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飞天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回国后，王永志仍在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投入到了中近程火箭的研制工作中。
王永志崭露头角，是在1964年夏。
1964年6月，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中近程火箭任务。当时计算火箭的推力时，发现射程不够，大家考虑是不是多加一点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夏季的戈壁，天气炎热，似乎一切都在燃烧，一只生鸡蛋捂在沙滩里，只要十分钟便能烤熟。一枚代号为“东2”的中近程火箭矗立在大漠中，经受着烈日的燎烤。箭体内温度急剧上升，燃料在气化，在膨胀，火箭贮箱内再也灌不进足够的推进剂。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
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中尉站起来说：“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导弹就会命中目标。”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年轻的新面孔上。在场的专家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能量就不够，你还要往外卸？”于是再也没有人理睬他的建议。这个年轻人就是王永志，他并不就此甘心，他想起了坐镇酒泉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是在临射前，他鼓起勇气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房。当时，钱学森还不太熟悉这个“小字辈”，可听完了王永志的意见，钱学森眼睛一亮，高兴地喊道：“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钱学森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果然，火箭卸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3发导弹，发发命中目标。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几十年后，总装备部领导看望钱学森，钱学森还提起这件事说：“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错，此人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
中国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当时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激动地说：如果说过去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了。正是在这次发射中的这次特殊事件，王永志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引起了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火箭王”的钱学森的注意。王永志不因循守旧，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受到了钱学森的青睐。当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战略火箭的时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王永志院士从60年代起就在钱老直接领导下工作，王永志经常说：“我有过许多老师，惟有钱学森老师指导我一生。”“现在我在处理科研中的问题时，经常会想想钱老是怎样处理的。”还有一件事让王永志终生难忘。那是2002年，钱老过生日，说想见见王永志。走进钱老家门，钱老夫人蒋英就告诉王永志：“别人送来许多生日贺礼，他都挪到一边，只把你送的东西端端正正放在床对面的书架上，老是盯着看。”那是王永志送他的是一尊“神舟”号飞船模型。
千年飞天梦想，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这个梦，钱学森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酝酿了。当“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后，王永志当即打电话向恩师钱学森汇报：“您给我的任务完成了！”钱学森在电话里连声说：“好呀，好呀！我高兴！”是啊，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怎能不让人为之骄傲，为之自豪，为之兴奋呢！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世界，但有外国人评论说：中国是有弹无枪。这枪就是指推力巨大的运载火箭，它可以使弹插上翅膀，威力倍增。1965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了第七机械工业部制订的1965年至1972年运载火箭发展规划。中央专委责成中国科学院负责拟订卫星系列发展规划。中国的洲际运载火箭研制工作列入了重要日程。
王永志在中国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中崭露头角后，接着又在“东5”洲际运载火箭的研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东5”洲际运载火箭研制的严峻时刻，王永志被推上了挑大梁的岗位，任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室主任。从1970年1月投入这项运载火箭攻坚工作起始，王永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妻子王丹阳因林彪“一号指令”，随单位搬迁去了胜利油田，两个孩子只好寄放在研究院一位工人家中。虽然近在咫尺，王永志却连顺道去看一下孩子的时间也没有安排。一次王丹阳回京探亲，打开家门，只见地上厚厚一层灰尘，一走一个脚印。她知道丈夫已经很久没走进家门了。她理解丈夫的艰难。尽管她在胜利油田住的是工棚，屋外下雨屋里滴水，墙上地上到处白毛泛盐碱，为了让丈夫更加专注于事业，她还是咬咬牙把孩子带走了。
1970年12月31日，洲际运载火箭“东5”的二级火箭试车成功。1971年7月1日，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们花了6年心血研制成的中国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终于装上了西去的列车，准备发射试飞。然而在试飞前，又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说，这发弹测试次数太多，机件已经“老”了，是不是就不要发射了。王永志从国家利益考虑认为许多新技术只有在发射和飞行中才能经受考验，暴露问题，加以改进。他对发射成功充满信心。在屠守鄂的支持下，王永志的建议终于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准。
1971年9月8日，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将屠守鄂、粱思礼、王永志等技术专家从第一线现场召回亲自听取汇报。在人民大会堂餐厅里，周总理与几位专家一边共进午餐，一边讯问情况。在此之前，王永志已有两次受到总理召见。第一次是向总理汇报“东5”运载火箭的结构、性能、重量、推力和射程等综合情况。第二次则将运载火箭主要部件摆放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由王永志一一讲解，使总理对实物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一次，总理对测试情况、发射准备情况等讯问得特别详细具体，又问到了美国和苏联研制洲际导弹的情况。王永志都对答如流，而且精确详尽。总理满意地笑了，问王永志：“你今年多大了？”王永志回答：“38岁。”总理接着说，“真年青啊。是留苏的吧？好，没有白去，留过学，对国外的情况了解还是多。”总理又问王永志的籍贯、家庭、学历、工作经历等等，给了他很多鼓励。最后，周恩来总理拍板决定：批准发射，按原计划进行。
然而，好事多磨。初秋本来是戈壁滩最好的天气，碧空万里，正符合火箭飞行实验的要求。谁知老天爷不帮忙，在1971年9月9日，发射的前一天，气象部门报告：由于强冷空气东移，未来3日内天空有低云，不利于发射实验。燃料加注停止了。指挥部紧急研究对策。多数人主张推迟发射，因为多云会使我们得不到试验数据，等于白忙一场。
在凝重的气氛中王永志站了起来。他已经反反复复作了考虑，他说：“正如有的同志所说，‘东5’已经老了，箭体内的主要仪器都已到了它们的寿限。如果推迟发射，便须泄出推进剂，等天气好转再重新加注并要对整个箭体重新测试。这枚本来已处于报废临界线的火箭，根本不可能经受住这样的折腾，也就无望再次组织发射。而要报废一枚巨型火箭，国家的损失太了！对我们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损失了时间，我们将无法弥补！”他又说：“低云，是会给发射带来一定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主要是损失光测数据，而这些可以用外测和遥测来弥补。权衡利弊得失，按时发射应该说是利大于弊！”北京终于认同王永志的意见。“东5”运载火箭如期试飞。
1971年9月10日，就在乌云快要压境的一瞬间，中国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呼啸着直冲云霄，飞向天空，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王永志带来了充分施展才华的良好机遇，强加给他的种种枷锁都消失了，他尽管已不年轻，却仍然精神抖擞，精力似乎比年轻时更加旺盛。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担任了被认为是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主脑的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主任，随后又被任命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这次发射，在设计方法、技术管理、材料和工艺，以及安全措施等方面，都采用了王永志、王丹阳所著的《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一书的内容。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由于王永志对中国第一代运载火箭的研制作出了突出贡献，因而成为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获得者之一。
1986年，王永志走上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五任院长的重要岗位。这一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欧洲阿里雅娜火箭相继发射失利，国际发射市场出现了运载能力短缺。此时，国际上的几大航天公司都在竞相制造更大的卫星，而中国当时的运载火箭仅能发射小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国际竞争的需要。为了争取挤进国际发射市场，就必须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于是，一个早在前苏联求学阶段做毕业设计时便开始蕴育的设想—大推力捆绑结构火箭，又一次出现在他的脑际。王永志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筹划一个大胆的方案———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捆绑4个助推器，形成新型的大推力火箭。他向领导提出了研制“长征二号E捆绑火箭”的详尽建议和总体技术方案，要将火箭的运载能力由原来的2.5吨提高到8.8吨。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长二捆”火箭。
就在“长二捆”火箭还处在建议与方案阶段，1988年11月，中国航天与美国休斯公司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但美方提出，火箭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否则，不仅合同要中止还要罚款100万美元。此时，离合同规定的时间还剩短短18个月。按常规需要4到5年才能完成的工作，王永志领军的中国航天人要在18个月里完成。一些外国同行都认为他“疯”了，在他们看来，“没有3年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时来中国考察的美国一位火箭总设计师不相信地笑着说：“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又吃了鸦片？”时任火箭总师的王德臣自信地说：“不，我们很清醒，18个月后，我请你来看发射！”
1988年11月，在决策的关键时刻，王永志代表火箭研究院立下了“军令状”：一旦决定研制，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火箭树立在发射台上。同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这项任务。
王永志清醒地知道，“一旦完不成合同，中国航天刚刚开拓出来的世界航天市场就前功尽弃。中国航天能不能搭上国际商业发射这班车，成败在此一举”。同时，王永志还有着更长远的打算，中国今后还要发射更大的卫星和飞船，还要探索月球和火星，必须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捆绑式火箭终究是要研制的。无论如何，一定要顶住压力，如期完成研制工作。
此后，王永志领军的中国航天人，没有资金就先贷款，没有技术资料就自己攻关。王永志与总设计师王德臣奋力拼搏，制定出了一系列既能保证火箭质量又能缩短研制周期的对策和措施。整整18个月，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人们形容王永志和他的同事是“没了亲戚，没了朋友，什么都顾不上了”。18个月的时间，仅设计出来的图纸就有44万张。在王永志的带领下，科技人员和工人克服了火箭捆绑技术的所有难题，1990年6月30日，昔日仅仅是3张草图的“长二捆”运载火箭真真切切地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王永志和他的同事们，创造了世界运载火箭研制史上的奇迹。
1990年7月16日9时40分，中国新研制的大推力运载火箭—“长征2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火箭的运载能力从原来的2.5吨达到了9.2吨，中国运载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实现了巨大突破。随后，又成功的把由美国休斯公司研制的澳大利亚“澳赛特B1”通信卫星送入太空。从此，中国火箭不仅进入国际市场，火箭技术也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但王永志为此却消瘦了十几斤。就在这一年，王永志荣获中国航天史上第一次颁发的航天技术重奖。1991年5月，王永志被任命为航空航天部空技委副主任、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和地地火箭系列总设计师，获政府特殊津贴。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长二捆”，就没有中国的载人发射火箭，也就没有神舟飞船。王永志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杰出贡献，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