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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在辽宁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发布:2021-11-05 15:35 阅读:5541 次 【 字体:

辛亥革命在辽宁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王意恒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响亮枪声,划破了长空,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熊熊烽火,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滔天浪潮,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揭开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篇章。

在武昌起义前后,辽宁地区的革命党人高举“民主共和”的革命旗帜,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频频发动武装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封建当局的反动统治,为推翻帝制作出了重大贡献,还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火种,使得辽宁地区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战场之一。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历史功绩,弘扬辽宁民众前仆后继、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反思其失败的经验教训,启迪后人。

辽宁自古为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清末的辽宁地区,先后经受甲午、庚子和甲辰三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浩劫,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危机严重。腐朽的地方当局对内加紧盘剥和镇压,对外则奴颜婢膝,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广大民众心中累积着愤懑的情绪,革命的火种慢慢孕育。

早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党人和一些进步人士,如张榕、宁武、张根仁、徐镜心、赵忠鹄及新军中的吴禄贞、蓝天蔚、商震等人就分别在辽宁各地及军队中,从事革命的组织和宣传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成员丁开嶂、朱锡麟等人,更是在兴京(今新宾)一带积极组织建立革命军,这都为发动武装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推进辽宁革命形势的发展,1907年春,中国同盟会总部派司法部检事长宋教仁、评议部评议员吴昆和白逾桓等人到大连,并于同年4月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辽宁乃至东三省的活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自此,革命党人为在辽宁发动武装起义,实现推翻专制、创立民国的总目标,进行了大量艰苦的组织宣传工作。一是努力扩大同盟会辽东支部的组织队伍。当时一些革命党人有了“革命必须有实力,若得实力,非联结军队多数同志,不能见诸实行”的认识,因此不仅在清军第一、二混成协中发展同盟会员,甚至在张作霖的部下中发展革命力量。辽东支部尤其注重在军队中发动下层士兵到队伍中来,扩大革命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同时还联络“马军”。“马军”是一支带有反贪官污吏性质的“绿林”队伍,遍布辽宁地区的穷乡僻壤。革命党人冀图利用其“反抗政府”的意向,发动他们开展武装斗争;二是深入辽宁各地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首先,直接深入文教界、新军里,特别注意到青年学生当中传播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商震、徐镜心等人曾到辽阳、沈阳的中小学,对师生进行宣传教育。吴禄贞、蓝天蔚等在新军中搞启发活动。其次,通过报纸宣传革命,揭露清朝的腐败统治。然后,编写、演出救国内容的话剧和推销爱国书籍。通过革命宣传激发辽宁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对封建统治者的义愤,为群众举行抗捐抗税和罢工斗争做好思想准备;三是影响和促进群众自发的反清斗争。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对辽宁群众斗争的迅速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907年2月,清廷假借新政之名,巧立名目,加紧勒索,并开始在辽东的凤城、岫岩、安东(今丹东)、宽甸一带实行清丈山林荒地。这一措施,不仅使广大农民与清政府的矛盾加剧,就连“富户”也与清政府产生了抵触。抗清丈的领导者—庄河的顾人宜、凤城的鲍化南等人本来是“大粮户”、“富户”,由于他们受活动于大连、凤城、安东一带革命党人的影响,思想激进,又加之同当地统治者的矛盾难解,便毅然组织三万“精悍善战”的民众,阻拦官吏入境清丈,其声势浩大,影响扩大到全省各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被迫急令停止清丈,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同年夏,因为辽阳地方课税过重,革命党商震等人趁势积极组织活动,遂发动了两万余人参加的“辽阳民变”。

1908年以后,辽东支部日益扩大,当庄河联庄会首领顾人宜、顾人敏、顾人邦以及各地群众斗争首领加入同盟会后,群众斗争呈现出新的面貌。营口渔民、宁远(今兴城)乡民举行抗捐斗争,盖平(今盖州)商人进行罢市斗争,铁岭油酒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安东、宽甸、凤城人民掀起抢粮运动,庄河、复州(今瓦房店)一带爆发了潘永忠、高王儒领导的武装起义。

沈阳也接连发生工人罢工、商人罢市、饥民抢粮、群众抗捐、人民抵制日货等斗争。

经过革命党人,特别是同盟会辽东支部主要成员几年来的艰苦努力,到辛亥革命前夕,辽宁地区同盟会成员已达百余人之多,联系的力量多达35,000人,武器装备相对充足,初步形成了一支足以能与清廷反动统治力量相抗衡的革命力量。辽宁地区的革命星火,已渐成燎原之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东北最著名的革命报刊《大中公报》立即将消息传到辽宁,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和全国各地的形势一样,辽宁地区的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武昌起义爆发后,辽宁的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无不奔走相告,欣喜万分。同盟会辽东支部的领导人和骨干张榕、陈干、商震、左雨农、张根仁、徐镜心等人,立即行动起来,分头秘密集会,共谋起义、推动东三省独立事宜。在沈阳的同盟会辽东支部成员,集合于北大营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的司令部开会,酝酿如何发动群众,响应武昌起义。同时,他们还与曾在东北任职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和曾在东北驻防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系,研究如何在北方共同采取行动,互相配合,一举推翻清朝统治。根据磋商的结果,会议决定推举吴禄贞为“关外讨虏大都督”,蓝天蔚为副都督,组织成立关外革命军政府。并推举张榕为奉天都督兼总司令,分别委任宁武、顾人宜、朱霁青、邵兆中、祁耿寰等人为中、南、北、东、西各路革命军司令。随时准备树起革命义旗,发动武装起义。会议决定于11月中旬,在沈阳成立保安会,宣布独立。

关于如何实现辽宁独立的问题,革命党人内部意见是不统一的。大多数人,包括握有军权的张绍曾、蓝天蔚和激进的革命党人张榕等都主张“不流血革命”,而主张使用武力革命的只是极少数人,这其实埋下了革命失败的种子。

11月6日,蓝天蔚和革命党人在北大营再次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如何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事情。由于经验不足,缺乏警惕性,会议内容被蓝天蔚部下营长李鹤祥侦知,并向赵尔巽告了密。以赵尔巽为首的代表清政府利益的顽固派地方统治集团惶惶不可终日。赵尔巽当时正在黑龙江省视察,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赶回沈阳,迅速下令全城戒严,并连夜召集员属,“磋商维持治安一切事宜”。紧接着,他又召见了驻扎在辽宁的军官,对他们训话,责成他们要忠君报国,切勿参与武装革命活动。赵尔巽还严禁各报社传播武昌起义的新闻,并派出侦探到各地刺探、搜集革命党人活动的情报,准备随时派兵镇压。当赵尔巽得知革命党人准备组织奉天保安会、宣布独立时,更加心急如焚。他与地主豪绅势力的代表奉天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和土匪出身受抚后被任命为巡防营统领的张作霖勾结,密谋抢先成立奉天保安会,以缓和革命党人和群众的激昂情绪,乘机篡夺革命的领导权。

11月12日下午,由赵尔巽导演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成立大会在省咨议局召开。张作霖用武力控制会场,强制推举赵尔巽为保安会长,清军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为副会长。“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下设8个部,各部部长均由地主、官僚和立宪派人物担任。张作霖当上了军政部副部长。革命党人只有张榕担当了没有实权的参谋部的副职。营口、凤城、丹东、岫岩、铁岭、新民、锦州等地,也都根据“奉天保安会”简章第九条规定,成立了“以该处现任地方官为分会会长”的保安分会,以控制地方局势。这样,原来革命党人酝酿成立的以推进革命活动为目标的奉天保安会,被官僚豪绅等反动势力抢先一步成立,并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改变了性质,变成了顽固派用来镇压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工具。

“保安会”一成立,就把阻挠、镇压群众运动,维护清朝反动统治作为首要宗旨。首先,“保安会”陆续把张作霖所部的巡防营2500人调进省城,加强反动统治力量,并下令“倘发见暴动之事,则以敌人对待”。各城门派重兵严加防守,以免“匪人”(实即革命党人)混入。赵尔巽还公然下令“:如有悬白旗与武汉相勾连者,当以兵队击之”。

革命党人策划奉天起义不成,与反动派矛盾更趋激化,严酷的现实使张榕等革命党人的头脑越发清醒。鉴于辽宁各地革命力量的分散,为了与“保安会”相对抗,11月17日,张榕、张根仁等人联络辽宁各地力量,成立了以张榕为会长,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为副会长的“奉天联合急进会”。虽然这只是一个松懈的反清联盟,缺乏统一集中的领导,参加人员成分复杂,特别是以袁金铠为代表的一部分地主豪绅也混入其中,使“急进会”内部潜藏着严重的危机。而且,张榕等大多数急进会领导成员还是没有完全放弃以和平手段夺取革命胜利的幻想,意味着其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总的说来“,急进会”的成立,还是标志着辽宁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大发展。

“奉天联合急进会”一成立,就立即开展积极的革命活动,尤其是组织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是最有代表性的活动。会长张榕等人感到在沈阳“敌强我弱”,立即发动武装革命十分困难,决定先在全省其他各地发动起义,待沈阳军队分赴各地讨伐时,再乘虚而入,一举占领沈阳。因此,除张榕等少数人在沈阳活动,掌握中枢工作和敌人动态外,大多数人分别赶赴庄河、复州、营口、海城、辽阳、宁远、铁岭、开原、安东、凤城等地发动军警、组织民军,并于11月末至12月初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以庄河、复州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11月20日,顾人宜率民军向驻扎在李家卧龙的清军巡防队发起进攻,首战告捷,打响了辛亥革命以来东北地区武装起义的第一枪。24日,急进会会员杨大实等人到顾家岭与顾人宜会合,协商斗争方略,加强了起义军的领导力量。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27日,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庄河军政分府”和“中华民国征清满洲第一司令部”,革命军司令部设于临近前线的李家卧龙,顾人宜担任关东第一军司令。同时颁布了革命宣言,申明起义目的是“率同志,举义师,遥应南方革命军,达到建‘新政’,全民皆可‘享自由’”。在革命军的声威下,许多官兵纷纷投诚,也有的军官不愿同胞自相残害,坚决反对与革命军开战。29日,顾人宜率革命军攻打驻于水门子的清军巡防队。革命军作战勇猛异常,大队长顾人邦带头冲入敌军,所向披靡,打得巡防队大败退逃。此战的胜利,不但是对庄河、复州革命的极大鼓舞,也是对凤城、辽阳等地起义军的有力支持。由于革命军起义有着“铲除贪官恶吏,拯民于水火,改良政治,造新国家”的明确目标,颁布了规定军队“到处秋毫不扰”的军律六条,促进了军民团结,取得了群众的热情支持,因此庄复革命斗争节节胜利,使革命军威震辽宁。

面对遍布辽宁各地的武装起义,赵尔巽为首的顽固派采取了“剿杀”和“安抚”并用的两面策略。对离沈阳较近,威胁较大的辽阳等地的起义,他派出大量军队,预以强力镇压;对革命力量较强,距沈阳尚远,且与大连日本“租借地”毗连的庄、复起义,采取了以“抚”为主的政策。赵尔巽一方面派马、步、炮队对庄、复起义军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与之进行谈判。最终顾人宜在辽宁各地革命潮流日趋低落的情况下,不得以改变了斗争策略,接受了赵尔巽赔偿起义所耗的军费一万两白银,在不交出军权的条件下,将民军改编为保护地方的巡防队。这不但保存了革命实力,也为革命军北伐提供了条件。但是顾人宜的妥协策略,在客观上也给革命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因为赵尔巽就可以集中精力讨伐沈阳的革命党人。

赵尔巽为了达到东北地区“无意外之变”,以讨好袁世凯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对革命党采取了更加狠毒的“严剿”手段,尤其是听到11月27日冯国璋军攻陷汉阳,纵兵对民军、群众疯狂屠杀消息后,也开始大肆逮捕、屠杀革命党人。袁世凯于1912年初密令北洋反动将领通电维持“君主立宪”对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时,赵尔巽积极响应。随后于1月23日晚,他派袁金铠伙同张作霖,设毒计在沈阳杀害了对东北革命形势认识不清,失去了革命警惕性的张榕。之后,又有100多人被捕杀,沈阳各处悬挂人头,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白色恐怖笼罩着沈阳,使革命士气严重受挫。各地的武装起义在赵尔巽的重兵剿杀之下也纷纷失败,辽宁独立的目标没有实现。但辽宁地区革命武装起义的此起彼伏,有力地牵制了赵尔巽援救关内的军事力量,支援了关内各省的武装起义。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它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十分关心东三省的革命运动,为了扩大革命成果,任命因在沈阳举事失败而避走上海的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负责领导东北民军的北伐。辽宁地区政局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

蓝天蔚受命在上海筹措军械,招募学生军,率部分北伐军进山东、入辽宁,以清除清政府在关外的残余势力。北伐军的到来威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因此日本对北伐军的行动竭力加以阻挠。1月18日,日军第二舰队司令官要求蓝天蔚不准在山东等中立地带内登陆。蓝天蔚开始抵制,后又采取了妥协办法,答应如派兵在中立地带内登陆时,必事先征求日本同意,在未征得日本同意之前,决不派兵登陆。

1月底,蓝天蔚接到黄兴的“京师今已孤立无援,请贵军赶速依据预定计划,实行进兵北伐”电文后,立即部署“海容”号掩护三艘运军船向辽东半岛花园口出发。于2月1日夜至2日晨,北伐军主力部队在貔子窝、花园口、大孤山一带登陆。蓝天蔚也亲赴大连,坐镇指挥。北伐军得到了当地民众武装力量的配合,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他们发布“免税令”“,将境内一切恶税先行豁免”并裁撤统捐局。又发布示谕和安民告示。

由于日本的干涉,北伐军和庄河当地起义军100多人汇合后,2月3日即向东推进,并在花园口北与清军巡防队发生激战,取得了胜利。4日,又在水门子与清军的战斗中俘虏了巡防队帮统李子锐及管带陈宝珊。6日,北伐军占领瓦房店。10日,攻占庄河,清军败逃。北伐军和民军作战英勇,清军士气低落,革命军屡战屡胜,辽宁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震撼全东北。在北伐军的鼓舞下,辽宁的革命党人又掀起了新的武装斗争。2月16日爆发了铁岭起义,革命党人一度控制了全城。

正当北伐军与民军准备攻占沈阳,夺取吉黑,促使东三省独立之时,清朝末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至此,资产阶级革命派浴血奋战,致力于推翻的清王朝倒台了,全国革命形势大变。

当辽宁革命党人正为清王朝的覆灭兴奋不已,为争取趁势用20天左右的时间攻占沈阳而全力备战之时,2月15日,蓝天蔚接到南京陆军部电报,内容是鉴于“南北对峙已合成一体,无复有滥事残杀之理”,军队“仍驻原地,听候善后指示”的命令。虽然也有人愤激抗议,但北伐军最终还是以“服从军令”而止步了。辽宁革命党人通过不懈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在革命运动疾风暴雨的发展进程中孕育着失败。17日,北伐军一部分退返烟台候编。不久,顾人宜、杨大实等人也陆续退到烟台。随之,关外都督府即撤销。蓝天蔚在袁世凯资助下远赴英国游历去了。后来,袁世凯命他的走卒、军事参议官曲同丰将关外民军改编,把军改编为师,复缩为旅。至此,辽宁地区的革命战火完全熄灭了,革命党人和北伐军为谋求东三省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战斗宣告失败。

此时,顽固守旧的赵尔巽虽然还千方百计地想保住东北这块大清朝的“龙兴之地”,但革命的洪流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挡的。2月18日,他迫不得以正式通令三省“下旗改历”,从这一天起改用民国纪年。他又下令“,今共和宣布,各省一致,是政治革命目的已达”,所有民军及革命团体“应立即解散,各安旧业,”倘不遵命,“则是有意扰乱”,即严行剿办。通过各种手段,将东三省地区的革命党人驱逐出境,从此“东三省革命党绝迹矣”,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也从此失败了,辽宁地区在“共和”的名义下,又重新恢复了封建势力的统治。

武昌起义元勋将领蔡济民先生以“无数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慨叹,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结局。导致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政治上的不成熟,自身存在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既没有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也没有坚强的革命核心力量;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又没有充分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终被极为强大且相互勾结的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了。

尽管这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革命运动,但同样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历史地位不容抹杀。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它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因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便没有五四运动,更没有以后历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几乎都受过辛亥革命风暴的洗礼和激励,这都成为他们投身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起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认识到必须寻找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紧密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时值辛亥革命百年,回顾那段峥嵘岁月,让我们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辛亥革命的珍贵精神遗产,仍然需要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开创中华民族更加光辉的未来。

作者系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摘自《党史纵横》2011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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