臣，但各部大臣下面都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担任次长，推行“次长制”，由日本人实际掌握各方面的大权。在伪政府中还设立了一个总务厅，由日本人任总务厅长官，总揽伪政府的一切大权。而这一切皆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司令部成为主宰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了划小省份、分而治之的策略，对地方政权机构多次进行改组。1934年10月，日伪将辽、吉、黑、热（热河省）4省划分为10省，即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滨江省、三江省、间岛省、安东省、锦州省、黑河省；又将内蒙兴安省（伪满建制）的4个分省，提升为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东省、兴安北省，总计14个省。1937年后，再置东安、北安、四平省等，增至19省1特别市。随即，又将其政治统治进一步扩大到伪满洲国的广大城乡。在地方各个县级伪政权中，都有日本人任参事官（后改副县长），监督地方行政，实际把持着地方行政的权力。伪县公署内也派进了日本警务官、经理指导官、产业指导官等，一些主要部门的实权，都被日本人操纵。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政治统治，又于1932年7月25日，成立了“满洲帝国协和会”，作为进行反动宣传的总机关。“协和会”推举博仪为名誉总裁，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为会长；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名誉顾问，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伪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山为名誉理事，理事长是伪满实业部总长张燕卿，理事33人，绝大多数是汉奸，但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协和会”成立后，亦立即将触角伸向东北各地。先后建立了各级组织，并积级开展吸收会员等项工作。县级“协和会”本部首脑由日本人指导官或副县长兼任，村级“协和会”的会长也由亲日的人员担任。口号是“日满协和”，建立“王道乐土”，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的重要工具。“协和会”参与的活动面很广，诸如农业的增产出荷运动，国民储蓄活动以及思想奴化、政治镇压、经济掠夺等，渗透到所有领域。
从1933年1月黑河失守，东北全境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到193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已经自上而下建立起了殖民统治的政治体系。
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操纵下，伪满洲国相继又出台了《国家防卫法》、《治安警察法》、《暂行保甲法》、《暂行惩治叛徒法》、《暂行惩治盗匪法》、《思想矫正法》等法西斯法律，以进一步完善其对东北的政治统治。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对日绥靖政策也加速了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形成。1934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协议，7月正式通车。同时，国民党政府在榆关设立税关，在长城各口设置5个税卡。1935年1月又恢复通邮。这就等于默认了“满洲国”。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牢固树立其对东北的殖民地统治，还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摧残中国民族文化，削弱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当局强令东北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对带有中国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绝，禁止中国关内报刊进入东北。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3月至7月，焚书650余万册。日本帝国主义还实施所谓教育的日语化、共荣化和职业化。伪满的学校从小学起，就把日语列为必修课，把中国语文课改称“满语”课，内容均是宣扬“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并伪造历史，称东北不是中国领土，东北人民不属于中华民族。为了直接控制东北的各级学校，日本帝国主义派出一批军国主义爪牙和法西斯文人到学校总揽大权，并对学生时行法西斯军事训练，各学校都进行“日满一德一心”的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政治统治以军国主义依托，疯狂的军事镇压保证了其在东北的政治统治，也加速了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形成。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名义下，关东军的兵力不断增加，分驻东北铁路沿线大小城镇和军事要地，经常到各地疯狂地进行“讨伐”，实施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成千上万个村庄被烧毁，无数无辜的东北人民被杀害。例如1932年9月，日寇对抚顺附近的平顶山村进行疯狂“府伐”，烧毁房屋800多间，3000多居民惨遭杀害。从1933年7月至1934年6月，日伪在辽宁康平县就滥抓滥捕496人；1934年日伪军以“通匪”为名，血洗了康平县西敖力营子，杀死30多人，烧民房200余间。1932年10月，驻辽宁法库的日本守备队从监狱中提出33名人犯，在城西陶屯南甸子，用机枪杀害；同年又将从城西抓的10名群众以“惯匪”罪名集体活埋。伪昌图县公署建立后，即派大批武装，四处抄剿，1932年在辽河沿岸捕杀群众12人，在八面城捕杀28人，悬首示众。日本帝国主义还建立并加强宪兵、警察、法院、监狱等镇压中国人民的机构。日伪宪兵、警察、特务，到处为非作歹，随意逮捕、杀害城乡中国居民。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到1934年的两年间，在东北因“反满抗日”的“罪名”而惨遭杀害的就有6.7万人。因其它“罪名”被杀害的更是不计其数。日本帝国主义还采用各种狠毒的手段，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他们大搞所谓“治安肃正”运动，进行“大检举”。推行保甲制度，实施连坐法。实行所谓“归屯并户”，用刺刀强迫当地居民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村庄，并小屯为大屯，集中居住。后又“并大屯”，强行建立“集团部落”。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产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根本目的是经济利益。在1933年3月1日公布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里就提出了“经济统制”。表面上它是说通过统制政策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反对资产阶级垄断的弊病，实质上它是要通过经济统制保证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能获取最高额的利润，并保证伪满洲国的经济服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战争政策，是日寇强制采取的独占和垄断殖民地经济的政策，以保证“满洲国”彻底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
1934年6月28日，伪满洲国政府按照关东军司令部意旨，进一步把东北工业分为3类加以统制。第一类是国营、公营或特殊会社经营的事业共22种，如特殊很行、邮政、铁路、电报电话、采金、矿业、钢铁冶炼、电业等，必须由日伪国营或特殊会社经营。第二类是需经政府许可的事业共24种，如普通银行、保险事业、地方铁路、航运、渔业、汽车等，称为半统制事业，也是日伪政府投资或占有一半股份。第三类是可自由经营的事业共20种，如农业、农产品加工、制糖、制粉、油脂、皮革等，名义上允许自由经营，但在实际生产和销售等环节也被严加控制。由此可看到，凡是国营、公营或特殊会社经营的几乎全是重工业、军用工业和基础工业；政府许可的事业，是半统制而又有利可图的，这两类都是国防上或国民经济重要产业，其余才允许自由经营，但又严加限制，所以在东北自由经营事业发展很慢。同时可看出日本实行经济统制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殖民地经济统治。
在1936年以前，“满铁”是日寇“满蒙政策”的执行机关，日本对东北的投资，以“满铁”所占比重量大。1932年“满铁”投资占日本总投资比重的76%；1933年占51%；1934年占91%；1935年占65%，可见“满铁”控制着全东北的整个工矿企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到1934年，“满铁”所属的工业就有57个，其中规模最大的有“昭和制钢”、“满蒙毛织”、“满洲纺织”、“东亚烟草”、“满洲制粉”、“大连汽船”、“满洲航空”等企业。这个大的殖民公司它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掌握东北的水运、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事业。除“满铁”以外，日本其他各大财阀，都纷纷向东北输出资本进行投资，经营独营或日伪合资企业，主要的是三井、三菱、住友、大仓、安田、根律、浅野、东拓等，到1937年，这些财阀（也包括“满铁”）在东北经营较大企业达102个。在满洲国成立初期，它们分布在关东和南满铁沿线，以后又逐步扩展到东北全境的各大、中城市，如沈阳、大连、长春、哈乐滨、齐齐哈尔、丹东、抚顺、鞍山、本溪、铁岭、营口等城市，都变成日本大财阀投资的中心。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控制了南满的交通，“九一八”事变后，将东北的铁路、松花江官营水运以及新铁路的修建权，又全盘委托“满铁”经营，使它的控制能力扩大到东北的全境。“满铁”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拼凑成立的“伪交通委员会”，更是日寇掠夺东北路权的工具，在它的管制之下，东北国有、省有、民有的10多条铁路，总长3000公里，都归并为“满铁”系统。1935年3月，又接管了“中东铁路”（此路长达1700公里），改名为“北满铁路”。同时，日寇为了实现它南侵、西征、北进的野心，又在东北的西部、西北部和东部、东北部修筑了铁路，到1935年新修铁路总共延长为2870公里，这些铁路网的形成，对日寇“统治集中”、“资源开发”、“军事运输”以及把掠夺到的物资运回日本都起了很大作用。东北的航空运输主要掌握在“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手中，为军运和侵略战争服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金融侵略已有30年历史，到1931年共设立银行及分支机构84处，主要的是正金、朝鲜两很行，称为“满铁”的两翼。“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6月，日伪将原有的东北4家银行（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改组为“满洲中央银行”，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约128个。这些银行发行的伪钞和日元联系起来，成为通行的货币，为其控制东北的经济服务。1937年又成立“满洲兴业银行”，通过它大量发行各种债券、蓄储券掠夺人民财富。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对外贸易在“九一八”事变前已形成了对日贸易为大宗的局面，出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日本在东北的贸易投资，占其对中国投资总额的17%，掠夺最多的是大豆、豆饼、豆油、粮食、矿产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对外贸易几乎全部为日本所独占，由于日本操纵伪满洲国，排斥其他各国对东北的贸易，并给日本商品以优惠待遇，使日本在东北出口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1937年达75.1%。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便对东北农村实行殖民地统治，宣布法令，没收所谓“叛变者”的土地，并用威胁和利诱的手段把朝鲜人日本人移入东北，从1932年1937年即进行了5次移民，共移入人口156万（其中日本人占71万，朝鲜人占85万），强占民田达180万亩。据伪满年鉴记载，1932年到1933年，日本分3批向辽宁铁岭乱石山一带移民665户，3549人，侵占土地10500亩。铁岭拓植公司办事处，从1932年到1939年在铁岭共建3个开拓团，共移民1825户，侵占土地8万亩，其中，1932年成立的朝东乡开拓团，先后在辽宁铁岭县的沙堆子、华家窝棚、马蓬沟开办3个农场，移朝鲜农民1225户。1937年日寇发动向中国全面进攻后，又制定一个20年向东北移民的计划，决定分4期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
基本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即完成了对东北政治、经济统治格局。其剥夺了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独立权，控制并掠夺着这一地区。东北遂完全置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之下。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着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大权，全面推行与贯彻各项反动法令与政策，强化法西斯统治，使东北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经济掠夺加快了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的深入和崩溃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狂称在3个月内就可以灭亡中国。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贯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政策，迫使国民党政府不敢公开投降日本，出现了抗日战争持久战的局势。为解决战线过长、国力衰竭、补给困难等一系列内外矛盾，日本帝国主义随即确立了“以战养战”的侵略方针。所谓“以战养战”，就是日寇利用它掠夺中国人民的人力、物力、财力供给它侵略战争之需要。东北是日寇侵略全中国的战略基地，当然是他重点加紧掠夺的对象，如1936年前日寇在东北投资共为145500多万美元；1937至1944年增加到574000多万美元。仅就工业资本而论，1940年就比1931年增加了72倍，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进一步深入。
1937年以后，其掠夺东北工业有所加强，还表现在侵略机构的增加上。1937年以前，垄断东北经济命脉的机构是“满铁”，军事、行政方面则由关东军司令部控制。1937年以后两者发生矛盾，“满铁”怕关东军扩充军事工业损害他的既得利益；关东军惟恐“满铁”不能完全满足它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但在加强掠夺中国这一点上两者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关东军司令部就一手扶植鲇川义介于1937年12月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简称“满业”，它在日本国内是日本产业株式会社，靠生产军火起家，由它增资成立的“满业”接管了过去属于“满铁”的工厂、矿山和重大产业。“满铁”的权利只限于经营铁路方面，“满业”代替“满铁”成为统治东北的主要机构，和“满铁”一样，是受日本军阀控制的。
“满业”也是掠夺东北重工业资源的主要机构，它经营的范围有钢、铁、煤矿、轻金属、汽车、飞机制造等28个重型企业。“满业”还在1937至1941年制定“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这是一个庞大的全面掠夺东北物质资源的计划，执行过程中并把原计划掠夺的目标不断加大，如生铁由253万吨增加到450万吨；钢铁由原计划的185万吨增加到316万吨；飞机由340架增加到3万架等等，这组数字反映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北战略资源的贪婪野心。但到1941年日寇计划执行情况与所订目标相差很远，又由伪满洲国起草了“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满铁”总裁大村卓一，“满业”总裁鲇川义介都参与策划。这个五年开发计划和第一次相比，是采取重点掠夺的方针，从第一个五年开发计划中挑选了基本资源产业，如煤炭、钢铁、水力发电、液体燃料、盐、电气、化学、农产品等作为开发的重点，特别对煤炭和农产品列为重点的重点，因为它是军事工业最必须的产品。
在“七七”事变前，中国民族工业在东北已经没有插足余地。随着日伪统制政策的加强和工业投资增加，民族工业更奄奄一息了。1945年8月统计，东北全部工业投资，日伪资本占99.5%，中国民族资本只占0.5%，矿业则100%的为日本所独占。
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的深入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劳动力的统制和摧残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劳动力本身是生产的重要要素，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必须获取劳动力以供榨取；从事兵役、劳役也依靠中国的劳动力。伪满州国于1941年9月颁布《劳务新体制要纲》，强制征集劳动力，并实行严格的统制。对劳动力的招募、分配、管理、流动、工资等，都要实行国家统制。伪满洲国于1942年11月又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按这些法令规定，凡17至56岁的男子应服劳役。其中19至23岁服兵役，即“国兵”。1943年东北人民被强迫当“国兵”的有200多万人，不合“国兵”标准的都服劳役。劳役又分为“普通劳工”和“勤劳奉仕队。”最残酷的是“紧急就劳”和“财政支出”，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抓劳工”和“派劳工”，有人出人当劳工，没有劳动力的也要出钱雇劳工，这就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1944年东北被抓去当劳工的就有120万人，1945年上半年达300万人，平均每10个东北人里就有一个人当劳工。辽宁昌图县当时有10万户，50多万人口，8万多劳力，从1942年至1945年，每年出劳工8000至15万以上。辽宁开原县小山岗堡当时有99户人家，够劳动力的不足50人，一次劳工就出10多人。1943年以后，征劳工更加额繁，有时1年征3至4次劳工。昌图通江口地区是征集劳工的重灾区，全村750多户，被抓去的劳工受到鞭打、折磨和各种虐待，死亡率高达20%。尤其是从事国防作业的劳动，工程完工后因怕泄漏，遭到了集体被杀害的悲惨命运。日伪进行的采矿、修路、挖战壕、筑碉堡等工程，都由勤劳奉仕队担任，他们同样遭受日寇的虐待、毒打以致屠杀。其对劳动力的残酷摧残也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也加速了殖民地经济统治的崩溃。
“七七”事变后，东北对外贸易几乎全部为日本所独占，日本操纵伪满洲国，排斥其他各国对东北的贸易，给日本商品以优惠待遇，日本在东北出口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1940年是88.4%，1943年是77.6%。1938年到1944年辽宁法库的大豆和豆饼外运日本就达2.3亿斤，1943年在辽宁康平即有40余万斤蓖麻籽运往日本。1932年以前，东北是中国唯一的出超地区，从1933年开始，东北也变成入超地区，从1934至1943年间，平均每年入超额为55614.4万元，伪满支付的银两大部分落入日本手中。东北原有海关5处（大连、营口、安东、滨江、龙井村），后来又设立3处（满洲里、绥芬河、瑷珲）。这8处的关税收入也为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同时新设分关、分卡14处，都有利于日本操纵东北的对外贸易。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殖民地的疯狂掠夺与残暴的政治经济统制，造成了东北工农业破产，金融恐慌，通货膨胀，贸易停滞，广大人民衣、食、住极端困乏，造成殖民地经济的最终崩溃。殖民地经济崩溃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下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等方面。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根本方针就是要把东北变成它进行侵略战争的基地，因此在它统治东北期间，竭尽全力把东北建成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日寇对东北资源的掠夺着重在于重工业畸形发展，1933年至1943年，煤炭产量从1018万吨，增加至2540万吨；生铁产量从43.3万吨，增加到170万吨；钢产量从2万吨，增加到84万吨。由于日寇只着眼于贪婪的掠夺，并不是为了发展东北的生产，所以1944年以后，重工业产品的产量又大幅度的下降，生铁产量减少为118万吨；钢产量减少为47万吨。这种情况说明日寇对生产力的破坏必然带来掠夺东北资源计划的破产；同时也反映东北殖民地工业已临近崩溃的边缘。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农村经济的疯狂掠夺，造成了农业生产的长期停滞。从1939年至1945年，日本又曾向东北组织了9次“集团移民”，使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达10.6万户，31.8万人，日本移民直接占有土地2831.5万亩，多数土地又租种给中国人，以征收地租。日伪统治者还和地主阶级相勾结，对农民进行敲诈勒索，尤其是实行“粮食出荷”后，农民无法维持再生产，表现在耕地面积缩小和农业下降方面比较突出。例如，大豆的耕地面积，从1937年到1943年减少了15%；单位面积产量普遍下降，从1937年到1943年高粱减产16.6%；大豆减产11.3%；小麦减产17.6%等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造成了田园荒芜，耕地面积减少，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农业生产被破坏达到惊人的程度。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的最终崩溃，还表现在物资奇缺，特价飞涨，市场萧条，商店十室九空，纷纷倒闭，人民生活恶化。又由于日伪银行大量发行纸币，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社会金融一片混乱，人民购买力明显下降，人民生活极端困难。
东北民众的反日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最终胜利，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和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彻底崩溃
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的中国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政治权利没有丝毫保障，经济上遭受残酷的剥削压榨，失去了最起码生活权利，由于日寇推行奴化教育，精神上更是倍受摧残。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人民，即以各种形式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斗争的规模由小到大，范围很快地扩展到东北全境。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哈尔滨等地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北宁路、南满路和中东路的铁路工人也奋起斗争，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国民党东北军的某些爱国将领，如黑龙江的苏炳文，吉林的丁超、李杜、冯占海，辽宁的唐聚五等，都在人民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参加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来。当日军向黑龙江侵犯时，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抵抗，东北人民踊跃参加支前工作。东北各地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淫掠以及汉奸走狗的为虎作伥恨之入骨，纷纷拿起锄头木棍和刀枪，与日伪军展开斗争。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展开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活动。他们中许多人直接投身到了工人农民的反日武装斗争中。
1933年春夏以后，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从自发的抗日义勇军斗争为主的阶段，发展到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为主的阶段。1932、1933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安、汤原、饶河、巴彦等多支抗日游击队。随后，各地游击队陆续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或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发表统一建制宣言，宣布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抗联共编成11个军，并先后组成第一、二、三路军，分别由杨靖宇、周保中、张寿篯（即李兆麟）担任总司令或总指挥。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泛，从长白山麓到辽河沿岸，从辽宁到哈尔滨，从乌苏里江到小兴安岭之北，处处都有抗联的势力，各路游击队炸毁桥梁，烧掉仓库，颠覆列车，象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加速了日寇的灭亡。抗联在人数最多时达3万人。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些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不好，物质条件异常困难，但部队的战士成份好，觉悟高，组织性强，作战英勇。他们积极地打击和消灭了敌人。1934年，游击队粉碎了日寇的“春季大讨伐”和“秋季大扫荡”，并在斗争中壮大起来，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从1931年到“七七”事变前夕，日伪军在东北被歼灭达14万多人。
“七七”事变之后，中共中央颁布了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给人民指出明确的奋斗目标。1938年，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发表，大大提高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在关内的主要抗日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路，以及无数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十大救国纲领和持久战的思想指导下，武装起来，取得了抗战的辉煌成果。从1937年9月至1945年3月7年半的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共对敌作战11万5千余次，毙伤日伪军96万，俘虏28万，投诚日伪军10万以上，缴获枪炮几十万，开辟19个解放区。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总司令作了论解放军战场的报告，全面总结了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具体明确今后的战斗纲领和对日寇反攻时期的总方针。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分路进入伪满，80万关东军被歼灭。8月15日，英、美、中、苏接受日寇无条件投降，宣告了日本殖民者统治的彻底覆灭，也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彻底崩溃，东北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