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者蘅传(第九章 东北人民政府部长 1951.12—1954.7)

发布:2012-06-27 10:38 阅读:3163 次 【 字体:

第九章东北人民政府部长(1951.12—1954.7)

1951年底,杜者蘅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归来,就任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长,他还没有来得及掸去满身的征尘,便又投入到了一场新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经历“三反”运动

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展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东北地区先走了一步。早在1951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就在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为增产节约500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口号。首先在工业系统,然后在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逐步展开。同时,认真地清理资财,登记家底,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但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简称三害)的严重问题。从9月起,就先后在东北大区和省市一级机关开展了同“三害”的斗争。11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东北地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并系统介绍了东北地区开展这一斗争的经验。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一个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便在全国各地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

杜者蘅参加并领导了农业部的“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他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对机关内开展的“三反”运动,注意掌握领导策略和党的方针政策,注重挽救和教育干部。“三反”运动达到了促进机关干部思想觉悟提高的目地。

1952年8月,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党支部对杜者蘅作出了组织鉴定:一、认真的、积极的安心于农业工作,除一般的抓紧全面工作领导外,对于重点与中心工作,能亲自掌握与深入检查,能及时的发现问题与果断地解决问题。在水利工程、防洪问题,春耕、农场等工作,均能在检查中找出基本问题,并能及时解决之。但有系统的、全面的、有计划的检查总结工作尚不够。二、掌握政策较稳,贯彻的精神较强,在“三反”运动中,对打虎工作掌握的较紧,贯彻较强,能按期完成任务。三、个人意识较少,坚持原则的精神较强,从未计较生活待遇,生活朴素,能以身作则,能坚持制度,有自我牺牲精神,从不畏惧混乱局面与艰险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能亲自动手而且有办法。如这次在朝鲜能完成艰苦困难的后勤任务,不闹无原则纠纷,在研究工作与处理问题时能认真的注意原则问题。四、能接近群众,机关集体生活一般的都能参加,关心机关生活,愿到农村去检查工作,能虚心和干部研究问题,并注意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平时能在某些问题上作报告、讲话,“三反”运动中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很紧,在平时布置任务与检查工作时,均能随时随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五、有时性急,影响充分发扬民主,工作要求较高。六、能认真的抓紧空隙,挤时间进行自我学习,但有计划的有系统的进行理论学习不够,一般的多为片段学习,对党的政策、决议、各种文件均认真及时学习。总之,在农业部工作是有成绩的,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均有进步。基本上是积极工作,是忠实于党的事业。其主要缺点是在工作上,全面的、系统的计划性较差,业务理论与技术知识尚不够,有时方法生硬。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同时还需注意业务理论与技术知识的学习,抓紧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了解情况,研究工作,有计划的重点亲自检查工作,发扬自我批评精神。1953年2月10日,中共北陵机关党委第四总支委员会具体提出了对杜者蘅的审查意见:“基本同意支部鉴定意见,该同志有时对处长级以上干部不够耐心,方式生硬,在‘三反’运动中对贯彻严禁打人的政策不够坚决,因此在东北局关于严禁打人指示发下来以后,农业部机关仍有打人、逼供和体罚事情发生。”

钟爱农业工作

1952年9月,杜者蘅调任东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农业局局长;1953年1月18日,国家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任命,杜者蘅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兼农业部部长。

杜者蘅在注重抓好对东北地区农业的全面工作的领导中,坚持对重点和中心工作亲自掌握,深入检查并及时发现问题和果断地解决问题,如水利工程、春耕生产、农场建设等方面,均在检查中及时发现过问题并果断解决问题

过渡时期总路线发表后,杜者蘅结合东北农业和农村实际工作,深入检查全区农业工作,找出差距与不足。又在各种会议上,给干部群众宣传讲解总路线的内容,帮助提高干部群众的业务素质。在领导东北行政区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杜者蘅坚持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基本指导思想,指导各地建立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对插犋换工组、三大季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等形式都给予了支持和肯定,注重引导合作组织的内容和规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杜者蘅对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在任东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农业局局长期间,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基层的第一手资料,理清了工作思路。在东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第七次行政会议上,杜者蘅作了《关于东北地区1953年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与1954年农业生产的计划纲要》的报告。

杜者蘅在《报告》中指出:(一)1953年东北农业生产总的情况是:自然灾害很多,但主观努力极大。春旱、夏涝、苗荒和相当普遍的虫灾,给予春耕夏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由于各地领导抓得紧。集中力量,及时抢救。并贯彻了增产技术。直到挂锄开始时期,一般农作物仍然长势良好,丰收有望。但到8月中旬以后,由于雨水大量集中,许多江河泛滥成灾,9月下旬,在北部地区又相当普遍的遭受霜冻灾害,以致造成严重减产,未能完成生产计划。全区粮食总产量约近1900万吨(完成计划的85%左右)。但仍超过1950年(丰收年)和1951年(灾情比1953年轻)的实际产量。棉花由于面积减少(计划面积39万垧,实际为26万垧),总产量只达皮棉63000吨(完成计划59%)。各地国营机械农场由于贯彻了东北局《关于加强国营农场工作的决定》,1953年有了显著改进。在1953灾害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仍达到9万吨,超过过去任何一年。一般性的浪费也大大减少,成本亦有降低。1952年29个机械农场只有3个获利,1953年1400个农场中已有9个获利,未获利的农场也均有程度不同的转变。

(二)在1952年农业生产中,各地做了许多工作:1、在1952年冬季农村整党教育的基础上,各地进一步发展与提高了互助合作组织。2、在广大农村中开展了以推广肇源经验为中心的农业技术改革运动,贯彻了技术增产。3.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迅速发展,使1953年的各项技术改革工作获得了重要的保证。4、各地国营农场,根据东北局“关于加强国营农场工作的决定”,经过1953年的整顿,已开始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5、1953年在畜牧工作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成绩。6、入春以来,由于各地深入开展了反官僚主义、反违法乱纪、反强迫命令的斗争,认真组织了对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三大文件的学习,贯彻了把农业生产做为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以及学习肇源县委书记任国栋同志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等,农业生产的领导作风已有所改进。(三、)杜者蘅还尖锐的指出了东北区农业生产工作中存在缺点和错误:1、在改进技术和肇源经验推广工作中,某些地区不结合当地群众经验,机械搬用“等距宽播、开苗保苗、分期追肥”,把生物的肇源经验,弄成了僵死的东西,造成了恶果。2、在农业技术推广站和新式农具推广工作中许多推广站干部还不善于总结当地群众的增产经验,只是零星地做些技术指导,增产效果不显著;有的对新的技术不能很好的掌握运用,机械技术与栽培技术脱节。使用新式农具,推广肇源经验而不和当地农民经验相结合,未能充分发挥新技术的增产作用。而推广站这一新的工作,开始试办时,困难很多,我们缺乏经验,方针任务提的不够明显又未能及时总结经验,帮助各地具体解决问题,则是我们对领导推广站工作的基本缺点。3、目前国营农场在生产经营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某些农场对农业生产必须适应自然规律、经营范围必须适应主观力量的认识不足。经营单一。绝大多数农场单纯经营谷物,使农场的副产物,人力与设备不能充分利用。由于若干技术措施不当,计划不周,资产积压等所造成的损失浪费,仍较严重,经营成本仍高。政治工作仍然薄弱。4、有些同志对认识小农经济与改造小农经济缺乏全面的深刻的理解,产生束手束脚不敢积极前进的现象。而我们领导上则仍然存在着一般化的作风,不善于抓住关键,一个一个地具体解决问题。

1953年10月27日,杜者蘅再次深入到黑龙江省检查、调研工作,在对黑龙江省和平集体农庄进行详细的检查后,向东北人民政府作出了调研报告。以最基层、最翔实、最具体的农业情况来借鉴指导东北的农业工作。

杜者蘅为确保农业丰收,在春耕、夏锄、秋收等时节,都亲下到生产一线检查,以保证不误农时。一年之中都有两个多月时间在农业生产一线。杜者蘅在工作中坚持民主集中制,重要问题都通过党组会讨论研究。有一次党组会研究提拔一名干部,有一名委员因事缺席,会后他征求这名委员意见,因该委员有不同意见,就又一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对原决定做了修改。杜者蘅既坚持原则,又注意加强团结,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特别注意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报告、讲话中,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及时展开。有些只随他下过一、二次乡的干部均反映受益很大。

倾心水利工作

纵横于东北境内的大小78条主要河流,由于反动统治时期年久失修,以致可以为人利用的江河水源,不但不能造福人民,反而带来了很大灾害。自1951年以来为了根绝水患,决定以治本为主的方针,着重开发水利资源和将治水与发电、灌溉、航运等结合起来的现代化水利建设,太子河、浑河等水系的水库建设工程与绕阳河上游等工程开始进行。杜者蘅深知水患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是深重的灾难,所以他倾心于水利工作。

1953年7月14日至23日,杜者蘅亲自去辽西省锦县、黑山、新民、辽中等县,检查了绕阳河、大凌河、辽河等3个河流的主要险工险段(这3个河流是辽西省境内主要的、最易泛滥的河流),之后又连续检查了辽东省浑太两河的防讯工作及水利工程。并向东北人民政府详细作出了《辽西水利主要险工检查报告》。杜者蘅详细指出:辽西省境内主要的堤坝一般说比1952年修筑的好(但距离标准规格相差尚远),防汛工作在辽西省领导上亦甚重视,于7月15日该省召开省政务会议:专门讨论一次防汛工作,并由各县县长组成防汛检查队,当时抽调300余名干部(座谈以后又另抽调学生参加共约千余人)。一般的县区领导上(如锦县、新民)也较抓紧了这一工作。对3个河流的防汛工作基本情况,杜者蘅指出:绕阳河:此河护堤工程,因系该省的治本工程,堤坝修筑的比较坚固,(但如不随时加以检查修检并不可靠),缺点是6个闸门修了1个,还有5个没有完成,有一段河堤身低一公尺,水稍大随时有漫堤的危险,还未加修补(现只是说准备加高),所以绕阳河工程实际是基本上未完成。又因这项工程是由省水利局设计修筑的治本工程,所以该河流域的7个县都存在盲目的认为这堤没有问题,而采取依赖观望的态度,以致对该河的护堤防汛抢险工作,各县多未作准备。同时护堤防汛的宣传动员组织做的也不够,如在该河旧道甄家窝棚,在15里堤坝上只有两个小窝棚,问群众“搭窝棚干啥?”答说:“不知道。”另外台安一带防汛组长不知他的组员是谁,组员不知道谁是他的组长,有些人还不知道他防的那一段。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意见,该河未修成的闸门要加紧修好(今后施工一定河堤与闸门同时竣工。)堤身低处。亦急速加高,不可等待。应马上组成绕阳河防汛统一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领导。大凌河:此河护讯工作,县区领导及群众比较重视,如锦县委及县长及石山区村干部,均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工作,河堤已检查3次,并已组织了防汛队,防汛器材已运至河堤现场,其缺点如金家锁村的险工,新铺堤脚松,雨后泥干紧缩,致使堤脚裂缝,其宽度可以伸进脚面数寸,有的井已塌陷,鼠洞、獾洞、蛤蟆洞等很多(这样情形在辽西很普遍),六道口缺口补修填土太松。旧河堤有些坡面裂缝未经补修,如洪水到来,将有溃决危险,河堤上杂草重生,迄今未割,影响防洪的监视工作。护堤工作也较差,台安桑林区一带40多里仅有两个护堤守望楼。我们意见应立即加紧检查及时补修新旧堤坝,加强防汛准备工作,(及时搬运器材,修筑护堤守望楼)。辽河:此河筑堤防汛工作,新民县作的较好,堤坝修的较强,土牛子(坝上土堆)护堤楼亦多有充分准备。但在辽中县境内一带河堤修的较差,如养土堡区榛子岗的套堤全长2500公尺,下雨后堤项颓秃,雨坡冲成水沟,成为屋顶瓦棱形状,较深者有尺许,并有裂缝塌陷情形,同时因辽中县作了主观估计并作成决定,25日前不能下雨来水,故对抢险器材准备工作甚为松懈。我们意见,即应加紧检查堤坝及时铺修,抓紧防汛准备工作,应立即纠正各种侥幸心理。

杜者蘅对辽西省修堤防讯工作存在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意见:(一)辽西在修堤时,各级领导曾号召“早完早归,多干多得”,结果某些干部群众认为“快就是好,好就是快”,以致使群众产生敷衍糊弄就算完事的心理,有的群众说:“我们恨不能用秫杆支起坝来才好呢!”所以辽西省旧堤普遍是鼠穴、獾洞、蛤蟆洞。新堤则塌陷、裂缝、渗水及坡度不够,不合规格的河堤很多,所以“早完早归,多干多得”,这样号召,需要考虑,当然这个口号前后原委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我们仅根据我们了解程度有这样意见,应该着重明确的指出,强调必须保证坝的质量。(二)绕阳河工程实际并未完成,而与省工程处报告“基本”完成,不论主观上是否想做假报告,而实际即起假的报告作用。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本来不对,而水利总局又未去实际检查,只看书面报告,照报转呈,这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水利工程这一种科学技术,不能含混的报告“基本”完成,应加强“功亏一溃”思想,水利工程实际是差一筐土也不能算作完成的,今后水利工程的报告,不能用“基本”完成字样,应切实说明完成程度(如差几筐土未完成)。所以我们意见:各级水利机关审查水利工程计划及检查竣工,一定要有亲赴现场实际勘察检查的程序,这应定为一个制度,不去实地勘察检查是没有资格批准工程计划与设计方案的,报告不切实,只为“基本”完成者,则认为假报告,以纠正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三)辽西大部干部群众,都认为今年堤坝一般修的比去年较好,而普遍的产生浓厚的靠堤吃饭,有思想太平观念。如绕阳河工程负责人说“那里开口子,这里也不能开。”另外在大部干部群众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饶幸心理,如有些干部与群众毫无根据的说。“今年水不能像去年那样大”“再几天不下雨,天放晴一晒就好了”,“像去年那样的水位,今年保证开不了口。”更严重的如辽中县凭空的估计并作了决定,7月25日以前不会下雨来水。总之在辽西大部干群中缺少千里金堤溃於一穴的高度警惕性和及时的检修思想,辽西省在这方面应该加强及时的思想教育,使之去掉一些不科学不正确有害的思想及各种侥幸心里。(四)由于今年各地普遍的修了堤坝,雨水大部纳入主流,因此今年雨量即或与去年一样的话,河水水位也会比去年高涨,随时有漫堤的可能,这一情况必须充分估计与早做充分准备,同时由于主流各处都修了堤坝,因此内水排出比较困难,所以今年内水也将是严重的,这一情况也应充分估计与早作适当的排水准备工作。

1953年东北地区发生了大洪水。在防汛紧急时期,杜者蘅搬到水利局现场办公,直接领导防汛,深入灾区检查指导工作。

注重全面调研

为了系统准确的掌握东北农业的全面情况,以更好的领导东北区农业的发展,杜者蘅具体安排了对东北农业的总结调研。形成了《东北农业三年来的恢复与发展》一文,在《东北日报》上刊发。

文章指出:(一)东北全境解放、土地改革完成以来,广大农民从封建的生产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虽然是在旧有的耕作基础上,东北农业的恢复却是非常迅速的:目前东北全区恢复和扩大了的耕地面积达330余万垧,总耕地面积已恢复到1943年的水平。粮食总产量在1950年已接近历史最高的年产量。1953年估计可能超过这一水平的15%左右。单位面积(垧)平均产量,1949年为1790市斤,1950年增至2412市斤,超过1943年单位面积产量186市斤,1953年估计为2700市斤。全区有40多个农民和互助组受到中央农业部丰产模范的奖励,黑龙江省绥化民吉村每亩平均产量249斤,比解放前增产34.16%,荣膺丰产村的称号。耕畜总头数已超过1948年376万头的一倍以上。农业生产总值,以1943年为一百指数,1953年估计可达145。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乡互助关系的密切,工业原料作物与土产、副业生产亦有显著提高。以棉花为例,1953年棉田面积较1949年扩大三倍半,棉花产量估计能增加7倍。1943年土产和副产品的价值约等于当年粮棉生产价值的15%,以此15%为基数,1950年的土产副产品增加了一倍,1951年则增加了两倍半。全区农村中有95%的农户经济生活上升了。60%至70%的农户已上升为中农,其中有20%成为富裕中农。农民的生活和购买力,逐年有着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农民购买力1950年较1949年提高33%。(二)东北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与农村经济的普遍上升是因为坚决地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的农业生产政策,城乡互助政策,以“自愿两利”为原则,组织农民合作生产,积极改进技术,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进行了改造大自然的工作。土地改革之后,国家每年均发放了大批的农业贷款,以组织起来的农民为重点,帮助解决种籽、肥料、农具、农药及耕畜问题;各地农具站、技术指导站、供销合作社,亦以互助合作组(社)为主要对象,进行技术指导或和他们订立预购、预销合同。组织起来的农户已达到80%以上,其组织形式,不但逐渐把季节性的小型换工或插犋组提高为3大季节换工以及农副业结合的当年互助组,并有了1000余个较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6个集体农庄。在每一年生产中,劳动互助组织都在增施粪肥、增选籽种、精耕细作、防治灾害、推行各方面农业技术改造及提高产量增加生产以支援国家建设。施肥面积逐年增加,1949年达耕地面积的45%,1950年达50%,1951年达60%,1952达65%。每垧施肥量较以前增加一倍;同时粪肥质量亦有改进。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供应的化学肥料也增加了,如1951年用硫安肥料17000吨,1952年达5万吨。1953年挂助时期,全区又掀起群众性的积肥运动,准备1954年增加二分之一施肥量。推广作物良种工作,几年来已把各地试验场和农家保留的一部份良种如满仓金大豆、克华小麦、弥荣水稻及关农一号棉籽等进行推广繁殖,至1952年推广各种优良品种的面积已达200万垧。特别是为了不断地发现新品种与繁殖推广良种,1951年便有计划地在19个县内进行了村、区、县三级评选良种工作,1952年在42个县内广泛展开良种评选工作。为了进一步使农业生产从原始的工具与原始的耕作法中解放出来,1950年即开始进行改革农具的重要工作。目前除在农村已推广了10余万台改良农具外,并已推广了近千套的新式马拉农具,(每套农具可种地80余垧),成立了50余个以新式农具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有3万余垧地利用新式农具实行深耕农作,从根本上改变旧的耕作法。现在各地已有10余个较好的国营农具工厂,每年可制造数十万台新式农具,供群众使用。1953年将实行“重点推广普遍试用”的方针,推广3800套马拉农具。在改进农作技术中,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妇女参加生产的人数,1950年为300万名,1951年达460万名,1953年约达500万名,她们积极地参加了选种、试种、送粪刨槎子、踩格子、扶拉子、灭草、防虫灭虫,以及割庄稼和扶犁杖,赶车等各种劳动,有的并参加了修堤防汛,充分表现了劳动妇女的勤劳精神。1950年党和人民政府决定在西满营造防护林带,其面积约等于东北耕地的一半。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营造基干防护林带,防风林网,河川防护林,固沙林,水源涵养林,总计纯造林面积达100万垧。预计由1951年起10年间完成。现已造林16万垧,成活率在60%--70%。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工作,也像水利治本工程一样,是一个为人民长远利益服务的革命事业。1953年全区共有机械、试验、示范、生产等各种国营农场540余处,其中29个机械农场耕地面积达8万3千垧,有员工2万1千余人,拖拉机543台,康拜因250台,已成为东北农业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进行各项建设事业中,除有计划地教育培养在职干部外,并建立了新型的大规模的农学院2所,农业、农林、水利、机械专科学校4所,水产技术学校1所,各省共有较大型的农业技术学校6所。此外并设一个规模宏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各省亦建设了2至4个农业试验场。

1952年春播时节,针对各地种子消毒王铜数量不足的情况,杜者蘅和有关部门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将所有王铜全部用来做小麦种子消毒,谷子种子推广水洗五遍的办法。为解决高粱黑穗病问题,决定推广用白酒进行高粱种子消毒的办法。1952年4月14日,东北农业部发出了《关于高粱用白酒拌种的通知》,详细提出用白酒消毒的两种消毒法及注意事项。从而保证了东北区的春耕生产,保证了农业的增产增收。

1954年5月27日,杜者蘅任东北人民政府农村工作部第一副部长并代理部长。

1954年8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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