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抗联”地下工作

发布:2017-12-11 15:07 阅读:1713 次 【 字体:

我是一个穷学生、苦学生

1938年的下学期,我考入了伪满“国立大学”奉天矿工技术院的机械专业,首先进入了这个大学的预科。这个学校每月有“公费”20元,够吃饭用。

1939年我进入了机械专业本科学习。当时的教师、助教全是日本人,同学90%也是日本学生。新建学校基本没有教材,老师用日语加英语在课堂上讲课,要靠自己记笔记,下课后复习。我学习很吃力,所以第一学年的上学期,除了学习,其他什么也不知道。这半年基本上没有离开校园,假日、星期天都在一楼一个大教室,用粉笔在黑板上演算公式,复习功课,阅读数据。所以当时的中国学生都知道我是一个穷学生、苦学生。

在下学期,校内发生了不少事件。

日本学生发起了学潮,把学监(大尉)等人扣押起来,目的是要求学校改名、改戴大学的四角帽,最后叫校长冢本玄门在深夜给予回答。在这次最后的摊牌会上,中国学生巴世信、宗绍庸、高琦、姚宏涛、叶青林几个同学,相继在大会上发了言,指出中日学生待遇不平等,为什么在一个食堂日本人吃大米,中国学生吃高粱米等等。这次学潮以后,学校改名为奉天工业大学了,戴四角帽了,中国学生也吃大米了……一些中国同学的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当时中日学生经常闹矛盾,有一次冲突升级了。只记得在一个夜晚,据说部分日本同学要来“夜袭”,大家守卫了一夜,但日本学生没有来,天亮时放哨的进楼通报说,日本学生宿舍来了一辆救护车,拉走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日本同学中好斗的学生头土方在咖啡馆失恋回宿舍后服安眠药自杀,抢救不及时而死去。因此避免了一次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的大冲突。

学校当局规定每天进食堂前要向日本天皇行大鞠躬礼,用餐前用日语说:“感谢天皇用餐了!”然后才能用餐。我由于青年时代的感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套颇有反感,所以总是想不行这个“礼”,不背诵,但是我并不知道日本学生在监视,所以几次受到申斥。

在一天饭后,我被冶金专业的黑田等人拉到了他们寝室,毒打了一顿,当然我打不过他们几个人。回到宿舍的当晚,我自己哭泣起来。我隔壁住的姚宏涛知道了这件事,他给我出了主意,直接去找校长控告黑田。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去了校长冢本玄门的办公室。我向他控诉说“你们天天讲‘日满亲善’,而黑田等人几次毒打我,有什么亲善?我抗议!”我要求校长严肃处理黑田等人。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抗议当然不能有什么结果,只能又倾听了一次“日满亲善”的教育与一些解释的语言。

这件事在中日学生中引起了议论并留下了痕迹。三年后我在被关押期间以及在伪高等法庭上的供词中,我坚持了“我所以反对日本人是因为日本同学毒打我,我提出过抗议也毫无结果,他使我从思想上反对日本人”的有力根据,法庭承认经调查确有其事。

“工业救国”的观念动摇了

这些不断出现在大学院内的事件,直接冲击着我的思想、观念。每天从报纸上都能看到“皇军”向中国内地挺进,这些都使我夜不能寐,推动着我的观念的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开始认识到,在日本刺刀的统治下,幻想“工业救国”是不现实的,也是对现实的回避。从而我的“工业救国”的观念动摇了,意识到我需要走向救亡的第一线。这样我在苦闷彷徨中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同专业的苏文典对法西斯的一套看不惯,在他的床下有一提包文艺作品。我的隔壁姚宏涛经常借些作品看,我现在分析,可能也都是寻找解决苦闷与彷徨的办法吧。在他们二人的影响下,我开始看文艺作品。

我记得看的第一本书是矛盾的《虹》,之后我看了矛盾的《蚀》,鲁迅的《彷徨》《呐喊》《阿Q正传》和一些杂文,巴金的《神·鬼·人》三部曲,萧军萧红的《八月乡村》……都从不同方面给了我许多启示,留下了较深的记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文艺巨匠的作品,对于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是在法西斯残暴统治下的一代青年人,确实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洗涤、陶冶、呼唤和导向的作用,使我和不少青年从彷徨和苦闷中看到人生的希望。

巴世信是电气专业的,头脑敏锐,学习基础好。每次考试后,总是中日学生中的第一名,学习成绩突出,所以教师、学生都很尊重他。一天夜晚,巴世信和我谈心,向我提出人为什么活着,中国人应当怎样生活下去。他向我讲过,应当看一些社会科学、经济学,也应当看点哲学。

七人小组在斗争中形成

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我们七人小组便逐渐形成了,是谁串联组成的我说不清楚,我现在想可能是巴世信积极活动和姚宏涛最先议论的,其中也征求过我的意见。这个小组,当时并没有定过什么正式名义,共有七人为主体,即姚宏涛、巴世信、董鸿书、叶青林、郭维治、班显信、苏文典。小组的最初活动是看进步书籍,学习、讨论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等等。姚宏涛在群众中有威望,他成为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巴世信和我负责对外联系,叶青林管钱,班显信和郭维治管书和物品,当然大家都在做宣传群众的工作,都在秘密地看进步书刊。

进步书刊和理论书籍在当时都是禁书,一经发现就成为思想犯了。当时的书刊来源有以下几个管道:第一个管道是私下收集,苏文典提供的文艺作品最多,巴世信搜集一些理论性的书籍,我从友人家里要来一些,但不多,大家都收集了一些。

我们每月每人缴纳五元钱,交给叶青林,作为我们的活动经费。各种书籍大概能有几百册,由苏文典、班显信、郭维治等人负责处理,做了文学、哲学、传记、经济学、社会科学等分类。每本书的第100页上都记有分类号码,各本书多数附了假的外皮。例如,内容是资本论外皮则标为商业原理等等。

我们小组在学习的基础上秘密开过多次讨论会,是不定期的。我能想起的多是在宿舍,也曾在体育场、北陵、砂山等地召开。有时在夜里,有时是利用节假日,参加成员主要是我们小组的七个人,但吸收过郎庆祥、黄福绵、陈育华、许士骥等人参加。也有时是三五人讨论,会议多是姚宏涛主持,主要是议论、看书、学习、谈体会,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结合当前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等,在抗日问题上从一开始意见就是一致的。但在如何行动特别是找国民党还是找共产党、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上最初意见是很不一致的。我记得当时大家也都看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看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当然阅读得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时候尽管会议是秘密的,但讨论起来是激烈的、民主的、非常认真的,体现出巴世信对我说过的“从比较中去选择”的精神。

我自以为已经是共产党人了

到1940年,小组大致统一到必须树立科学世界观,找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反满抗日斗争的共识。当时我曾以为自已已是共产党人了。至于发展人员问题、向外联系问题等,并不在会上讨论,多是个别串联,个别通知,不需要知道的事,不打听。相互联系有时是口头通知,有时用纸条子。在外地实习、假期通信联系,是采用阶梯式通信法,这些都是巴世信告诉我的。这种通信方式一直保持到我们去解放区前。

通过巴世信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些当时各地的进步青年,对于我开阔视野、提高认识、走向实际斗争是颇有启示的。经他介绍我去过新京(长春)三次,小组给我拿的路费。一次是姚、巴在“新京”实习时,来信通知我去的;一次是我单独去的;一次是一批同学考翻译等级,去后留在那里待了几天。

我最初去“新京”,见过一位叫嘉乃平的,在宿舍他会见了我,他比我大五、六岁,在什么单位工作他没有告诉我。他问我看过些什么书,他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及许多罪行,他希望东北青年能凝聚在一起共同反满抗日等等。他没有告诉我他有什么组织,我也没有告诉他奉天工大的组织人事情况。这是巴世信事先告诉我的,见到任何人,不经组织同意都不能说出奉天工大的情况。以后我又去过“新京工大”,见到过韩福慧、姜国思等人;在宿舍和一个叫唐允武的面谈过;到伪法政大学见过慕长江、赵某等人;在伪建国大学见到过柴纯然等人。和各大学学生见面商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观点,努力团结青年,努力去找党。

记得我第一次去长春,在郊外一个山沟里,参加过一次野外会餐。似乎有嘉乃平,还有一个姓戴的很活妖,有十几个人,谁也没有介绍姓名,但都很亲热。会餐中主要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中国青年人怎么办。各抒已见,没有人做总结。在我的感觉中,他们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似乎都有一个小团体,但谁也不说也不互相打听,这大概是在强权政治统治时代的必然吧。这些人有的后来有联系,有的由于各种原因只见过一次面。

可能是我第二次去“新京”,巴世信神秘地告诉我,由“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毕业,叫刘荣久的思想进步,可能有背景,你可以去面谈一下。他给我开了一个给他高中同学的介绍信,这个同学的名字忘了,通过这个人,我见到了刘荣久和马成龙。他俩同住一室。见面后,我才知道刘荣久是我初中时的同学。所以我们两人一见面,都非常热情,我先后去过他宿舍两三次,他已在伪财政部工作,通过他见到了也在伪财政部工作的马成龙和伪军校学生常吉。几次交谈,知道他不仅看了不少进步的文艺作品,而且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交谈中发现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但他表示,他苦于找不到共产党的组织……当然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组织过什么社团,有过什么活动。但相约通信,加强联系,共同找组织。因是老同学,所谈的直接一些。刘荣久在伪满政府对东北青年抗日组织破坏的“一二·三〇”事件中被捕后,忠贞顽强,他把一切反满抗日的有关问题都归于自己,包括做土炸弾的事都承认是自已所为,自己坚决反满抗日,相信共产主义……最后英勇就义。他是值得钦佩的英勇烈士。

大约在1941年暑假,我接到开原同乡王用中的来信。他来信时已在伪建国大学学习,假期要找一批中学生研讨国家前途问题。因此我和姚宏涛研究后,回了开原,在开原中学一个大教室,由王用中主持,有十几位中学生参加,还有法政大学学生赵某参加,我们各抒己见,王用中认为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领袖,不能多头,他倾向只能由蒋介石担当此任。赵某主张团结打日本。我讲了我的观点。青年学生都同意抗日,在信仰方面议论不一。会议开了一天,我回奉天后,向姚宏涛说了,根据小组了解的情况,王用中可能是国民党的人,因此以后没有通信。但在1942年初,王被捕后死于狱中,在狱中表现出了坚强的爱国主义精神。

参加“抗联”地下工作

那是1941年9月的一天,下午2点钟,我和巴世信、姚宏涛,按照秘密的安排,在南市场南满医科大学校外宿舍的一个寝室,兴奋地见到了抗日联军三路军北满执委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史步云同志。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也不知道他就是史履生同志。

在我的记忆中,步云同志身材魁梧,穿铁路工人服,披黄色大衣,戴大檐帽,和我握手时热情而有力,他严肃而热情地让我们坐在床上,他本人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自我介绍说:“我叫史步云,是齐齐哈尔铁路工人,能有机会见到奉天工大的大学生们,非常高兴。”

在日本法西斯严密统治下,能有机会秘密会见抗联的一位地下工作同志,这在我一生中,记忆是非常深刻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记得:首先由姚宏涛和我介绍了奉天工业大学的情况,中国学生受歧视与斗争情况,奉天工大反满抗日小组(当时并没有正式名称)形成的过程、活动情况,以及我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主张等等。记得巴世信只做了一些插话。

听了我们的介绍后,步云同志很高兴,他谈了很长时间。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情况,以及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的个性特点,但在政治方面未做评论。又说现在他们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还记得步云同志谈到这些情况时,巴世信直截了当地提出:“步云同志,你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可否向我们青年人介绍一下?”步云同志讲了许多必须坚决抗日的道理后说:“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和你们一样,坚决反满抗日,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只要是抗日的,就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我现实的主张。”

离开宿舍以后,巴世信悄悄告诉我,谈话期间,门外有两人做观察、保卫工作。我抬头看到叶青林在巷口徘徊,还有一位拉三轮车的年轻人,巴世信告诉我,他是小周,与老史一起来的。若干年后知道他叫周善恩,与王耀钧、史履生于1943年3月3日被日本帝国主义判处绞刑一同牺牲。

那时我们“奉天工大小组”成员,都是二十岁上下热血沸腾的青年,对反满抗日是坚定的,从书本上和生活对比中初步形成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并不真了解,对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纲领、任务也并不了解,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根本不懂,所以大家产生上述观念,现在回忆起来也就不奇怪了。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约定在午夜12点集合于教学楼二楼的一个大教室,大家分工带去复写纸、笔、蜡烛、手巾、掩盖烛光的纸和黑布,巴世信作为联络员,守在一楼,确定了联络暗号,有人来时,巴世信用日文歌唱,就是告诉我们有情况,必须尽快把文件、物品掩护好……据我所知,这些都是由巴世信想出并做了安排的。

那是我一生中永远也不能忘怀的一个不眠之夜啊!那是一个既神秘紧张又充满希望的不眠之夜。记得那一夜,我去大教室前,张目而不能入睡,回来后更是兴奋不已。我估计我们小组的七位同志,那天夜里都是和我一样不能入睡,但第二天又要和平时一样和日本同学去听课。那天夜里,我好不容易等到了午夜,我们几个人悄悄地溜出宿舍,集合于二楼大教室。

按预定计划进行阅读、学习和复写。记得毛泽东同志那篇论新阶段的报告,是用毛边纸复印的,已有些发黄了,姚、班、苏、叶、郭和我六个人在楼上,巴世信在楼下放哨。我曾看过巴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雪夜闭户读禁书”,是进步青年的享受,而我们这些刚迈入革命门坎的热血青年,却是“深夜掩烛抄禁书”。而这本禁书,又是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报告,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报告,因此即使多年后仍然是记忆犹新。

大家复写了几份(可能是四份),给了我一份,其余大家传阅。以后在活动中,以这个文件精神作为宣传抗日、团结群众的武器。我曾把这个复写文件先后传给一些爱国者,如郎庆样(老同学)、陈育华(造兵所工人)、闫绍平(中学生)等人,其他几位同志也将此文件传阅给过一些人,但由于当时限于“个别联系”,一直没有交流过这方面的情况。

被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我们已预感到日本法西斯的镇压活动在加强,因为不时听到有些爱国志士被捕的消息。

12月中旬一个星期天,我去工厂做宣传工作,下午回校,姚宏涛告诉我,刘荣久派马成龙来找你不在,叫我转告你,有急事、要事,速找杨文阁等人研究。并说马成龙来去都很慌张……于是我按每次见面的地点,通知杨文阁晚上在老地方(火车站前)会面。当晚我和姚宏涛见到了杨文阁并一同到大南门外张鸿顺家,张迅速召集来六七人,认识的有邱盈阁、杨兴元等人,有的不知道姓名。首先由张鸿顺介绍了马成龙来沈阳的情况、要求。据马介绍,刘荣久他们在“新京”结识了伪治安部的朱某,朱某自称是抗联地下工作人员,已联系好最近要送一批同志去抗联游击区去,需要马上报名……当时大家提问过,怎样和朱相识的?据介绍说是刘荣久在马路上认识的,以后成了朋友……张还介绍说马在“新京”上火车时受日本宪兵搜査过,下火车时也被査问过等等。当时只有杨文阁马上表态,决心按约定去哈尔滨,其他人都未表态。我和姚表示回去考虑一下再回复。路上我和姚抱有疑问,在马路上认识在伪治安部工作的人员,可靠性如何,值得研究。因此回校后大家研究一下,认为情况不清,巴世信认为我们已是抗联执委部小组的成员,这件事还需要向组织上请示。据此我通知了杨文阔,他一个人按刘荣久的通知去了哈尔滨。

当年的12月末,我们都已考试分配完毕,我到“新京”的“特许发明局”工作,毕业仪式将在新年后举行,因此曾确定假期不回家了,准备到我熟悉的两个工厂去发展组织。但在12月下旬,巴世信通知我执委部已来电报“兄已住院,请注意身体”,按巴与执委部约定的暗语,即已有同志被捕,要马上停止一切活动。因而我们把校内书籍、信件疏散到几个隐蔽点,回家待命。这样我带着十几本书回到了开原老家。

12月31日上午,郭维治带着信、书和电报来到我家。郭维治也是个苦学生,他父亲早故去了,生活靠母亲给别人家当佣工(洗衣服)。郭为人耿直,学习基础好,组织观念强,学习、工作刻苦,回家待命,故准备到我家住几天。郭当天告诉我,外面逮捕风声紧,要提高警惕等等。当晚我们交谈很晩,在11点左右,睡前到外面小便,从北门(这个院子有三个门:北、南、东)进来两个拿手电筒的人直奔正房而去,因为听到外面有人在南门前说话,便问:“什么人说话?”我如实说了我的姓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很幼稚,完全可以从南门溜掉,应当说当时还是毫无经验的一介书生啊。两个特务随即从南门进到我家,问清我的姓名后,给我戴上了手铐。查问郭维治也是奉天工大的学生,因此两人同戴了一个手铐。日特和伪特对我们没有搜身,但搜査了我的家。由于书皮上都伪装为机械学、商品学等等,被蒙混过去。我即要求迅速离开了家。几十年后,一次母亲和我谈话时还问我,为什么头也不回地迅速离去,我告诉她,我最担心的是书上出纰漏,因为每本书的第100页上都有号码啊。

出了门,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停放在离我家很远的小汽车,我又是第一次坐上了亚西亚特快列车,我和郭戴着一个手铐并排坐着,外人还看不清我们是被捕的人。日伪特务庆祝他们完成了追捕任务,喝上了啤酒,要了好菜,给我和郭变换手铐,叫我们也吃一点。郭维治可能吃了几口,我没有动筷,因为我在思考来龙去脉,思考被捕后的对策。

到奉天已经过了午夜。两个特务在站前派出所打了电话,把我们关押到汇丰银行大楼三楼一个大房间里。最初我们研究跳楼逃胞的办法,仔组观察,银行的楼非常坚固,每个窗户都有很粗的铜栏杆,跳楼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两人坐下来,先用火柴烧掉了郭给我带来的信和电报,然后一面抽烟一面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首先我表了态,我说我这次被捕后,估计要被杀掉,但决不会泄露同志们的情况。从郭的实际情况和被捕情况看,是被牵连,不会有其他问题。最后我向郭表示:估计你会很快被放出去,请转告同志们,我决不会向敌人泄露任何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请同志们照常工作,我死后尽可能地对我的家庭照顾一下。

蹲监狱,受审讯

我在这里被扣押三天,审讯过几次,除了审问自然状况外,主要问我是否知道并参加过共产党、国民党等问题。这个我很自然地回答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但并不了解,当然也谈不上参加的问题。重点突出审问的是知道不知道有恢复党、复兴党、铁血同盟、读书会等,我明确表示根本不知道有这些。在这里审讯时没有动刑,其后,我被押送到日伪奉天警察局地下室囚禁所。

进入地下室,值班的日本警察搜遍了全身,除衣服外,全部被塞入一个大口袋里,也搜去我的皮带和袜子。我提着裤子赤脚被从一个四方的小铁门塞了进去,一进去什么也看不见,是黑黑的、静静的,过了一会儿才看清,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囚禁室,铁门的正对面是方木栅栏,外面是黑黑的小通道。后来知道是敌特监视的通道。外面的墙上有一个不大的四方的玻璃小窗,灰尘很厚,是用铁棍固定下来的。地下跪着十几个人,左下角是一个厕所。我被编定为10号。后来我自称是双十号,因为我是“奉天工大”的篮球队员,穿的背心也是10号。

在监号里,每天天不亮就迅速爬起,跪在地下接受日本鬼子警官点号(不叫名字叫号),每餐一盒又凉又硬的高粱米饭,有两条黑咸菜。吃喝拉撒睡十几人、二十几人就挤在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既冷又潮又臭的小屋里,每天都有人出有人进,每天也都有人被叫出去,有的被轻打一顿,有的回来则是浑身血迹、遍体鳞伤。每天要整天跪在地上,但听到看守高田、小野的警靴的咔嚓声走过以后,老监号便迅速站起来活动一下,在那时久跪以后能站一会儿是多么愉快的事啊!当又听见警靴声时,又只能迅速跪下。

半个月后,对我的审讯开始了,是一个很凶狠的叫松元的日本警察和一个翻译,我听得出翻译的日语水平并不高。审讯有一周左右,每天拷问的内容仍然是参加过什么组织,有哪些亲戚朋友,对“满洲国”和对日本帝国的态度,有什么反满抗日行为。新问题是你是个穷学生,念书费用谁供应,共产党、复兴党、铁血同盟中哪些人你有联系,参加过哪个党等等。每次审讯都要受些刑,如打耳光、木棍打背、烟头烧脸、手指夹木棍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酷刑。但我回监后,王海丰等人都说,对你是轻刑,是在侦察你,你问题不大。

回监后,大家非常同情地为我们擦、按摩,特别是老张在情感上给予了我极大的安慰与鼓励。在此前后老张多次受重刑,已是遍体鳞伤,大便出血。一个上午,他受刑后倒在我的腿上,在我给他擦伤口的时候,发现他不大呼吸了,忙喊来看守找来狱医,狱医踢了两脚说“死了,死了。”便拉了出去。大家都很难过,只知道他姓张,是热河人,是八路,其他什么也不知道。在无言中被关进,又在无言中死去。这是死在我腿上的第一个无名战士,我非常悲痛。

不久之后,进来了一位姓黄的(名字想不起来),他告诉我他是四平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黄福绵、高德生(杲杳)都先后被捕了,也关押在这里。我不认识他,但他似乎知道我。此后我开始学习《夜未央》《门坎》中的同志们在狱中秘密联系的方法,和几个监号的同志建立了联系、对话,相约互不相识。至此,大体上已知道敌特逮捕我们的原因了。我做好了充分准备,应付敌特的再次审讯。

大约四个月以后,松本又突然来提审我,还是问我那些老问题,我仍然坚持已说过的供词。第一次打得轻一些,第二次集中审讯我参加政党情况。这次打得重,灌了凉水,我仍然坚持原供词后,松本突然问我:“刘荣久和你什么关系?”因我已有充分准备,我告诉他刘荣久是我初中同学,多年不见,前年去“新京”考日语等级翻译时见到了老乡,他乡相见,很亲热,我曾和他说过我想不念书了,去关内,但刘荣久以老乡的身份劝我要把工科学到底,不要胡思乱想(这确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内容),以后再也没有见面了。这样松本不再拷打,把我送国监号。王海丰等人为我擦身子的时候告诉我,我的案子快出头了,打得最重的那一次,就是案子快要结束的前夕。自此以后就不再审讯我了。我在日伪奉天警察局被押、审半年多以后,被过渡到伪满奉天高等检察院。

董鸿书,男,汉族,1921年出生。辽宁省开原县(市)人。1938年考入奉天矿工技术院(奉天工业大学),在校期间自发组织反满抗日活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北满执委部85组(地下组织);1941年末被捕;1942年被判为“思想犯”,假释后奔赴祖国内地;“八·一五”光复后,随新四军回东北,在本溪职中做政治教员和学生指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安东(丹东市)中学、安东师范任主任、校长;1954年任辽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合省后先后在本溪任教育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大连师范学校校长,大连师范学院教务长;1960年任辽宁省教育厅高教局长、省教育厅副厅长兼高教局长;粉碎“四人帮”后任辽宁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副部长;1980年任辽宁省高等教育局局长兼任党组书记;1994年离休;2004年2月16日在沈阳逝世,享年83岁。

董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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