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侠
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委会委员、民革新疆区委会副主任陈方伯，虽年届84岁高龄，但耳不聋、眼不花，面庞红润，思维敏捷，精神矍铄，仍在为社会主义公益事业尽心竭力。在新疆，已有不少人知道他是个传奇性人物，但中华广大地，对他传奇故事知晓的人甚少。和陈老交往数十年，他那些似乎遥远，但又实实在在的传奇往事，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也一直激励着我......
难忍日寇铁蹄躏
辗转西北觅光明
陈方伯原籍辽宁开原。幼时父亲因保家护院被土匪杀害，其母立志守节，抚养孤儿长大。1934年刚满24岁的陈方伯，读完南开大学化学系，时值“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年，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三千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当他走出南开校园，由天津大口乘日轮经大连回原籍时，看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东北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陈方伯目睹同胞悲惨遭遇，义愤填膺。遂参加其同学栾法章在铁岭开原一带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但到1935年，由于日寇加紧扫荡，该军终因孤立无援而溃散。此时，陈方伯听说新疆盛世才上台主政后，施行了反帝亲苏政策，提出“建设西北，收复东北”的口号。便抱着收复故土的愿望，借国民党南京政府资迁东北抗日军家属去新疆之机，于1935年11月由绥远(今呼和浩特)到了哈密。当时盛世才刚刚登上督办宝座，还能礼贤下士，事必恭亲，深入群众，体察民情。虽也曾以“谋叛”罪名，枪决了几个同盟者，也以“通敌”罪逮捕了东北抗日军几个东北抗日军将领，但人们并未洞察其奸。这主要是盛世才在新疆主政后，发表的政治宣言和提出的主要任务比较进步。他执行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较得人心，也适合变乱后新疆的客观要求。因而得到了国内外进步势力和进步人士的赞同和支持，尤其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陈方伯和盛世才相识在1936年全新疆运动会上。当时，陈方伯担任篮球裁判，盛世才恰好也参加了大会职员篮球赛。经过几场赛事，陈方伯的认真、机敏给盛世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赛后，盛邀陈个别交谈，知道陈方伯愿为教育事业献身的愿望。遂即聘其为新疆省立迪化第一师范学校教师，并加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很快，又调任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盛世才真正看中陈方伯是在1937年6月。因36师师长麻木提在喀什叛变反盛，经围剿后，麻木提虽逃往印度，但麻木提家住吐鲁番三堡，盛世才唯恐吐鲁番人受麻木提影响，再掀事端，遂组织吐鲁番、鄯善、托克迪宣传队，赴吐、鄯、托进行宣传，以揭露和批判麻木提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企图推翻六大政策，建立亲英傀儡政权，分裂祖国统一的阴谋。盛世才点名陈方伯参加由维吾尔、回族，汉族各界人士组成的宣传队，并在出发前，单独接见还一再叮嘱“要谦虚谨慎，虚心求教。切莫骄傲自恃，要提高警惕，注意各方面动态。还可以与当地驻军联系，把情况及时汇报上来”。这次宣传，陈方伯接触了各族知名人士，增长了见识，赢得了宣传队的好评，盛世才更加赏识陈方伯。
1937年10月，年仅27岁的陈方伯，被盛世才任命为新疆呼图壁县县长。人称陈方伯为盛世才的“十小博士”之一。当时，新疆正值贯彻“六大政策”，提倡新作风，反对旧风俗。联共，中共党人的模范带头起到移风易俗的推动作用。随着深入接触社会，陈方伯对新疆政治形势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他一面看到，盛世才的“六大政策”使古老、落后、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新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都有了发展。联共党人和中共党人的到来，使机关、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中共党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影响日益扩大，青年学生好学上进蔚然成风。抗日救国的热情日益高涨。“建设西北，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的吼声，响彻云霄。盛世才也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不但经常到督署各办公室指导工作，和干部促膝谈心，而且亲自到反帝训练班，军官学校，卫士队上课。吐鲁番葡萄熟了，还将吐鲁番送他的葡萄分送给每个干部。在一次军校指导员训练班毕业典礼上，盛世才把年轻的县长陈方伯叫到身旁，大加赞扬，还亲自削梨给陈方伯吃。这使年轻的陈方伯受宠若惊，如何不效忠他的“六大政策”呢！但陈方伯也看到，盛世才随着政权的日益巩固，对苏联的疑心，对中共的戒心愈来愈重。苦于苏联的压力，中共在新疆各民族人民中的影响，在1938年，盛世才一反常态，深居简出。还提出：“六大政策”独立政治集团的口号。他明确宣示：中国有三个政治集团，即国民党政治集团、共产党政治集团和“六大政策”政治集团。他竭尽全力积极培养、提拔“六大政策”集团的干部，选拔忠于“六大政策”的骨干分子。把联共党人加上托派的罪名，诬陷阴谋在新疆暴乱，颠覆“六大政策”把他们陆续送回苏联;又以加强外区、县工作为名，把中共党人纷纷调往区、县。
1939年5月，陈方伯奉调到哈密县接任县长。当他来到迪化见盛世才时，盛告诉他，哈密环境复杂，要倍加努力。果然，盛世才的心腹，省一师校长褚奉明找陈方伯评议时，表扬陈方伯忠于“六大政策”，有工作能力，可以胜任哈密的重要工作。
哈密当时有苏联顾问、教官、专家、医生。等哈密的汽车站、航空站、红八团，都是苏联人主持的机关。而中共原来的行政长、教育局局长、女子学校校长，还有国民党直接派驻哈密的渝哈线驻哈密办事处及所属电台。怪不得盛世才接见陈方伯时，一再告诫“不要耍东北人暴发户的脾气。搞政治要有修养，要学聪明些。有事给我来信，必要时可派人送”。就这样，年轻的陈方伯终于卷入盛世才政治旋涡，他到底还是成了“六大政策”的骨干。
本为盛氏座上客
转瞬沦为阶下囚
随着盛世才政权的日益巩固，他骄横跋扈的狰狞面目日渐暴露。1937年秘密开始的第一次大逮捕给迪化市笼罩上一层乌云。刹时间，大批机关、学校、部队的领导干部，一个个无辜入狱。更使人莫解的是盛世才的一些亲朋好友也相继入狱。这使在哈密任职的陈方伯整日提心吊胆，不知何日大难临头。还好，倒也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
1940年1月，陈方伯被调到新疆省政治干部人员训练班担任班主任。别看这个小小训练班，学员都是来自省城各机关行政区、县级机关以上的干部，个个积极能干，都是“六大政策”的骨干。盛世才自任班长。班上事无巨细，都得向盛世才汇报，稍有疏漏，坐探耳目就会向盛世才报告。1940年“四·一二”前夕，盛世才先逮捕了翻译股股长哈美德和学员邱岱湖。顿时，全班震动，人心惶惶。接着，又逮捕了多年跟随他，并多年备受盛赏识的小同乡、省一师校长褚奉明。此人实在迁腐透顶。身陷囹还对同号的狱友说：“你们要坦白交待，要对盛督办诚恳。”因此，难友送他一个绰号“褚诚恳”。就这样忠于盛世才的骨干，也未幸免于盛的暗算。这更使陈方伯忐忑不安。不料此时，盛世才根本不给担任省教育厅厅长的中共党员孟一鸣打招呼，忽然命陈方伯接任省一师校长。果然，在陈方伯接任校长不久，一位没有通过盛世才，由教育厅直接调来的安老师，被认为是孟一鸣的人，很快遭到逮捕，并惨死狱中就在盛世才一手策划的“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即将宣布前夕，盛世才的五弟盛世骥，来到喀什，召见已调任喀什任行政长的陈方伯。盛世骥见面就埋怨陈方伯“督办说你小子既聪明又能干，就是不踩泥。”陈方伯感到了盛世才对他的不信任。果然，一纸调令，调陈方伯去迪化市任教育厅厅长。但这次奉调返回迪化，却一路无人招待，更无迎送。和去喀什赴任时的“严加保护，妥为招待，并将入境日期报查”的电令等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陈方伯已感到将受牢狱之灾大难临头。
1942年4月4日，陈方伯这个颇为盛世才赏识的年轻精英，终被盛世才亲手投进了他的第四监狱。陈方伯进了监房，同号的狱友顿时哈哈大笑。这个说：“说曹操，曹操到。刚才还议论说陈方伯该进来了，果不出所料。”那个说：“左算右算也该轮到你了。”狱友们摸透了杀人魔王盛世才的捕人规律。经狱友们点拨，陈方伯顿悟，历次所谓“阴谋暴动案”，全是盛世才对付联共、中共、国民党和地方封建势力几方面关系的“杀手铜”。在押犯全是盛世才政权的牺牲品。而这些‘犯人”如中共的毛泽民、陈潭秋、齐国祯，东北军将领郑润成、应占彪等，都被盛世才杀害了。
盛世才杀人毒辣巧妙，往往把人绑住仰卧在床上，用酒将黄表纸泡湿，贴在被处死者的脸上，连续贴上六七张，人就被憋死了这种处决不声不响，不留任何痕迹。“犯人”死后，由狱中呈报一纸报表即了事。在盛世才的刑房墙上，到处贴着盛世才“刑死勿论”的手谕，许多无辜者在这里被严刑拷打，屈打成招，惨遭杀害。就在陈方伯入狱的第二天，从监号墙角缝隙处，得知他的学生王士彦也被关在牢房。陈方伯知道王士彦聪明能干，好学上进。从苏联留学回来后，有相当理论基础。王士彦告诉陈方伯：“陈老师您放心。盛督办不会难为我们的，问题弄清后就会释放。我打算趁此机会写本哲学书。”可陈方伯万万没想到，这样一个20岁刚出头的有为青年，没过十天，竟然被盛世才屠杀。
陈方伯受审的日子到了。先被带到了阴森潮湿的候审室。陈方伯从阴暗的墙壁上，隐约看到满是密密麻麻的字。最醒目的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烈火金刚凭磨炼，暗礁险滩任阻挡”“人生谁能永无死，生死临头犯凿磨，化作厉鬼擒虎豹，无非一念为人民”等诗句。
盛世才对陈方伯的审讯，还属一般。他被捕后，《反帝战线》杂志称陈方伯是阴谋暴动首领之一，但审讯间并未安排他株连更多的人。审讯员富宝连问陈方伯：“生活好吗？”陈方伯说：“无忧无虑，吃得饱睡得着。不再害怕进监狱的门。”
富又问：“你知道为什以要逮捕你吗？”
陈方伯说：“注定要坐班房。我不来能圆场吗？”
富一听勃然大怒：“你陈方伯本来没啥大事，但凭你这态度，吃亏可别怨人。”他下令把陈方伯带走反省。回到监号，看守整整折磨他4天4夜，不让睡觉。到了第5天，富宝连大发雷，下令把陈方伯带到行刑室“坐飞机”。狱吏让陈方伯两臂伸平，绑一根木棍，中间用绳吊起，前脚尖着地。刚开始倒不觉咋样，谁知站了24小时后，已一阵阵昏迷不醒人事了。看守几次用凉水喷醒他，劝他：“招了吧，死了自找。”陈方伯问：“招什么呢！”看守说：“除了造反，还有什么。”陈方伯一想：“好，你向审讯员说，我招供。”于是，在审讯员导演下，经多次修改，总算录好了亲笔口供。最后给陈方伯戴上了托派帽子，再加上阴谋暴动，推翻“六大政策”政权的罪名，还有受姜作周(天津市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被盛世才杀害)拉拢，参加阴谋组织等。陈方伯作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忠于盛世才，而被盛世才冠上托派投进监牢。
狱中生活，吉凶莫测，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在狱中，陈方伯就亲眼看到一位姓孙的骆驼商，有一天，忽然从看守处夺来一把尖刀，大喊大骂：“把你们当官的叫来，老子倒底犯了什么罪？你们想抓谁就抓谁，想押多久就押多久。这成什么世道了？这是哪家的王法？”孙这一喊，狱号一下子紧张起来。不多时，监狱长带着几个看守，一拥而上，将孙捆绑在地，抬到太平间，用大布绑在床上。陈方伯听着这个无辜的骆驼商整整喊了4天4夜，终被活活饿死了。和陈方伯同号的还有一个姓张的司机，有天晚上，他悄悄告诉陈方伯：“我是个司机，有句心里话从未敢向别人说过。去年7月29日晚，我被叫到治安管理处，要我开车去西库监狱。到那里后，他们把我锁到一间黑房子里。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叫我把车往南梁方向开。我将车一直开到柴窝铺北山边。他们叫我下车，背站在离汽车有10米的地方。持抢的士兵站在我身边。警告我，不准回头，回头就枪毙我。我站了很久，心里很害怕，一动也不敢动。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叫我开车往回走。我觉得他们是在荒郊野外，埋那些被他们处死的人。那天，临回家时他们还问我：“看见什么了？”我说：“什么也没看见。”他们说：“你要向任何人透半个字，就小心你的脑袋”这事我从来未向任何人说过。这次我被抓来，觉得和这事有关，你说呢！”陈方伯一听，顿觉毛骨悚然。凭他的政治经验，他感到司机将大难临头。但他仍安慰这位朴实的年轻人：“你千万不要给第二个人讲此事。你是司机，不像我们当官的危险大，进来容易出去难。”司机也说：“怪！我进来快3个月了，怎么不叫我过堂！”陈方伯也觉有点蹊跷。就在他俩密谈两礼拜后的一个午饭后，卫生员走进了司机监号：“张先生，给你打针。”司机说：“我没病，打什么针，我不打。”卫生员说：“都要打，不打不行。”卫生员打针不一会儿，只见司机满头大汗，手捂着心，焦急地喊：“我心疼死了我心疼死了。”陈方伯忙喊卫生员，卫生员没有到，司机已经死了。这时，陈方伯和难友们才明白，刚才是一针毒针。眼睁睁的又一个无辜者惨死在盛世才的魔掌。陈方伯再次体会到“苛政猛于虎”的味道。
1942年6月，陈方伯被盛世才转移到第二监狱。他的隔壁监号，监禁着新疆有名的回族大阿訇马良骏和当时赫赫有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
哈密要冲迎赵丹
孰料冤狱共患难
1936年6月底，赵丹、徐滔、王一、朱合明等一批文化名人，千里迢迢，由抗战时的陪都——重庆，来迪化市路过哈密。当时，赵丹已是闻名中外的影坛明星。他主演的《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恋歌》等著名影片，脍炙人口，颇受观众喜爱。所以，赵丹一进新疆，便受到各民族青年影迷们的热烈欢迎。赵丹一行到哈密时，正值29岁的陈方伯担任哈密县县长。赵丹比陈方伯小4岁，俩人年龄相近。陈方伯虽不擅长电影、戏剧艺术，但也是一个戏剧爱好者。1936年到1937年，陈方伯担任过新疆反帝联合会宣传部戏剧科长，领导过迪化市职业剧团和业余剧团。所以，俩人志趣相同，真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陈方伯急欲从赵丹那里学到一些关于戏剧的知识。赵丹的活泼、风趣、热情坦率和幽默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陈方伯。而赵丹也非常喜欢陈方伯当官不像官，不摆官架子的优点。于是，俩人一起游览哈密的王爷府、九龙树、龙王庙等名胜古迹。一路上赵丹给陈方伯讲抗战形势，影坛轶事。还教陈方伯唱会了《游击队进行曲》。俩人相处十分融洽，简直成了莫逆之交。
哈密当时是新疆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属内陆码头。苏联当时援助的抗日物资，内地运进新疆的日用百货，都由哈密入境。因而，这里市场繁荣，加上盛世才实行的联苏、联共政策，以及苏共和中共党人大批来新疆工作，所以，这里各民族人民抗战热情异常高涨。由内地初来新疆的人，到了哈密，顿感抗日气氛很浓。赵丹一行到了哈密，也被这种气氛感染。赵丹深有感触地对陈方伯说：“干我们这一行，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不行。重庆天天跑警报，哪能安心排戏？新疆政治进步，是抗战的好后方。杜重远先生介绍我们来新疆，就是因为找到一个排戏的环境，想搞出点东西来。即用艺术这个武器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团结人民，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坚定人民的抗战决心。从而达到打击敌人，战胜敌人的目的。”赵丹还对陈方伯说：“我们绝不是逃避抗战而来新疆的。我们的工作是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而努力奋斗。”赵丹到哈密时，恰巧逢“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日来临。陈方伯特意组织了一项群众集会，邀请赵丹一行参加。集会上赵丹等兴致勃勃，精神振奋，不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鼓舞与会者的抗战情绪，而且高唱一支抗战歌曲。赵丹等的精采表演，不但给集会增添了光彩，而且大大激发鼓舞了各民族人民的抗日斗志。
1940年7月，陈方伯调回迪化第三天，就去实验剧团看望赵丹。故友重逢，格外高兴。赵丹把陈方伯领到排练场。那一派肃静、紧张认真而有秩序的工作景象，令陈方伯赞叹不已。赵丹既是导演又是演员。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那怕只是一句台词，有错必究。陈方伯看着赵丹那一丝不苟、极端负责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事后，陈方怕问赵丹：“你那么严肃认真，演员们能接受得了吗？”赵丹说：“棍头出巧匠，不严不成材。”陈方伯想，正是赵丹这种对事业极端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态度，使他在电影艺术上有极深的造诣，从而对我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由于沈雁冰、史枚、高滔、赵丹等文艺界名流来新疆，给新疆文化界带来了春天。他们在新疆成立了新疆文化协会，沈雁冰亲任委员长。该协会以领导各民族化促进会为己任，专门培养各民族文化干部。以赵丹等为骨干的实验话剧团，则受协会直接领导。话剧团上演的《战斗》《佃户》《日出》等，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迪化市话剧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从而使新疆话剧运动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好景不长，随着盛世才的大逮捕，沈雁冰被迫返回关内，赵丹等以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而被捕入狱。赵丹入狱被诬加汉奸、托派、企图颠覆“六大政策”等罪名。由于入狱后不断的逼供行刑，赵丹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当陈方伯被捕后，从第四监狱转到第二监狱时，越丹已被囚禁了整整两年。赵丹闻悉故友陈方伯就关在隔壁监号，他便设法和陈方伯取得联系。但盛世才的监狱戒备森严，刑法残酷，“犯人”之间是绝对隔离的。所以，在狱中互相联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一旦发现，镣铐俱加，鞭打杖责，还要蹲黑号。但热情的赵丹，为了给朋友送消息、传“经验”，硬是周密策划，终于在火炉边了一个有10公分直径的小圆洞。这个小圆洞一下把两个监号连接了起来。从此，他们常坐在洞旁悄悄谈心，还互通有无，馈赠东西。
陈方伯入狱不久，还未受审。赵丹使用传条的方法，向陈方伯介绍了狱中情况。赵丹还教给陈方伯对待看守、审讯员的办法。他告诉陈方伯：“盛世才的看守员、审讯员个个心狠手辣。不但让你皮肉受苦，还在精神上折磨你。‘犯人’在狱中肉体上的痛苦，好像还可忍受，可精神上的折磨实在难熬。他们有计划、有预谋。我们则一无所知，全然蒙在鼓里。他们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挑拨离间，“以夷攻夷”。硬的刑法有百种，软的有小恩小惠，物质拉拢。因此，对这些都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他们周旋，决不能不负责任的乱说，乱供。也不能白白送死。”由于赵丹不断帮助开导，陈方伯不但在受刑时、审讯中有足够的应付能力，也减轻不少痛苦，少吃了不少苦头。
1944年，盛世才垮台被调离新疆。陈方伯、赵丹等一大批幸免屠刀下的“冤犯”被释放出狱。赵丹离别新疆之际，到陈方伯家中欢聚叙情，依依不舍。赵丹劝陈方伯同去上海，搞电影戏剧工作。陈方伯限于个人具体情况，未能成行。但这对相识在祖国边域，又在盛世才监狱中结成莫逆之交的好友友谊长存。
包尔汉二番进绥来
签字起义庆解放
鸦片战争后，新疆广阔大地，封建闭塞，列强侵吞，割据分裂，内患交织，烽烟四起，民众苦不堪言。1944年9月，新疆爆发了伊黎、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经过一年的战斗，民族军解放了三区。只有精河、乌苏几个县城，仍被国民党驻守。到1945年9月初，三区民族军向精河、乌苏发起进攻。一时，迪化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有钱人纷纷逃往关内，迪化市面萧条，局势动荡。当时，任迪化区(今乌鲁木齐市，吐鄯托及昌吉州所辖各县)专员的包尔汉先生，约见陈方伯，说：“绥来(今玛纳斯县)县长李桎虽是黄埔出身，但他从军队到地方，工作陌生，官气大，和群众相处不好，工作很掣肘，现已辞职。我和绥来各界人士磋商，推荐你任绥来县长。大家说，你在景化(今呼图壁县)任县长时工作热情高，作风正派。各界人士都欢迎你去。”陈方伯一听让他去绥来，心砰砰地几乎从嘴里出来。绥来地处前线，局势一直动荡不安。一旦乌苏失守，绥来首当其冲。这不出了盛世才的狼窝，又要进虎口吗？他当即表示不好受命。但扭不过包尔汉苦口婆心相劝。陈方伯又想，包尔汉不也刚从盛世才监狱出来的吗？世上那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和包尔汉是老相识。今日亲自相劝，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啊！遂答应包尔汉，同意在绥来就职。1945年9月初在绥来风雨飘摇之时，他走马上任了。
绥来是新疆最早设置的八大县之一。素有银绥来之称。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气候宜人，人民生活富裕。但此时的绥来，家家关门闭户，十室九空。机关停止办公，学校停止上课，商店停止营业。公路上，难民络绎不绝。由迪化开来的军车，穿越而过。陈方伯上任后，不按部就班坐在县府办公，终日在城里城外转悠，了解民情。他耳闻目睹一边是国民党士兵诅咒军官、军队之间你争我斗、溃不成军的残败情景，一边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真是感慨万千。
就在1946年6月，经过国民党南京代表张治中和伊黎方面代表的共同努力，终于促成《和平条款》的签订。根据《和平条款》的规订，不久在全疆开始了民选县长的工作。同年11月初，新疆省政府派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屈武到绥来，当他与各界接触，得知陈方伯到来一年多时间里，能在动荡的局势中，支撑局面，和绥来各民族人民共患难，一致同意选陈方伯继续担任县长。屈武希望陈方伯参加竞选：“省政府从主席到委员，都希望你参加竞选。绥来县参议员们，也一致赞成投你的票，你还是留下吧！”陈方伯来新疆已有十二载，无日不在思念寡居东北的老母。但经不住屈武一再相劝，陈方伯还是答应了：“既然绥来人民不同意我离开，我愿竟选省参议员。如能当选，作为绥来县代表，就永远和绥来人民分不开了。届时，将老母接来新疆安家落户就是了。结果陈方伯当选为省参议员后，于1947年回到了迪化。
辽沈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相继解放北平，天津，直捣国民党的老巢。眼看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但南京政府为求喘气，妄图东山再起，遂于1949年4月，派以张治中为团长的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共进行谈判。经半月协商，双方拟定国内和平协议书但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和谈宣告失败张治中留在北京，随张治中参加北京和谈的代表顾问屈武(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与刘孟纯(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乘飞机回新疆。屈、刘二人返疆后。即与陶峙岳、包尔汉等酝酿新疆和平解放事宜。4月下旬，张治中从北京发来电报：“……望兄等维持新疆政局的稳定，想吾等见面之日，已为时不远。”刘孟纯立即请来陈方伯等政府委员，看了来电。他说：“国民党不行就是不行，打不过共产党就是打不过共产党。我们要看形势，不认输不行。现在要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维持新疆的稳定，作好起义的准备，争取和平解放新疆。”大家十分赞同刘孟纯的意见。
但是，要达到和平解放新疆的目的，也并非一件易事。在新疆和平起义问题上，无论军队还是政府机关，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以包尔汉为主席的省政府，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一是在经济上与伪中央政府切断联系，不使新疆人民继续遭受纸币毛荒贬值之苦，将国民党中央于五月中旬空运来的一批金元券，原封不动地运了回去。从而稳定了新疆的财政经济;二是派代表团去绥来玛纳斯与三区方面谈判，以避免战争。
1949年7月绥来、景化、昌吉三县人民，纷纷传说三区将进攻迪化，战争即将爆发。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惶惶不安，又准备逃跑，仅绥来驻军就集合大车150辆，以备撤退。包尔汉得知这一情况，认为必须与三区方面联系，避免发生事端，造成更大损失。于是，和刘孟纯商量，立即物色人选，促成双方直接接触，进行谈判，以安慰民心，稳定局面。8月8日，包尔汉主席打电话，叫陈方伯到政府有事相商。
见到陈方伯，包尔汉说：“近几天来，绥来、景化、昌吉民心不稳，百姓纷纷外逃。省政府决定派你和秘书处人事室主任奴斯热提、新疆省保安司令部科长王润三人去绥来与三区方面进行会谈，洽谈维持新疆和平事宜。你是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又作过绥来县长，人熟，情况熟，好工作。代表团由你负责。明天一早出发。”刘孟纯说：“你们先到景化78师师部，带我的信见师长叶成，请他通知绥来驻军227旅旅长朱鸣刚，以协助你们作好过河与三区会晤的一切准备。包尔汉主席有信给绥来新县长乌守阿去，叫他进山向牧民宣布：省政府已派代表团在河西与三区方面谈判。仗是打不起来的。让老百姓不要听信谣言，惊慌失惜，更不要纷纷外逃。”刘孟纯还告诉陈方伯：“此现有新疆社记者龚觉民与你们同行。不称记者，只称随员。”
陈方伯一行先到景化，见了78师师长叶成。叶是浙江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蒋介石的高足，又是胡宗南的心腹。所以，一直官运亨通。谈话间，叶对局势大为感慨：“兵再精，武器再精良，指挥失当，也难取胜。共军团结一心，越战越猛，战争进展十分迅速。我军。却是节节败退。”他大喊：“无能！无能！”已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尽管叶成对国民党已完全丧失信心，但对陈方伯一行，倒也安排的十分周到。当天下午，陈方伯等赶到绥来，拿出给三区民族军的信，请227旅旅长朱鸣刚，派人马上送过河去。当即得到答复，双方定于十日上午十时会晤。
会晤地点在玛斯河西岸临时席棚内。当时正值洪汛时期，河水很大。大桥早被国民党军队烧毁，只有坐马车过河。谈判棚内设置简单，只有长桌一张，桌上摆着茶点。三区方面有代表团团长，民族军副司令员马尔果夫。团员有驻军团长伊敏诺夫和努古索夫。双方互相介绍后陈方伯说：“据传你方有发动军事进攻的迹象。因而，绥来、景化、昌吉三县人民惶惶不安，纷纷准备逃走。为了应付事变，绥来驻军征集大量车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因此，我们代表包尔汉主席和陶岳总司令，向你方保证不动用武力。还严格要求三台河士兵不准无理挑衅。我们希望你方也采取同样措施。”马尔果夫说：“我们完全同意你方意见，一定严格要求士兵不动用武力。”马尔果夫还提示三项要求：“一、我们保证不发动进攻，你们可向省府和人民传达，叫民众安居乐业，不要惊慌外逃;二、把军队征集的马车等运输工具立即发还百姓;三、在我方战士下河饮马或取水时，你方士兵不得挑衅滋事，更不能开枪伤人。”陈方伯等完全答应对方要求。
代表团回到绥来县政府以后，立即召集县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和警察局长等人开会，传达会谈结果。陈方伯特别强调，为了顾全大局，无论何人都得严守协议。无事不得到河边游逛。如有违者即送警察局严惩。并当场宣布发还征集大车等运输工具。代表团还派人到牧区，解除哈萨克族群众疑虑。一场风波遂告平息。代表团回到迪化后，包尔汉主席非常满意。众人一致称赞，陈方伯等受命去绥来，化干戈为玉帛，为新疆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再说新疆前政府和平起义，当时，驻新疆部队主要将领，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副司令赵饧光，参谋长陶晋初，西北行辕秘书长刘孟纯，保安副司令张风仪等，都主张起义，和平解放新疆。但以骑兵军军长马宝祥，78师师长叶成、119旅旅长罗恕人的反起义力量，也不可低估。为此争取下层军官，孤立并排除上层顽固分子，已成为对马、叶、罗部必须认真对待的关键了。
果然，马、叶、罗等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预谋9月21日发动反起义暴动，他们准备先速捕省政府及各界积极起义、领导起义的主要人物。然后，进行抢劫，把部队带到南疆，与当地国民党驻军汇合。陶峙岳，包尔汉闻悉这一关系起义成败的消息后，当即决定：一面由省府秘书长刘孟纯出面，在9月21日晚举行便宴，邀请马、叶、罗赴宴，并请新疆保安副司令张风仪、迪化警备司令陈德法、迪化市市长屈武、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作陪。宴席异常丰盛，拉的时间很长。饭后又拉着马、叶、罗打麻将，致使马、叶、罗离开部队，指挥失灵。一面为了安抚和稳定部队，由社会处长刘永祥率民众团体代表，携带三枚金质纪念章，到骑兵军等部队，秘密向马、叶、罗部赠送。当时，马、叶、罗看到“八·二六”兰州解放，解放军进军大西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眼看起义将领也在部队中做了大量工作，使一度动摇的将校军官个个倾向起义。使自己极端孤立，陷于一筹莫展之境。这时，新疆各民族人民革命情绪高涨，“和平解放新疆”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马、叶、罗只得交出兵权，离开迪化，往南疆取道塔什库尔干，逃出国境。
9月25日，以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为首的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宣布起义，致电党中央，毛主席，与国民党的广州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回到人民怀抱。26日上午，新疆省政府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起义问题。会议由包尔汉主席主持，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长屈武、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建设厅副厅长刘德恩，教育厅副厅长陈方伯等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两项议程：一、讨论通过新疆省政府委员会起义的通电，宣布自即日起，与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归向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二、自宣布起义之日起，各党政机关人员和各民族人民，要切实负责保护一切文卷、档案、保护一切公共财产，维持正常工作，遵守社会秩序。任何人不得损坏消毁文卷、档案，不得破坏盗窃公共财产，不得停止工作，擅离职守，不得危害社会秩序，破坏社会治安。
这是一次新疆历史上不寻常的会议，它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黑暗统治，开辟了新疆的历史新纪元。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参加会议的各位省府委员，在起义的通电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9·26新疆省政府起义通电发出后，新疆宣布成立临时人民政府，陈方伯仍为临时人民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这时陈方伯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但陈方伯的省府委员及兼职都被解除了。1949年12日，陈方伯调任新疆省立迪化第一中学校长。1950年6月，又调任教育厅教育科副科长，并主办迪化市暑期教员训练班。然而，到1951年4月4日，历史再次发生误会。陈方伯以反革命罪，被判处20年徒刑1953年以参加新疆“9·26”和平起义有功，改判有期徒刑10年。
一个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全身心为解放奔走呼号，不怕牺牲个人一切的陈方伯，为什么新疆成立后，被排出新疆政府之外，继而被捕入狱呢！陈方伯起初也是迷惑不解的，一个堂堂正正和平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竟被视为敌人加之以罪。“立功者受奖，立大功者受大奖”的宣言哪里去了！但思之一段时间后，他似乎觉察到，在联合政府中，他曾是个拥护并坚决执行张治中路线的人物。他清楚记得，1947年5月，新疆省参议会议期间，他作为七区参议员的首席代表和参加会议的三区参议员首席代表、围绕新疆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开展过激烈争论。并率领七区方面代表贯彻其主张。所以，在三区看来，陈方伯自然是七区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而当时中共认为三区是革命的，是稳定新疆的可靠力量。为争取新疆民族的绝大多数，而舍弃几个起义人员，来取得地方民族的支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么一想，陈方伯感到顿开茅塞，豁然开朗。他回想自幼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在初中时，就赶上张大帅被炸。“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饱受亡国之苦。好不容易盼到解放，盼到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那我陈方伯不正盼的是这一天吗？这样一想，他好像轻松多了。他下决心按照共产党的劳改政策好好改造。争取立功赎罪，重新做人。1953年3月，由于陈方伯对新疆“9·25”和平起义有贡献，把20年原判改判10年有期徒刑。这次改刑，极大地鼓舞了陈方伯。重新鼓起他生活的勇气。他想：“我今年才43岁，10年刑满才不过53岁，将来照样可以有所作为。”于是，他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水工二团劳动时，以坚强的毅力，努力改造。在西山上打石头，背石板，一人一天要搬运一吨半;在玛纳斯修水库时，推土上坡，他推着独轮车，盘旋在土坝的小道上，连监教人员都说，陈方伯流的汗最多，就这样，整个劳改期间，他每年都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每年都在上千人的劳改奖惩大会上现身说法。以亲身体会，阐明共产党的劳动奖惩政策，他生动的说教，往往使不少劳改听众声泪俱下。他减刑5次，共19个月终于1959年9月，提前释放就业。陈方伯常说，他劳改期间，那样拼命的源泉，完全是出于相信共产党，相信各级党委坚决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主动受奖”的劳改政策。
往昔怨诲全不念
夕阳黄昏更奋蹄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继往开来，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政府给陈方伯彻底落实了政策一废弃原判，宣布无罪，并以起义有功人员对待。陈方伯于1979年被增补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四届委员会委员。1983年后，他连续荣任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监委会委员，民革新疆区委会副主委。
陈方伯自1979年落实政策后，精神振奋，干劲备增。他说：“共产党给我落实政策，在政治上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决不辜负共产党对我的关怀教育，一定要把余生贡献给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事业。”他还说：“中国有句古语，‘士为知己者死’。共产党对我以诚相待，我也要为四化献出余生。”
陈方伯一向说到做到。在全国人民奋力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时候，他首先想到了办学。办学是他当年的宿愿。早在1948年他任教育厅厅长时，就曾与人商议过办学之事，后因时局发生巨变，这一宿愿一直未了。而今天办学，则可帮助国家解决部分高中毕业生待业问题，是件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有利于祖国四化建设的好事。于是，他和几位年逾古稀的新疆政协委员们一起，向社会各界发起筹建一所集资合办的社会公益学校的倡议。倡议一发出，即受到解放军驻乌鲁木齐部队、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有关机关及社会各方面的赞助和支持。于是计划建立“乌鲁木齐联合职业专科学校”，从1980年8月起开始筹备。当时，学校一无校址、二无资金，怎么办？陈方伯和几老一起，不顾年迈身弱，四处奔波，联集资单位。果然，解放军驻乌鲁木齐部队首先积极响应，随即部队8个单位和地方18个单位都鼎力相助，学校的董事会成立了。大家一致推举有丰富办学经验的陈方伯担任校董事会常务董事，兼任副校长，专管教学工作。陈方伯挑起这副重担，劲头更足了。他常常和董事们一干就到半夜，废寝忘食。不少人看到这帮卖命老头，曾说这帮人是一伙“傻瓜”。是啊！就是这样一伙“老傻瓜”，为了孩子，为了祖国边疆的繁荣昌盛，心甘情愿地奔波着。
办学初期，学校虽没有一寸土地，一间教室，但为了能及时开学上课，他们就借用联办单位的礼堂，饭厅、库房、会议室作为教室。在部队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半年的努力，学校终于在1981年4月6日正式开学了。
他们办学的宗旨是：民办公助，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对口推荐，择优录用的原则。学校采取因陋就简，集中管理，分散上课的办法。刚开学，有500名学生被择优录取。按照新疆四化建设急需人才，学校开设了中医、日语、英语、财经等9个专业班。开课以来，教学秩序并然。因为不包分配，择优录用，学生读书空气很浓。学校参加国家自学考试过关率一年比一年高。到1989年已达到75%左右。由于学校办得好，为自治区广开学路，培养人才，开辟了一条新路，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海内外报纸如香港《大公报》等在80年代初都作了详细报道。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1983年，专程从北京来乌市考察，对该校给予很高评价。该校被列为民中央智力投资的重点单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及新疆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都曾到学校检查指导工作，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十年来大中专科及短训班毕业生上万，为新疆四化建设输送了大批具有专业技能、有独立工作能力的高中级建设人才。
如今陈方伯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作为乌鲁木齐联合专科学校的名誉董事长，仍十分关心学校的发展。人们皆知，十年来，他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却为国家输送了上万人才。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已成为新疆自治区坚持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办学方针的好典型。
1991年，陈方伯在全国政协大会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他还被评为新疆自治区捐资助学先进个人，并获得民革新疆自治区委员会“对社会有突出贡献奖”。陈方伯的名字，被收进了中国当代名人录。
春华秋实，人生旅程苦短。每个人在短暂的一生中，都会有沉有浮。谁都会碰到难以预测的波折和磨难，陈方伯老人，不管风吹浪打，不管雨雪风霜，一心为人民，对过去的一切无悔无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